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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效平:我们还处在拒绝理性的侏儒状态

2013年10月23日 10:34
来源:凤凰网文化 作者:徐鹏远

戏剧有粗俗和神圣两个源头 大导演太自恋小剧场只粗俗

凤凰网文化:你刚才提到90年代以后,整个中国官方指导出来的戏剧只有正剧。那您怎么看一些纯商业化操作的戏剧,尤其像这种大导演以个人品牌比如任兆华、孟京辉他们,包括许多没有这么强大的导演品牌效应,一些小的剧场做的实验性的话剧?

吕效平:他们是非常有意义的。一切人民个人的作品,只要是人民个人的,所有的这些都是令人肃然起敬的。但是它的问题是什么呢?这里面它有它的缺陷。一个缺陷是他们拒绝考虑行而上的东西。戏剧有两个存在的理由,第一个存在的理由就是粗俗的理由,我们的欲望,我们的性冲动。可以这样讲,只要你能快活起来,一切笑都是无政府主义的,一切笑在本质上都是解构的,所以你只要能让大家笑起来,这都是积极的。但是这只是一个源头,就是粗俗的源头。但是戏剧还有一个源头就是神圣的源头,你讲的所有的这些东西,大家基本上都不做神圣的。就是两个倾向,一个呢我就在粗俗的这块做,我非常高度地评价他们的积极意义,但是他们不是戏剧的全部。像“开心麻花”卖得非常好的票。像于得水卖得非常好的票,都是革命性的,对于市场建设,我都给予高度评价,但是毕竟他是粗俗的这一块。还有另外一种大导演,大牌呢,大导演大牌做的戏他不要人看,你说哪一个大导演做的戏是可以有非常好的票房呢?他太自恋了,就是表达他自己的这样一些,没有人看他的。这两者有他自己根本的缺陷。我甚至可以讲,官方戏剧对他们大放一马,甚至跟他们合谋,给他们很多钱。因为官方戏剧在这里保持一种骄傲,我们有这样一种分工,一种虚假的分工,就是你是做粗俗的,我是做高雅的。其实这是一种虚伪的艺术。它就不是艺术。人家粗俗的是艺术,你就不是艺术。那么真正神圣的这一块,高雅的这一块没人做。

《蒋公的面子》剧照

“反右”和文革造成了知识分子的精神阉割

凤凰网文化:我们在剧当中看到了两个时代,一个是1943年,一个是文革。但是很多观众,包括我自己在内,感觉好像文革的戏稍弱,而且文革似乎在整部戏当中被作为了一个工具使用。就是什么呢?一个是用三个人在文革当中的回忆来引出故事,同时又用他们三个人在文革当中的记忆的模糊将这个结尾模糊掉,就是让大家并不知道确切的答案,到底谁去了谁没去。实际上文革作为另外一个时代,两个时代、两个政府、两个领袖,还是这三个知识分子,实际上在这两个时代中无论是他们的命运,还是他们在这个大环境下个人的精神状态、意志等等其实都有很大的改变,可以更加深挖地探讨一下两个时代的这种知识分子精神上的变化、命运等等,但是文革好像并没有更多地去处理深挖。

吕效平:文革的部分肯定没有处理好,这里从两个意义上讲。第一个意义这里放文革,它的启蒙的意义就太明显了,诗的意义就淡化了,如果你要做成一个纯艺术的东西,文革放这里是一个非常明显的就是我们现在的精神状态不好。文革放在这里,其实就是讲我们现在的这种精神状态除了有两个原因,一个就是我们当下的生存空间,就是权力占有的资源太多,权力深入到我们日常生活的每一个细节,还有一个原因就是1957年的反右运动、文化大革命运动,实际上造成了知识分子的精神阉割。所以我们这里可以放的有三个时空,一个是当代知识分子的时空,一个是文化大革命的时空,一个是1943年的时空,讲的就是我们当代知识分子的这种时空和1967年的时空其实是一种因果关系。这样就是太浅显,太直白,你要从批判社会的这样一个意义上,从推动改革的这个意义上,从启蒙的这个意义上它是有必要的。但是你要真正做一个更纯粹的更艺术的这样一个东西,我就不要写这个,我就写1943年。实际上我在我们5月份演完以后,我就跟温方伊讲,我说你用一个暑假的时间把这个本子改掉,把文化大革命的部分放弃,完全是1943年,一切都在诗意里面,不要直白地对人说。但是我和编剧两个人的才华加起来都不足以把文化大革命放弃而改成一个更经典的戏。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现在文化大革命放在这里也是可以的,但是文化大革命没有写好。什么叫写好写不好呢?因为1943年有性格,文化大革命1967年没有性格,只有表面的一些东西,没有性格。所以文化大革命没有写好。这个话讲回来,所有的戏剧都是有缺陷的。就是你这戏剧只要有长处,你就可能有另外一个缺陷。非常有可能这个戏将会是文化大革命这部分是永远伴随有缺陷的。你像《雷雨》这个戏,《雷雨》没有缺陷吗?那么多的巧合,所有的都是编造的嘛,所以他必须做一个更好的像《北京人》这种戏。所有的戏都有与生俱来的缺点。文革这场戏就是有这样的缺点。

[责任编辑:徐鹏远] 标签:吕效平 个人主义 当代戏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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