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再复：水浒和三国强化了中国人原有的恶气与鬼气

2015-11-13 第 74 期

导语：适值新文化运动百年，凤凰文化通过任教于香港科技大学的刘剑梅教授，联系到其远在美国科罗拉多的父亲、著名学者刘再复，围绕“启蒙、革命、文学”进行了一次仓促、粗陋而又意犹未尽的独家访问。再复先生对于采访极为认真，不仅拉来了老友李泽厚共同参与，还亲笔致谢采访者并附上自己对于标题的建议。经整理，凤凰文化现将访问内容编辑成系列，连续三天呈现读者。

刘再复，这是一个在一九八零年代“文化热”潮流中熠熠生辉的名字。他以文学研究之笔写下了对于科学、民主、自由的反思：在那个拨乱反正、重提启蒙、激情理想的时代里，他提出“性格组合论”和“文学主体性”，将“人”的概念重新拉回到文学的核心位置，掀起了全社会的大讨论，时至今日他依然认为自己的观点是为了重新赢得人的基本权利，是为了复归中国作家和中国人民被压抑太久的自我、个性和主体性，是为了抵达真实的人性和不可重复、不可替代的艺术个性；而无论是早年研究鲁迅美学思想，还是后来成为国内第一个系统研究高行健的学者，他都是首先对二人身上体现的知识分子独立性表达肯定和赞赏。与那个时期所有灵魂复苏的知识分子们一样，刘再复用自己的勤奋和勇气弥补着“十年无成”的历史缺憾，又凭借着天生的才气和深刻的思索，一跃成为彼时文化界的风云人物。

一九八八年，刘再复受邀成为瑞典文学院邀请参加诺贝尔文学奖颁奖的第一位中国文学学者，这次远行，让他看到了更多，也想到了更多。一年之后，刘再复去国离乡，开始了“漂泊者”的生涯：在美国，他与海外学人余英时、夏志清、李欧梵、王德威等擦出不少友谊和思想的火花；他还游历了二十几个国家，不断丰富着自己的阅历和思索，并将其转化为学术论著、漂流手记、随感散文、通信笔谈各种不拘形式的思想结晶。

一九九五年，刘再复与同样旅居美国的老友李泽厚携手出版长篇对话录《告别革命》。这对叱咤中国八十年代思想史的“双子星”再一次爆发出巨大能量，其“告别革命”的宣言就像一声惊雷炸响了整个华人知识界甚至政治层面。

“告别革命”之后，刘再复又进一步开掘出“返回古典”的文化思路。原本从事现当代文学研究的他，把目光延伸至古典名著：他将《红楼梦》誉为中国文学圣经，不仅把《红楼梦》作为审美对象，更当作生命感悟和精神开掘的对象；他重读《水浒传》与《三国演义》，基于民族人性和国家历史角度展开“双典批判”，意在呼唤至真至善至美的国人心灵和民族文明，他对凤凰文化说：“中国人特别喜欢《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因为有其国民劣根性的基础和民族性‘地气’接上这两部‘经典’，而这两部经典产生之后，又强化了原有的恶气与鬼气。迄今为止，中国已到处都是‘三国中人’和‘水浒中人’。中国教育的目标之一，就是要杜绝中国继续繁衍‘三国中人’与‘水浒中人’，这两种人越少，中国就越文明。”

当然，刘再复也没有放弃对现当代文学的关注。早在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前十多年，刘再复就对其作品做出过高度赞赏，他认为在当代中国作家中没有一个像莫言这样有着强烈的生命的“血气与蒸气”，莫言是“黄土地上的奇迹”。他告诉凤凰文化，在他心中高行健和莫言是当代文学最重要的作家之一、二，他们都冲破“法执”即主义执而进行个人化的写作，能冲破“主义”法执，对于中国作家特别重要。

谈起文学，刘再复总是显得充满感情，他感叹起高行健与莫言时用了“幸福”二字：“他们是很幸福的人，因为他们不仅赢得汉语写作的成功，而且让这种成功改变了中国文学在人类文学史上的地位，也改变了世界文学艺术创作的一些美学形式。”

去国二十余载，刘再复始终不曾停止对中国的观察和思考，就像他始终不曾改变的福建乡音。并且由于“他乡观照”的间离性，刘再复的所思所述都获得了更多的客观性和独到性。如今，已逾古稀的刘再复依然在自己的“象牙之塔”中每天潜心读书、写作和思考，他的笔远未停下。

刘再复与女儿刘剑梅（刘剑梅供图）

（提问：张弘，约访、采写：徐鹏远）

作家具有世俗与本真的双重角色

凤凰文化：您在80年代提出的“主体论”，可谓文学界启蒙的强音并产生了巨大反响。现在回望，您如何看待它所产生的作用？

刘再复：我提出的“文学主体论”所以产生反响，是因为主体论表达了中国作家和中国人民对于个性化写作与个人自由权利的内在要求。中国作家和中国人民被压抑得太久了，他们的自我、个性、主体性在种种口号下——尤其是“革命”名义下——消失了。这需要回归，需要复归，即需要一次复兴。所以在八十年代里，我一直呼唤“诸神归位”，希望五四发现的“个人价值”能重见天光，能重新赢得人的基本权利。

所谓主体，就是区别于动物界的人，人类，它既是个体，又是群体。而所谓主体性，乃是指相对于自然界和客观外在世界的人类本质属性，运用于个人，则是指个人有别于他者也有别于各种群体的存在属性。我提出“文学主体性”，首先是针对覆盖整个文学界的文学党性原则和“文学反映论”这种意识形态原则。但我的论证非常温和，并不公开唱反。我分清了作家的双重角色--世俗角色与本真角色。认为作为世俗角色，作家是党员当然应当具有党性纪律性等，但进入创作时则应当突显本真角色，也就是必须守持文学的个性原则、人性原则，即超越党派视角、世俗视角以及世俗身份而进入充分个人化的创作自由状态。说到底，是强调文学乃是充分个人化的精神活动，不宜受制于党派性、群体性、计划性等功利限定。这种文学主张，分清了世俗之我与文学之我，本是好意，但不被理解和接受。不过，它毕竟树立了一种文学坐标，有益于作家个人的心灵解放，有益于中国人民的个体精神飞扬。

凤凰文化：您所强调的写作自主性现在仍然未能完全实现，而您现在更强调自性，这意味着您在某些地方的妥协和包容，还是思想更成熟的体现？

刘再复：出国后，我又强调文学的自性。使用“自性”概念。这不是妥协，而是更带彻底性。“自性”本是佛教使用的概念。我借用过来，是为了说明文学应与一切他性区分开来，不要受“他性”所束缚。“他性”包括政治性、新闻性、意识形态性等，当然也包括党派性、组织性、计划性等等。这就比“主体性”所辐射的范围更广阔，也更容易理解。总之，“主体性”，属于认识论概念；而“自性”则属于本体论概念。文学就得讲究“心灵本体论”，情感本体论。无论是讲“主体性”还是讲“自性”，其目标都是为了抵达真实的人性和不可重复、不可替代的艺术个性。

高行健与莫言都是再次发现个人的先觉者

凤凰文化：2010年，您接受黄平采访时曾说，鲁迅是最重要的作家，而八十年代出现的作家，至今还是“未完成”。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您对他有很多的肯定。那么，您现在是否认为，莫言是最重要的作家？为什么？

刘再复：八十年代，时间太少，无论是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都带有爆发性，所以也“未完成”，即未能把才华发挥到最充分的地步。我的“文学主体论”就是一个“未完成”。文学批评难免主观。

在我心目中，鲁迅是我国现代文学最重要的作家。而高行健、莫言则是当代文学最重要的作家之一、二，还有另一些最重要的作家，恕不一一列出。我这么说，不是因为高、莫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在他们获奖前，我就这么认定，所以通过各种形式推荐和评论。仅评论高行健，我在他获奖前就写了六篇序跋与文章。莫言获奖之前，我就称他为“黄土地上的奇迹”，而“奇迹”二字是不可以轻易使用的。

高行健与莫言都产生于八十年代，都是再次发现个人的先觉者。从文学创作上说，高、莫都是充分个人化、充分个性化的写作先驱。俩人首先都冲破“法执”即主义执（能冲破“主义”法执，对于中国作家特别重要）。一个揭开“没有主义”的旗帜，一个宣布文学乃是“在上帝的金杯里撒尿”。他们打碎一切束缚思想的教条与罗网，以天马行空的自由状态独自闯出文学创作与艺术创作的全新道路。高行健很了不起，欧洲人只看到他在小说、戏剧、绘画等领域的巨大创造，但还没有看到，他所揭示的诸多人文发现，例如“对于文学而言，真便是善”，“自我的地狱乃是最难冲破的地狱”；“脆弱人乃是最真实的人”；“对立两极中的第三地带乃是最广阔的创造地带”等等，都是发前人之未发的空谷足音，给我以极大的启迪。而莫言的小说用上帝的心灵与魔鬼的手法写尽中国现实社会的病态和人性的百态，他的每一部小说，都是一次精神原子弹的试验，又都是对中国现代史与当代史充分个人化（即文学化）的重新书写。

他的《丰乳肥臀》就是继《红高粱》之后的一部令人惊心动魄的现代史与当代史，史中展示了中国内战和抗日战争的全部辉煌与全部苦难，其主人公上官鲁氏是个超越党派的伟大母亲，她以大地般的母性情怀，接受和抚慰隶属于不同党派的儿女和子弟，舔干他们身上的鲜血与眼泪。这部小说，实际上是充分莫言化的最真实的战争史、革命史、血泪史。莫言创作的长篇小说达11部，每一部都不重复，这不是奇观是什么？高行健与莫言，用不同的方式与不同的风格，把中国当代的书写智慧推向顶峰，然后成为世界文学的两个制高点。他们是很幸福的人，因为他们不仅赢得汉语写作的成功，而且让这种成功改变了中国文学在人类文学史上的地位，也改变了世界文学艺术创作的一些美学形式。

中国是一个充满三国气和水浒气的国家

凤凰文化：这些年来，《红楼梦》研究在您的学术领域占据了重要地位，对于《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您却多有批判，并引来了一些大陆学者的反驳。但现实的情况是，《三国演义》和《水浒传》的读者远远多于《红楼梦》，易中天虽然在百家讲坛讲《品三国》获得巨大成功，但是他也对这种现象颇为不满。您如何看待这一点？

刘再复：我确实打破了“四大文学名著”的笼统说法。从艺术水平上说，《红楼梦》、《西游记》与《水浒传》、《三国演义》均堪称经典。但从精神内涵而言，则存在着天渊之别。《红楼梦》佛光普照，童心洋溢，是好书的极品；而《三国演义》与《水浒传》则是黑暗人性的深渊：其英雄野心勃勃，杀人如麻，但作者给予一代豪杰的面具；其妇女，或被宰割，或被利用，而作者却没有同情的笔触，完全是两部破坏世道人心的坏书。

《红楼梦》作为中国文学圣经，它创造了一个准基督、准释迦的主人公贾宝玉。贾宝玉的“形”是贵族纨绔子弟，类似俄罗斯文学中的“多余人”。而其“神”则是一颗至真至善至美的心灵，他没有世俗人的嫉妒机能，也没有仇恨机能、报复机能、算计机能等。他的心灵超越功名、功利，也超机谋、超世故、超心术。在“做人”时，只考虑如何对待他人，不在乎他人如何对待我。

很可惜，直到现在，《三国演义》和《水浒传》的读者仍然远远超过《红楼梦》的读者。《水浒传》乃是中国农民革命的圣经，它高举的是“造反有理”的大旗。造反并非都无道理，问题在于《水浒传》呈现的是“凡造反使用任何手段都合理”的逻辑。只要是造反，便可滥杀无辜，如武松血洗鸳鸯楼时连小丫鬟、小马夫都杀戮；为了逼朱同上山，李逵在吴用指使下把仅四岁的小衙内砍成两半等。打起“替天行道”的旗号，便可“排头砍去”，便可“烧杀屠城”（如劫卢俊义法场那一幕）。而《三国演义》则是维护皇权正统的圣经，为了维护皇权正统，什么心术、骗术、诡术都可以使，于是，全书成了中国机谋的大全，刘备这个伪善的野心家成了圣人典范，在他身上所体现的三国逻辑便是：谁伪装得最好，谁的成功率就最高。因为刘备代表汉室正统，所以他的心术诡术骗术便天经地义。

中国人的心性在《三国演义》、《水浒传》出现之后，往坏的方向恶性发展，双典中的反人性成了民族的集体无意识。迄今为止，中国已到处都是“三国中人”和“水浒中人”，即善于权术、善于伪装、善于计谋阴谋阳谋之人和动不动使用行为暴力和语言暴力嗜斗嗜杀之人。换句话说，现在到处是充满李逵气、武松气、刘备气的怪人。当年鲁迅先生就说：中国人为什么喜欢《三国演义》与《水浒传》，因为中国本身就是一个充满三国气和水浒气的国家。（原话见“叶紫《丰收》序”）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中国人特别喜欢《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因为有其国民劣根性的基础和民族性“地气”接上这两部“经典”，而这两部经典产生之后，又强化了原有的恶气与鬼气。

《三国演义》、《水浒传》这两部小说的影响，不仅超过《红楼梦》，而且大大超过“五四”之后进入中国的各种流派的思想家著作，包括超过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尼采、康德、黑格尔、萨特、海德格尔、福柯以及别、车、杜等等，其对中国世道人心的破坏力之巨，无他者可比，无他书可比。我曾说，中国教育的目标之一，就是要杜绝中国继续繁衍“三国中人”与“水浒中人”，这两种人越少，中国就越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