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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剑梅:丁玲展示了现代知识分子“自掘心”的过程

2015-9-16   69

导语:刘再复曾是中国名极一时的文学学者,作为他的女儿,刘剑梅也选择了文学当做终身职业。她毕业于北大中文系,后来又在美国和香港继续学习并教授中国文学,多重环境的培养赋予了她更广阔的视角。她曾批评世纪末的中国文学陷入一种个体生存和功名的焦虑,而如今她又发现作家们正在重新回到一种整体的时代性。她观察出香港经济高度发达的节奏造成了文学沙漠,同时香港本地人对于香港文学的阅读非常之少;她也警惕西方学界用理论解读中国文学的研究方法。作为女性学者,她极为关注文学史上的女作家,在她看来萧红和张爱玲比丁玲天才得多,而丁玲则是知识分子在现代社会的一个缩影,体现了一代文人"自掘心"的过程。她研究庄子,并将之作为现当代文学史的线索,深入探究作为知识分子第三空间的消极自由在中国的起落命运。(采访人:徐鹏远)

萧红和张爱玲属于天才型作家 比丁玲天才多了

萧红、张爱玲

凤凰文化:去年和今年,有两位女性作家重新被媒体和大众关注。一位是萧红,因为电影《黄金时代》,一位是丁玲,因为新出版的《丁玲传》。您的著作里说过丁玲,但好像没怎么讲过萧红,能不能谈谈? 

刘剑梅:我在第一本英文书《革命与情爱》中没有写萧红,主要是因为当时我研究左翼作家和革命文学,她严格来讲并不属于左翼作家,虽然她认识鲁迅、胡风等等,很容易被归到左翼作家里头,但仔细读她的作品,我们可以发现她并不主张文学为政治服务,其实不愿意文学只是成为政治的工具。《生死场》就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例子,小说里的那些女性活得这么卑微,很多的压迫不是来自日本人,而是来自她们自己的男人。这就是她重视的东西--女性本身的一种生存状态和人性的复杂。在她的小说中,她其实是不拿文学来承载任何意识形态的,只执着于对人性的探讨和叩问。

我很欣赏萧红和她的文学才华。中国现代女性作家中,张爱玲、萧红、丁玲都是佼佼者,每次我教中国现代文学史,都一定会教这三位女作家和她们的作品。这些女性作家最近重新被媒体和大众关注,虽然有被"消费"的嫌疑,可也是一件好事,让她们的名字和作品传播得更广,而不是被历史埋没。

我看过电影《黄金时代》,觉得很像文学评论家或文学史家拍的电影,试图客观地从不同的角度来表现萧红短暂而不寻常的一生,在当下商业化的时代,能有这样"文学化"的片子已经难能可贵了。不过,正是因为这种纯"客观"的角度,让我们无法深入到萧红深邃的内心世界,比如她在面对爱人萧军有外遇、甚至家暴的时候,有过怎样的失望和痛苦;她因为生活的困境而选择放弃自己的两个婴儿时,有过怎样的内心挣扎;在"革命者"和"文学者"之间,她是如何选择的。我们看到的只是萧红的一些"经历",但是作为一个文学女性天才,她在经历所有这些事情时,一定非常敏感、非常痛苦,可是电影没有深入到她的内心,没有表现出女性更为复杂和矛盾的挣扎,所以还不够有力量。

凤凰文化:是不是也有这么一个问题,这是我的一个揣测。因为您要叙述革命和情爱的关系,女性身体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承载形象,所以您要基于文本当中塑造的人物进行分析,但是萧红小说的一个问题,萧军也曾说过,就是所有的东西写得像散文,所以很难提出一个鲜明的人物来。

刘剑梅:我倒觉得小说写得像散文是一种独特的风格。比如《灵山》就是一部散文体写成的长篇小说,《呼兰河传》恐怕是萧红最好的一部作品了,既是散文也是小说。

萧红是一个非常文学化的女性。你看《黄金时代》里有一幕表现得挺好的,就是在国难当头,萧军选择的是去延安打游击,而她选择的就是文学,她只想要一张桌子,一个安静的环境来写出心中的文学,这种截然不同的选择代表了这对恋人在文学观点上的最大分歧,涉及到他们对文学的不同理解和定义。文学家应该去拯救世界,还是应该回到文学本身?她确实选择对了,要不然她31岁就去世了,就留不下多少作品了。

我觉得萧红和张爱玲都属于天才型的女作家,比丁玲天才多了。她们好像都得到了天意,就是有一种写作的紧迫感。张爱玲在《<传奇>再版序》中说过:"个人即使等得及,时代是仓促的,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有一天我们的文明,不论是升华还是浮华,都要成为过去。如果我最常用的字是"荒凉",那是因为思想背景里有这惘惘的威胁。"你看张爱玲这一生最辉煌的作品都产生在日本占领上海的那几年,后面就慢慢枯萎了。

丁玲展示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自掘心"的过程

丁玲

凤凰文化:今年新出了一套《丁玲传》,据说是迄今为止史料最全的。其实丁玲最值得被讨论的一点就是,她早期和所有左翼知识分子一样都是追求独立、自由、个性,而后他们摆脱小资文化,迅速左转,投身到革命洪流之中。可能初期还存在像您书里头写到的革命性和人性、集体性和个人性之间的冲突。但后来她一方面自己遭受打击,另一方面从各种考量出发打击别人,特别是晚年她反而成了新一代人自由的一个阻碍了,比如批判伤痕文学,鼓励多写光明的积极的作品。这个关系很微妙,所以一个是想问您对丁玲的评价,还有就是对于丁玲这一代走向左翼的知识分子怎么评价?

刘剑梅:我在美国教书时特别喜欢选丁玲来教,因为她的文学创作有几个阶段,这几个阶段就像是中国知识分子在现代社会的一个缩影。早期她创作《莎菲女士日记》时,极有个性,非常大胆地把现代女性的心理和情欲展现出来,很有小资情调,追求女性的个体和自由;三十年代左右她写了"革命加恋爱"的作品,那时我们还能看到个体在选择投身革命之前的犹豫和挣扎;到了延安时期,虽然她已经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可是还保留了非常鲜明的女性主义意识,比如《三八节有感》中她其实在替延安的女性说话,看到了她们的困境,再比如《我在霞村的时候》里丁玲用贞贞的身体讲述的其实是女性主义立场,贞贞的身体不仅被日本人利用,也一样被抗日组织利用;整风以后,她就开始"反省"了,渐渐放弃了自我的立场,以及女性主义的立场,然而即使如此,在得了"斯大林文学奖"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中,我们在黑妮的角色里还是可以看到一点矛盾性;八十年代,她去哥伦比亚大学访问的时候,夏志清先生当时接待她,对她的发言感到特别失望,因为她讲的东西基本上就是党的传声筒,好像完全被洗脑了。

丁玲的文学创作有一个从内心向外转的过程,整个过程逐渐把个体的东西完全献给革命和集体了,自我也就不可避免地消失了。郭沫若同样也经历了这样的一个过程,像冯至、废名,都是如此。 废名的转变特别大,连他的好朋友卞之琳都觉得他转得太快了,转到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的地步了。他原来是写《桥》那样一个空灵状态的作家,完全跟政治保持距离,只在自己的禅状态里思考,他笔下的人物也都是不食人间烟火的。可是到了抗日时期,在他的小说《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中,他开始关心所谓的人民性。到了四九年以后,他更是成了毛泽东的拥护者,唱很多的颂歌,完全抛弃早期超然的姿态,而是走向政治媚俗,拼命地把文学看作是政治的工具,跟他原来富有超越性的作品走的方向完全相反。

王德威老师在《从摩罗到诺贝尔:文学,经典,现代意识》一文中用鲁迅《野草》中的"墓志铭"来描述中国知识分子逐渐丢失自我的过程,也就是一个象征着"自掘心"的过程,把心掘出来自己吞噬下去,然后这个人就变成一个"人造人"--一个被政治意识形态改造的人。

可是大部分知识分子面对时代的大变动是不得不转换的,他们可能用沉默的办法。沈从文更极端,他是抵抗的,1949年以后他其实自杀过,也精神崩溃过,最后根本就不搞文学了,去搞服饰研究,因为他是一个那么富有文学天才的人,他对政治天然抗拒,完全没有办法融入。张爱玲也是,只能走。所以知识分子分好几拨,我的师妹王晓珏教授在她的英文专著中专门研究这一段时期,用断代史的方法,展示大时代转型时期知识分子复杂的心路历程。

说到对丁玲的一个总体评价,我觉得她的文学性不如萧红和张爱玲,她的早期作品就不如那两位女作家的作品优秀,而投入革命之后,更是逐渐把文学变成阐释革命意识形态的工具,就更无法跟张爱玲和萧红相提并论了。

当代文学从私人回到民族国家 但仍立足个体

茅盾文学奖

凤凰文化:读您文学评论的书时,我有个感觉,似乎您对于八十年代中国文坛的先锋写作有一些保留意见?

刘剑梅:其实我跟八十年代中国文坛的先锋作家属于一代人,跟着他们的作品一起成长。刚刚大学毕业时,正是余华、苏童、格非等先锋作家的作品最盛行的时代,我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读到他们的作品,非常激动,因为当时如果我不走学院派的路线,而是选择当作家,我也一样会像他们去积极地进行个体化的语言和形式的实验的。但是后来慢慢就觉得光是在语言和形式上的实验还是不够的,最后文学还得面对人性深层的问题,面对文学与历史、宗教、文化等问题。好在我们的先锋作家后来转型都非常成功,比如余华的《活着》、《许三观卖血记》、《兄弟》,苏童的《河岸》、《黄雀记》,格非的《江南三部曲》等都视野开阔很多。

凤凰文化:《黄雀记》和《江南三部曲》同时获得这一届茅盾文学奖,能简单点评一下吗?

刘剑梅:《黄雀记》我写过一篇评论,我觉得苏童其实描述了一个失魂落魄的时代,而这个失魂落魄的时代就是我们当下的精神写照。他所描写的"魂"有一点回到中国古代魂魄的意味。比如在小说里,魂可以是一缕轻烟,也可以是捆绑人的那个绳索,绳索是魂的一个延伸,当你的魂被那个绳子束缚,那个东西就已经成为我们灵魂的一部分了,象征着经过了革命年代的人,把自己的灵魂都交给了国家改造,被束缚久了以后,反而离不开束缚人的绳索,没有任何渴望自由的自觉意识。

直面当代的小说其实是很难写的,大部分作家都更愿意写历史,而不愿意写嘈杂而模糊不清的当下,几乎所有当代的著名小说家都承认书写正在发生的当下是很难驾驭的,用苏童自己的话来说几乎就是一场悲剧,"悲剧是他要批判现实,却在现实生活中理屈词穷,他要拨开现实生活的层层迷雾,自己却手脚无力,失去了方向感,如何避免这种窘境而又能与现实过手呢,鲁迅先生教过我们:'直面惨淡的人生。'" 最近有几位著名的当代小说家颇具勇气,纷纷尝试正面描写荒诞的现实,如余华的《兄弟》(下)、《第七天》,阎连科的《风雅颂》、《炸裂志》,还有贾平凹的《带灯》,格非的《春尽江南》,刘震云的《我不是潘金莲》等,都从不同的角度用自己独特的文学表现手法再现并且回应了荒诞的现实世界。在这些回应当下的小说中,《黄雀记》找到了一个很好的切入点--我们本来就是一个失魂落魄的时代,而苏童就把握住这个"魂"了。

《江南三部曲》涵盖了整个二十世纪,并延伸到二十一世纪初,既有历史也有当下。前两部写的是历史,格非主要是对中国乌托邦的实践做了一个文学性的反思,我觉得这个反思写得很好。《人面桃花》从晚清乌托邦开始反思,到了《山河入梦》是革命时期与新中国以后的乌托邦反思。这些乌托邦的设计都指向灾难,而灾难的最大原因就是集体的乌托邦把大家的思想统一化了,不重视个人的权利和尊严,不能容纳差异性的思想。

到了第三部《春尽江南》,格非开始写当下了,王德威老师觉得《春尽江南》不如前面两部,我不大同意。我在其中看到了一些庄子的东西,比如那个革命者的后代端午,他到了当下已经成为一个多余人和边缘人了。他八十年代是个诗人,到了当下过时了,被边缘化了,然而他不去追逐这个金钱的大潮,所以他的太太就觉得他百无一用、天天无所事事。这其实是庄子的东西,就是无用论,做一个无用者才能保持自我,不沦为金钱的奴隶,不被外物所役。

《春尽江南》也有对现在中国教育体制的批判,有对最后的精神归宿的寻找,格非最后找到的一个精神依托还是家庭和亲情,比如端午的太太最后得癌症死了,面对死亡和虚无唯一可以与之抗衡的还是家庭,所以结尾是亲情的回归。我们这个时代的乌托邦早就幻灭了,到了异托邦、恶托邦盛行的阶段,容易走向虚无主义或者冷漠,人的心灵无所归依,这是解构主义无法解决的一个问题,因为逻各斯中心都被解构了。面对当下的小说都会写到虚无和荒诞,可是最后那个着陆点到底在哪里,每个作家都在寻找。比如余华的《兄弟》和《第七天》落实到了兄弟和父子间的亲情,格非最后找到的也是亲情。《黄雀记》也在寻找,苏童描写大家都丢掉魂了,可是如何找回这个魂,这个魂究竟是什么呢?这恐怕是当代作家面对荒诞的现实必须提交的答卷。

凤凰文化:《狂欢的女神》出版于2007年,在其中《预言的溃败》一文里,您提到了中国当代作家在二十世纪末的焦虑问题。您说:"他们的世纪末焦虑,不再是民族的焦虑,而是一种个体生存的焦虑和功名的焦虑。"我不知道您写这篇文章的具体时间是哪一年,因为文章结尾没有注明。但大体上是准确的,尤其从199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的确走向了一个"小"的、"私"的、生活化的、个体性的方向。但将近十年过去,新世纪也过去了15年,我们发现好像中国作家又开始回到了一种整体性的、时代性,甚至国家民族层面上的焦虑了。您觉得呢?为什么?

刘剑梅:用李泽厚伯伯讲的"度范畴"来解释会比较清楚,在中国现代文学中个体和集体一直处于冲突的状态,像钟摆一样,在有的历史时期偏向整体性、时代性,有的历史时期偏向个体性、私人性。九十年代中国当作家在集体主义结束时,都关注私人空间、个体精神,以及小资文化,可是走到极致后,就有了阎连科的《受活》的出现,呼吁作家们要像三十年代的现代作家一样,要关注"受苦人"。不过,当代文学不可能回到完全集体性的时代了,即使作家们会注意时代的整体性描述,或是国家民族的整体性描述,但是这个描述还是从个人的感觉和视角出发的。我觉得只有立足于个体,他们的作品才会独特。就像我父亲曾经说过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从不缺乏历史和国家的维度,缺的是像《红楼梦》那样的哲学和宇宙的维度。王国维说的"故《桃花扇》,政治的也,国民的也,历史的也;《红楼梦》,哲学的也,宇宙的也,文学的也,此《红楼梦》之所以大背于吾国人之精神,而其价值亦存乎此。"我父亲晚年沈浸于对《红楼梦》的研究中,就是因为他认为《红楼梦》具有多维空间,既有"国家、社会、历史"的维度,又有"哲学、超验、自然"的维度。

凤凰文化:您的老师王德威很重视中国大陆以外的华语语系文学,这算不算海外学者比较普遍的一个视野?这和国外学界对于中国文学的定义是不是也有关系?

刘剑梅:王德威老师最近几年确实很重视中国大陆以外的华语语系文学,阅读了很多中国文学学者忽视的东南亚作品和海外文学作品。他的阅读量之大,恐怕在北美学界无人能及。在国外学界,确实有许多学者都投入对华语语系文学的研究,已经成为一个风气了,比如北美的学者史书美和石静远都有这方面的英文专著,但是她们更重视"根的政治",也就是华人的身份认同问题,而王老师在"根的政治"之上,还重视"势的诗学",重视这些被忽视的华人文学和海外文学能产生怎样不同反响的审美性和文学性,这样一来,他的研究就超越了"后殖民主义"理论的范畴,还是回到了更广的文学性和人性。

凤凰文化:您这么多年也一直在海外进行教、研,您对中国文学所包含的范畴有没有自己的观点?

刘剑梅:我一直认为,中国的古代文学非常丰富,非常精彩,而现代文学的发展并不理想。当代文学从八十年代之后倒有很大的进步,出现了许多天才作家,值得我们好好研究。

在海外教学,我比较注意强调语境,用中国传统史书的基本概念来表述,就是在分析讲解"传"(人物﹑故事﹑情节﹑文本结构等)时,不忘先讲清" 志"。 除了注意语境外,我当然也重视"史论结合",也鼓励学生以各种角度来阅读中国作品。我的学生常常会用各种西方文学理论来阐释中国小说和电影,或者用女性主义理论来读女作家的作品和男性作家对女性的描写,或者用后殖民主义理论来读鲁迅的改造"国民性"的问题,或者用解构主义理论来读第五代和第六代电影,可以说是五花八门。从接受美学的角度来讲,这确实无可非议,但是我还是常常指导学生不要阐释得过了头,偏离原本历史政治文化的具体语境。其实,我们在美国的学院派的同行们,也会经常犯同样的毛病,拿起一个西方理论家的理论就往中国文学作品上套,也不管这一作品当时生成的特殊的历史场合,往往"言必称拉康﹑德里达",好像没有西方理论来论证其观点就不够有份量,对自己的本土文学传统反而生熟得很。

消极自由是知识分子的第三种空间

刘剑梅

凤凰文化:您的第一部英文著作《革命与情爱》,也是您的博士论文。选择这样一个主题是不是也跟美国的学术环境有关?"革命"、"情爱"、"女性"、"身体",包括内容里经常提到的"现代性""话语",这些都是在西方学界非常流行和好用的关键词。

刘剑梅:我当然受到美国学术环境的影响,也自觉和不自觉地使用西方学界的流行语言。但从2013年以后,我还是尽量摆脱完全生活在西方的概念中。我在写《革命与情爱》的时候,其实那时盛行的是后殖民主义理论,我当时的选题还是无法套上这些理论的。不过我读了研究法国大革命的历史学家Lynn Hunt的著作,发现从性别角度切入非常有意思,所以就从"女性身体"的角度来看革命与性别错综复杂的关系。当时我写这本书的时候,确实非常流行"现代性"话语,可是我觉得这是一种"恋语癖",学者们纷纷谈现代性,但是定义却极其含混,所以在书里提出了质疑。

凤凰文化:您是做现当代文学的,又是西方学术体系里成长起来的。为什么前几年会选择借庄子来谈现当代思想史和中国知识分子呢?

刘剑梅:西方强调"个人" 、"个体",中国强调"关系" 、"人际"。但庄子是例外,他也强调"个体",强调"内心自由",这既可与西方社会挂钩,又与我个人的精神气质相近,所以我选择了庄子,也借此批评现当代文学遗忘了个体自由。

在《论自由》一书中,以赛亚·伯林提出了"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的两个概念。"积极自由"主张的是个体要做自己的主人,掌握自己的命运,而"消极自由"所主张的是个体要求一个不被外界干预和强制的领域。在伯林看来,现代权威常常利用"积极自由",也就是为了所谓更加崇高的利益,比如国家的利益、社会的利益或集体的利益,来牺牲个体的自由。正因为如此,伯林强调保护"消极自由"的重要性,他认为保护个体不被别人阻碍地行动的领域非常重要。柏林的"消极自由"的思想受到约翰o密尔的《论自由》的影响,约翰o密尔曾经说过,社会的暴虐就是不尊重个体的自由空间,让人们几乎没有逃避的办法,奴役到个体的灵魂本身。

虽然伯林的哲学属于政治哲学的范畴,可是跟庄子的哲学也有某些内在相通的地方。消极自由就是知识分子的第三种空间,代表了个体精神。庄子的不为外物所役的主张,其实张扬的就是个体不被外界强制和奴役的自由,庄子的超越是非的齐物论质疑的也是专断的"一元论"。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坚持庄子精神和"消极自由"的这一条线索一直被压抑,所以我在书中等于重新梳理这一条线索--从鲁迅到高行健。高行健就是一个典型的追求消极自由的例子,所以我说他是个现代庄子,但是他的东西又不完全是庄子,因为他又有很多禅宗的东西,所以有一种平常心。再比如,我书中也讲到周作人、林语堂,他们其实很想在文坛里建立第三种空间,脱离非左即右的两级对立思维。

另外,庄子精神就像"镜"与"灯"。作为"镜子",它折射了中国知识分子在不同的历史政治语境下,用不同的西方理论来或赞扬或贬低或批判庄子的心路历程;作为"镜子",它一直照亮中国现当代文学,让受其影响的作品有向内转的趋势,达到文学的自由超越境界。

凤凰文化:刘再复先生说您有老庄气质,您自己认为呢?

刘剑梅:所谓老庄气质,就是个人化气质,重自然、自由、生命,重逍遥的气质。我的确有这种气质,不大在乎人间的功名功利,很多事情我觉得可以顺其自然,我不会很去争这件事情,而向往自由自在。我父亲说我近庄,是因为我不如他那么关怀社会,那么积极展开人生。

陆港冲突难免 香港文化是中国文化分支

《狂欢的女神》

凤凰文化:《狂欢的女神》里还有一篇写香港,那是还称自己是过客。现在应该不算过客了,对香港的感受和认识与那时相比发生什么改变了么?

刘剑梅:写《狂欢的女神》时,只是经过香港,以过客的身份看香港。三年前,我从美国马里兰大学转到香港科技大学,等于"落户"香港,现在是近距离看香港了。

凤凰文化:怎么看这两年的陆港关系?

刘剑梅:一九九七年香港的回归祖国,只是政治上的回归,但文化心理上还没有完全回归。这需要时间,需要有一段时间认识中国深厚的文化,这种文化回归,会有一个历史过程,不能操之过急。目前香港与大陆的体制还很不相同。香港是多元社会,大陆是一元社会,冲突是难免的,近两年来的紧张也反映出这种冲突。很多香港人到现在还处于摇摆状态,而且一些激进的年轻人现在倾向于接受英殖民文化,而不想接受我们中国的文化,这很奇怪。我觉得国家可以更自信一点,越不够自信,香港人就越容易把自己局限在狭隘的二级对立之中。

有些极端的香港人主张把中国文化全盘抛弃,只认同香港文化,问题是香港文化难道不是中国的分支吗?你把中国的历史文化扔了,只认同自己是香港人,这样其实在文化上把自己的根都给抛弃了。

香港文学的本地读者也非常少

凤凰文化:相对于台湾,大陆学者和读者对于香港文学的了解好像要少很多。为什么?您如何评价香港文学在中国文学乃至华文文学中的位置和价值?您在讲到金庸和李碧华时都强调香港的游离性。这是香港作家的普遍意识或者潜意识吗?

刘剑梅:香港文学作品我读得还不够多,还需要补课,只读过刘以鬯、也斯、西西、董启章、黄碧云、金庸、李碧华等作家的作品。

我觉得香港文学的多元性和跨中西方的独特视角是大陆文学中少见的,尤其是香港的游离性,也可称为香港的自由性,特别值得我们讨论。金庸和李碧华都得益于这种游离性。这是香港作家的优势,他们正好是在一个东西文化交界的地方,可以同时体验和享受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从社会政治层面而言,过去大陆比较强调"平等",而香港比较强调"自由"。一旦讲"自由",就不是固定性,而是游离性。这可以说是香港作家的普遍意识和潜意识。比如金庸的小说的男侠,总是游离于正派和反派之间,超越正统的束缚,不拘泥条条框框,集多种文化精华于一身,最后达到一种个体自由的境界。比如李碧华的《霸王别姬》,程蝶衣的性向和感情都很模糊,段小楼最后跑到香港的澡堂里去享受,霸王都不做,宁肯做平庸的人,陈凯歌的电影改编就把这个游离性都去掉了,程蝶衣一定要让他自杀,一定要那种悲剧,跟香港的立场很不同。

大陆不够了解香港文学,其实跟心态有关,我们是否是用平等的姿态去了解香港文学?香港有一些非常优秀的作家,他们独特的思考方式和写作方式非常值得我们去研究。不过,从我在香港短短三年的居住经验来看,香港经济高度发达的节奏确实造成了文化沙漠,可以说从整体上看,香港文化确实是商业性根深蒂固,文学完全被边缘化。我发现香港本地人对于香港文学的阅读也非常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居住空间太狭隘,家里很少人买书了。来跟我上文学课的学生还是大陆背景的比较多,反而香港背景的学生读得非常窄,真正喜欢读的可能还是很通俗的武侠、言情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