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侠女形象：《聂隐娘》“隐”的是什么？

导语：侯孝贤新作《刺客聂隐娘》带火了一部沉寂已久的唐传奇侠义小说《聂隐娘》。在中国古典文学的序列中，《聂隐娘》将怪诞玄异和浓厚人情融合，可以说既继承了魏晋以来玄异志怪小说的传统，又开启了宋元明清侠义叙事的辉煌。聂隐娘是刺客，也是修道之人，是世俗之外的神异人物，而她的魅力却不在法术，而在情义。隐娘之“隐”，是将自己高洁温柔的心隐藏在神异的功法外衣之下，而非身份的隐藏。聂隐娘的故事，本质上是方外之人如何进入世俗、成就正果的故事。自此，后世的女侠形象也大多承担着在乱世杀戮中通过柔情通向“仁”的伦理关怀。

中国文学的玄异传统

侠义小说是中国小说中独有的文类，唐朝是这类小说开始盛行的时代。《太平广记》中记录的“豪侠”类小说共二十五篇，其中二十四篇是唐朝作品。这些作品把武术刻画为“巫术”，并不描写实实在在的搏斗，而是以夸张的斗法来体现某种奇诡莫测的玄妙气息。诸如《昆仑奴》、《车中女子》、《僧侠》等作品里充满了飞檐走壁、刀光剑影。在这个意义上，唐朝的豪侠传奇大多实际上是玄异小说。

这类小说中的代表作就是《聂隐娘》。《聂隐娘》继承的是魏晋以来玄异志怪小说的传统，开启的是宋元明清侠义叙事的辉煌，这一历史地位体现为这部作品对怪诞玄异和浓厚人情的综合。一般来说，“玄异”意味着远离世道伦常，“人情”则排斥着怪力乱神。在《聂隐娘》里，这两者却得到了一种暂时的亲和。中晚唐日益严酷的政治历史环境或许是这种亲和得以发生的重要原因。

能与《聂隐娘》获得同等历史与美学地位的作品是同样发生在非常政治状态——战国时代——的《庄子》。《庄子》是中国历史上“玄异”写作的滥觞之一，以虚构叙事来陈明对当下政治局势的看法。《天下》篇中近乎幻境的人类等级制可以为例：

不离于宗，谓之天人；不离于精，谓之神人；不离于真，谓之至人。以天为宗，以德为本，以道为门，兆于变化，谓之圣人；以仁为恩，以义为理，以礼为行，以乐为和，熏然慈仁，谓之君子；以法为分，以名为表，以参为验，以稽为决，其数一二三四是也，百官以此相齿；以事为常，以衣食为主，蕃息畜藏，老弱孤寡为意，皆有以养，民之理也。

“天人—神人—至人—圣人—君子—百官—人民”的七等划分中，属于“方内”的人间界的是后四等的“圣人—君子—百官—人民”，而前三种不离于“宗、精、真”的，则是属于“方外”。方内之人依然置身于政治文化生活，有伦理纲常的考虑；方外之人则彻底同化于自然的品物流形，以在“真”、“精”、“宗”当中徜徉为乐。后世的修道之人，往往以这种世俗政治生活之外的乐趣为人生目标。

三等高人，内部又有品级差异。庄子笔下的“至人”是这样的：

至人神矣！大泽焚而不能热，河汉沍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飘风振海而不能惊。若然者，乘云气，骑日月，而游乎四海之外。死生无变于己，而况利害之端乎？

《庄子》中还有对“神人”的描述：

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淖约若处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疵疠而年谷熟。

“至人”是不为万物所动的“真”，所以对他的描述全是否定式的“不能”——通过这种“不能”的并称，“至人”的形象得到了纯化，就像丹药一样升华为一种因“无所动”进而保持“永恒”的存在。“神人”则体现为外观的精美细致和躯体中自然流动的节奏，同时还能给万物带来生机。同作为非常之人而乘云气游乎四海，“至人”骑的是日月，是纯粹的天象景观；“神人”骑的则是有生命的飞龙，形貌优美，相比起“至人”显得更加亲和可爱。

唯有对这些瑰奇的上古“方外之人”形象有所体察，才能够理解《聂隐娘》要接续和辩驳的是什么传统，其中所“隐”的又是什么。

刺客与修道

《聂隐娘》的故事，以一位尼姑——典型的“方外之人”——向大将聂锋讨要其女为开端。这个尼姑是一个杀手集团的首脑，同时也是修道之人，她一眼就能看出年方十岁的隐娘并非凡品，而是可以进入“方外”的人物。于是，尼姑不顾隐娘父母的世俗情感，强行带走了他们的女儿。惜墨如金的小说在这里记录下了隐娘父母思念女儿的细致情状：“相对涕泣”。这反映出天性适合修道的隐娘依然有着与人间难以斩断的血缘亲情。这也正是尼姑后来送她回家的原因。

隐娘修道五年后回到家，一开始只说自己是在读经念咒。聂锋逼迫她说实话，隐娘于是把她本该隐藏的故事告诉了父亲。这个故事过于神异，吓坏了聂锋，以至于他之后对自己的女儿充满了恐惧。这就让我们明白了隐娘名字的真意：修道这种事情，永远应当隐藏起来。古代的隐者追求“云深不知处”，并不完全是为了躲避尘世的清净，反而是为了能够让世俗之人安定生活。神异诡怪的修道经历，极有可能刺激、伤害到世俗生活的稳定。

在这个意义上，唐传奇中的“刺客”其实就是修道之人，是世俗之外的神异人物。在其他故事当中，无论“昆仑奴”，还是“红线女”，都是懂得神法的“方外之人”；他们的行为之所以有魅力，不仅在于他们有情有义，还在于他们懂得神通。

隐娘所讲述的故事在世俗之人看来，简直是“神话”：与两位同门成天练习飞檐走壁、杀猿刺虎，还曾斩人首于市而不为人知、脑后开洞藏匕首……最值得注意的就是故事中隐娘的一次刺杀任务失败的原因：刺杀目标正在逗弄小孩，隐娘看那小孩太可爱，不忍动手。尼姑便要求隐娘“断其所爱”，也就是说，尼姑明白隐娘心中始终有着仁爱善良的一面，不得不下猛药，要求她做到绝情弃爱。

隐娘当然没有绝情弃爱。她主动给自己挑选了一个只会磨镜子的少年当老公。等到聂锋死后，她便与老公一起跟随了父亲的上司魏帅。魏帅命令隐娘去刺杀陈许节度使刘悟。刘悟也是一位隐藏在红尘当中的修道之人，算准了隐娘的到来，便命人早去相迎。隐娘夫妻喊出“公神明也”，倒戈跟随刘悟，这或许是因为修道之人知音难寻。

隐娘与魏帅断绝关系，引来先后两个高强刺客的复仇。这里值得注意的就是，这两个早已出神入化的刺客未必是魏帅主动找来的，而可能就是尼姑派来执行家法的两位弟子，也就是隐娘的两个同门，理由在于，隐娘对这二人非常熟悉，同时其中的“妙手空空儿”也是以匕首为武器。

这两个刺客都神异至极。尤其是后来的空空儿，简直进入了庄子笔下的“至人”状态，其身影可以遁入虚空，无人能够把捉：

空空儿之神术，人莫能窥其用，鬼莫得蹑其踪。能从空虚而入冥，善无形而灭影，隐娘之艺，故不能造其境。

隐娘承认自己尚未达到空空儿的道行段位，但她知道这位“至人”品性高傲的特征：“此人如俊鹘，一搏不中，即翩然远逝，耻其不中，才未逾一更，已千里矣。”隐娘就此用计谋帮助刘悟躲过了空空儿的第一击，逃过了一劫。

此后，刘悟地位日隆，隐娘决定与之告别，“自此寻山水，访至人”，临走前还不忘托付自己的丈夫。刘悟日后在军中阵亡时，隐娘还曾往灵柩前恸哭。多年之后，刘悟之子还在蜀栈道上遇见隐娘，惊讶于后者容貌宛若当日。隐娘预言刘悟之子将有祸难。刘悟之子是凡人，无法理解隐娘的神异高明，认为隐娘是来求财的，隐娘的回应是“沉醉而去”。不久后刘悟之子果遭祸患。

女侠的伦理关怀

聂隐娘的故事，本质上是方外之人如何进入世俗、成就正果的故事。隐娘的天赋极高，导致她获得奇遇；隐娘的心肠甚好，则是她能够超越刺客身份、成就更高品位的根本原因。从一开始与双亲、与丈夫的世俗亲缘关系，到后来与刘悟的肝胆相照和对故人之子的扶助，这一系列情感经历都凸显出她与其他修道之人的本质不同——有情。隐娘不忍对小孩子动手，在于她有恻隐之心。如果说空空儿是青年隐娘无法超越的无情至人，那么，经历了长久“访至人”修行后容颜不老的隐娘，或许已经找到了真正的自我，那就是跃升为有慈悲之心、云行雨施的“神人”。

我们再回过头看看这段不朽的形象描写：

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淖约若处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疵疠而年谷熟。

这样的“神人”，或许正是《聂隐娘》作者裴铏脑海中浮现的聂隐娘形象来源。小说中的隐娘骑的是白马，白马就是龙马。隐娘就是骑着龙出场、青春永驻、有情有义的“神人”。“隐娘”之“隐”，不在于将自己刺客的身份隐藏在俗世红尘当中，而在于将自己高洁温柔的“心”隐藏在神异的功法外衣之下。《聂隐娘》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给后世之人贡献了一副不同于过往玄异志怪作品中修道之人的新骨肉，这是一次从“无情”到“有情”、从“至人”到“神人”、从“小乘”到“大乘”、从“罗汉”到“菩萨”的转变。这份“人情”或者说“仁”的精神隐藏在玄异神怪情节的背后，期待着有心人的发现。后世的“女侠”、“女英雄”形象，大多承担着这样一种强烈的伦理关怀。隐娘的女性形象，正是作者为了凸显人情至高的刻意安排——因为只有女性的柔情，才能够在乱世的政治杀戮中找到一条通向“仁”的大道。

侠女的形象在历史上从未消失过，尤其是到了今天，美丽又神异的女子，已经成为了一种时尚追慕的符号。在现代中国电影史上可以看到，胡金铨的《侠女》、张彻的《金燕子》等经典名作，都是在《聂隐娘》奠定的美学基础之上进一步开展出“侠女”形象的魅力的。神异可以通过特效技术做出来，但其中的“隐逸”——方外修道——的内核，则唯有少数叙事者能够参悟。《侠女》中对于山水美景的刻画，《金燕子》里对炽烈情感的表达，都揭示着侠女叙事背后的“修道-情义”叙事框架。这种叙事框架后来在徐克的《东方不败》中以高度浪漫主义的手法得到了充分的展现，追求至高武功、最终却沉浸在“只记今朝笑”当中的东方不败，与“沉醉而去”的聂隐娘一样，都是用浓得化不开的、超脱于此世的至高之“情”教化读者或观众洞悉政治生活的残酷，转而走向“方外”的逍遥。差别在于，《聂隐娘》用不动声息的笔法凸显人情的可贵，《东方不败》中的惊艳铺陈则走向了因情感过度泛滥而不再向芸芸众生隐藏修道可怖性的另一种虚无。

冯庆，《先进》主编，人大文学院博士生，研究中西方文学思想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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