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工作者十日谈》

如果在香港，做文化人要有长袖善舞的公关手腕，那么做媒体的，便要有趋吉避凶的政治触觉。难怪香港的报章、杂志和新闻广播，总是充斥着拒绝实说实话的委婉语。比方说，“妓女”一词正逐渐为香港媒体所弃用，取而代之的是那个表面上不带排斥含义、对这个弱势社群友善得多的“性工作者”。

在一个动辄得咎、讲求平等、尊重少数人权益和对歧视敏感的社会，称妓女为性工作者当然是一种在政治上正确、在公关上安全的做法。事实上，委婉语是人类使用语言过程中的一种普遍现象，既是一种修辞方法，也是一种社交技巧，帮助我们用较为礼貌和含蓄的方法，去提及甚至谈论某些令人不快或尴尬的事情。

问题是传媒和新闻工作者的责任，往往就是要将公众的注意力，集中在一些“令人不快或尴尬的事情”上，使我们对社会的种种不公平和千疮百孔，再不可以自欺欺人地视若无睹。所以记者和新闻机构不但不应该随便，甚至不假思索地使用委婉语，更要小心监察政府和有权有势者对委婉语的使用，以防有任何事实遭到扭曲，或者任何不快或尴尬的事情遭到掩饰。按尼采所言，事物需要一个称谓，否则我们难免对其视而不见。当一种称谓在传媒的广泛使用下变成习惯用语，便会慢慢建立起它的规范权力，将虚假的描绘成真实、扭曲的描绘成常态、荒谬的描绘成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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