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各界心仪的校长人选

他中文与英文都运用自如，而且深谙中国文学，能调和中外，折衷新旧思想的，不作第二人想。

1918年，出生在杭州的美国人司徒雷登在南京度过了他人生中的第42个春秋。自1905年来他在中国传教的成果，不仅让他所隶属的美国南北长老会对他刮目相看，而且也在中国获得了广泛的声誉。

也就在这一年，位于北京的两所教会大学（汇文大学和协和大学）筹划酝酿已久的合并初步达成了一致。司徒雷登大概没有想到，他之后的命运会与这所合并而成的燕京大学紧密相连，甚至可以说是合二为一。然而在当时的另一些人看来，出任这所还是将来时的燕京大学的最合适人选，则已经是非司徒雷登莫属了。

当年美国“学生志愿参加海外传教运动”的领袖罗伯特。史庇尔（RobertE.Speer）认为“司徒雷登深切了解中国，于在华传教人士中对中国青年最具影响力，而且才华与学养出众，思想开朗，中外人士都心仪其人。”因此他判断司徒雷登是燕京大学校长的最佳人选“。基督教青年会国际协会副总干事布鲁克曼（F.S.Brockman）则推荐说:”司徒雷登的才具足以出掌任何教会机构。他出生中国，此为其他同行所望尘莫及。他中文与英文都运用自如，而且深谙中国文学，可称一时无俩。他的心灵也属难得的品质。我相信他举世无仇敌。在未来的大学里能调和中外，折衷新旧思想的，我不作第二人想。“（1）

一项忐忑的受命决定

尽管并非心甘情愿，但是他并不是个畏惧困难的人。

1918年的下半年，美国南北长老会正式向司徒雷登下达了命令，让他去筹办“一所新的综合性大学”。但是司徒雷登本人对于这项任命却并非心甘情愿，在他后来的回忆录中，他说:“……我实在不愿意去。我对金陵神学院的工作十分满意。”（2）他的许多朋友，也认为那是个“无法收拾的烂摊子”，劝他不要去。但是他的一位老朋友哈利。卢斯博士（即美国《时代》周刊创办人享利。卢斯的父亲）却对他表示了支持，但他同时提醒司徒雷登，在应聘之前，应当仔细审查经费方面的问题。

我们可以从一位燕京老教师的回忆中体会哈利。卢斯博士的提醒的深意。包贵思女士（她是冰心先生的老师）在她写于1936年的《司徒雷登博士传略》中回忆:“那时的燕大是一无可取。我们很局促地住在城内，没有教员也没有设备……学生不到百人，教员中只有两位中国人。许多西方教员，不合于大学教授的条件。”更要命的是“常年经费有一半是落空的”。（3）

虽然司徒雷登对于这任命并不情愿，但是他并不是个畏惧困难的人，同时，作为一个出生在中国并对中国有深厚感情的美国人，他认为创建一所新大学，可以更好地服务于中国，而且这个任务跟美国也没有什么冲突。司徒雷登接受了聘请，但同时约定:他不管经费的事情。

一所“分文不名”的大学

五间课室，三排宿舍，一间厨房，一间浴室，一间图书室，一间教员办公室

1919年春天，司徒雷登正式走马上任，出任燕京大学的校长。6月份他到达北京，遭遇了他上任之后的第一次尴尬。那时候，“五四运动”结束不久，但是学生运动依然还是此起彼伏。在6月2日、3日、4日，学生游行示威的活动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潮，前后有一千多名学生遭当局逮捕。按照计划，司徒雷登应于6月8日跟学生们正式见面，算是新校长的就职典礼。不巧的是那一天政府释放了被捕的学生。本来就少得可怜的没有被捕的燕大学生，都满怀热情地跑上大街欢迎英雄们的光荣出狱，谁还顾得上这位上任之初的司徒校长？

这样的尴尬跟司徒雷登即将面对的困难比较起来显得微不足道。虽然一开始曾经约定他不负责经费的问题，但是他一旦坐上校长的位置，这个问题就会来困扰他。在后来他的回忆录里，他回忆道:“当时学校一点现款都没有”。而学校当前的情况却需要更换一个更适合发展的校址。不然燕京没有办法发展。

根据司徒雷登的学生韩迪厚回忆，1919年的秋天，司徒雷登接手的燕京大学是这样的景象:那里有五间课室。一间可容100学生的饭厅，有时用这间大屋子开会，也有时用来讲道。还有三排宿舍，一间厨房，一间浴室，一间图书室，一间教员办公室。另有网球场和篮球场。此外刚弄到手一座两层的厂房，原是德国人建的，可以改作课堂和实验室。（4）怪不得司徒雷登头疼，也怪不得司徒雷登抱怨:“我接受的是一所不仅分文不名，而且似乎是没有人关心的学校。”（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