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他为何忧世伤生

孟子说:“诵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但研究钱钟书的人，很多都关注他的聪明、他的知识和学问。但我觉得，这些都是皮毛之相。只有一个人的思想深度和人格品质，才是他人生高度的决定因素。从晚年他对冯友兰、钱基博的批评看，钱钟书是一个追求真理，不愿意为尊者讳的人，是一个有独立人格的人。据说，文革时期，江青邀请钱钟书参加国宴，钱钟书回绝到:太忙，没时间。

《围城》反应的时代正是抗日战争如火如荼的时代，他写作的时代是国共关系剑拔弩张的时代，但他对这些事件几乎一带而过。钱钟书目光如炬、明察秋毫，可以看见知识分子层层伪装下的私心和丑陋，难道看不见民族存亡的大义？看不见国共纷争的乱象？真如此，他就只能是杨修似的小聪明大糊涂，也绝对活不到20世纪末。老子说，有所为，有所不为，非不为也；有所明，有所不明，非不明也。从钱钟书对女人的调侃来看，他对政治是熟悉的。正因熟悉，所以厌倦，他回避了。他把这一类故事交给了其他喜好它们的作家。

钱钟书在原著序中说，他写作两年里——1944年至1946年间，忧世伤生。按理，那正是抗战从即将胜利转向胜利的时期，应该高兴才对。但是，他却在忧伤。忧伤什么呢？我想，他的忧伤来自于外乱息而内乱将起的乱象，来自于方鸿渐的软弱、高松年的自私等知识分子的劣根性。如果一个好不容易从乱局中出来的人，又面临另一场乱局，并且有影响力的人群无法阻挡。这种痛心，不必亲历就可以想见。

在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读书人一直居于社会的核心，权势的中央，是最有影响力的人群。它们担负制度设计，社会改革的重任，虽然中国的官僚政治也曾将一批像贾雨村似的有理想、有抱负的青年改造成干练、贪酷、不近人情的国家机器。但是，不管如何，一个国家的命运基本掌握在读书人手上。1905年，科举废除之后，知识分子失去了晋升之阶，从权势中央逐渐的边缘化，取而代之的是职业军人和职业政客（参见罗志田《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社会与学术》、应星《社会支配关系与科场场域的变迁》）。

在西方，现代语义上的知识分子——比当时中国的知识分子精神面貌要好的多。譬如俄国知识分子对俄国现实的批判，法国知识分子左拉、雨果为德雷福斯事件的辩护，莫不体现了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参与意识和精神力量。（参见:许纪霖《中国知识分子死亡了吗？》）

反观当时中国的知识分子，方鸿渐的软弱无主，李梅亭的男盗女娼，高松年的厚颜无耻，韩学愈的欺世盗名，种种形状，难以尽数。对于身处其中，又充满使命意识的钱钟书来说，真是情何以堪。也许希望的越多，失望的越大——这正是产生围城现象的心理基础。有时，我也猜想，钱钟书是不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但出生在那样的时代——一个崇奉“不用霹雳手段，怎显菩萨心肠”的时代，是不是有点无奈？有点悲凉？好在他足够的睿智，完整地活完了几乎一个世纪。皆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钱钟书除了嬉笑反讽，又能如何呢？

我想再一次引用老子的一句话——“夫唯不居，是以不去”来结束本文，如果我们不给生活增添更多的幻想，我们的收获中一定会少许多的失望。

摘自:谢浮名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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