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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有操守吗?《围城》在回避政治?
2008年10月06日 09:49 】 【打印

附:邹序明先生的发言稿:

在围城中出进的知识分子

在上个世纪50年代以前,恐怕没有一部作品能够像围城一样深得读书人的喜爱。如果说《边城》是都市人的田园牧歌,《莎菲女士日记》是女人的布尔乔亚梦想的话,那么,我们可以说围城是知识分子的一面镜子。在这个镜子里,每一个读书人都可以找到自己的影子——虽然他们在内心深处难以接受,但无论如何,读书人的种种不堪均汇入了钱钟书的笔端。

我之所以列举上述几部作品,是因为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作者淡化了故事的时代特征,对当时的伟大事件及主流意识形态都保持冷静的回避,从而也使作品完成了一次超越——拒绝宏大叙事,摆脱了延续数千年的“文以载道”的叙说传统。正因如此,上述作品能够曲径通幽,使我们在阅读的时候,有更宽广的审美空间,增添更多的回味与乐趣。

龙应台说,文学作品的价值就是使我们看见不能看见的东西(参见龙应台《百年思索》)。那么围城究竟让我们看到了什么呢?

一、他为我们打开了另一扇门

在围城中,钱钟书引用了外国人对婚姻的说法,结婚仿佛金漆的鸟笼,笼子外面的鸟想住进去,笼内的鸟想飞出来;所以结而离,离而结,没有了局;婚姻是城堡,城外的人想进去,城外的人想出来。但围城中的婚姻并不如此。因为围城说的成立,须取决于两个条件,一是要心甘情愿的进去,二是进去了,又要心甘情愿的出来。少了第一点,这桩婚姻是坑梦拐骗的买卖;少了第二点,则是一个完美得让人羡慕的神话。我想钱钟书的品味和深邃使他不愿意写这样的东西。

钱钟书作为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知识分子.心中充满了一种强烈的知识分子的身份感。这种身份感使他梦想成为先知(启蒙者)或救世英雄。钱钟书对自己周围那些有悖于他心中理想道德的现象难以忍受。于是他要写一本书。他写道:“在这本书里,我想写现代中国某一部分社会、某一类人物。写这类人.我没忘记他们是人类。具有无毛两足动物的基本根性。”所以钱钟书并不仅仅想表达“所有得到的都不是我们需要的”这样一个老套的喜新厌旧的故事。在作品中,钱钟书并没有让方鸿渐进入他想要进入的城堡。我曾经设想如果让方鸿渐在雨中多站一分钟,得以与唐晓芙结合,然后又让他们彼此厌倦而分离,就如张恨水的《金粉世家》,或如池莉的《不谈爱情》那样,这样岂不更能契合围城的主题?但钱钟书太小气,舍不得让唐晓芙这样一个如此优秀的女孩落入“六神不定,输个干干净净”的方鸿渐手中。对方鸿渐与唐晓芙来说,“夫唯不居,是以不去”——本来就没有进去,哪里谈得上出来。方鸿渐没有得到唐晓芙,苏文纨没有得到方鸿渐,赵辛楣没有得到苏文纨。几乎所有的围城并没有形成。哪怕后来方鸿渐与孙柔嘉的婚姻对方来说也不是围城。因为开始方鸿渐并不想进去,后来出来的想法也不坚决——他几乎已经随波逐流、随遇而安了。

可以说,在这个问题上,钱钟书虚晃了一枪。那么,围城在哪里?

二、《围城》中的围城

得不到的东西,也许心中会留下一个美好的念头。但得到了,不过尔尔的失望,最易使人弃之如敝履。这时,围城就形成了。

方鸿渐“在大学里从社会学系转哲学系,最后转入中国文学系毕业”,了欧洲,“既不钞敦煌卷子,又不访《永乐大典》,也不找太平天国文献,更不学蒙古文、西藏文或梵文。四年中倒换了三个大学,伦敦、巴黎、柏林;随便听几门功课,兴趣颇广,心得全无,生活尤其懒散。”留学欧洲的结果,并没有使他感到智慧增益的充实,反而使他感到莫名的空虚和幻灭的悲哀。留学生涯对方鸿渐之流的作用就如出水痘一样,以后遇到留过洋的人就不用怕了。

我觉得,这是围城中的第一个围城。这个围城是否仅仅体现在方鸿渐个人身上呢?不,还有韩学愈之流。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这个围城应该延续到80年代,直至现在。记得我们刚进大学校门的时候,也是满腔热忱、满怀希望、志气高昂的,但最后,我们都干了些什么?睡懒觉、打牌、喝酒、谈恋爱……这一切,不都是方鸿渐干过的吗?所以我读围城的时候,非常佩服钱钟书的远见卓识,他真是一位前知500年后知500年的智者。第二层围城体现在方鸿渐的事业上。方鸿渐作为一名旅欧学生,在教育并不发达的旧中国,应该算得上是人中龙凤了,他的人生旅途也该花团锦簇。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回国后,先是在岳丈的点金银行混日子。后来,恋爱失利,进了三闾大学,又掉进了是非圈子,谣言的摇篮。从三闾大学辞职之后,回到上海,在一家杂志任职,也不得不以辞职告终。出出进进,十足的围城景象。也许有人会说,是方鸿渐的懦弱使他在生活中步步退让。但是,《围城》之所以引起大家的共鸣,是因为生活中永远存在着太多的不堪,让我们难以承受。也许我们比他更加坚强,生活的磨砺使我们成为了强者;也许我们更加无奈,生活把我们逼抵墙角,我们却毫无办法。我们理想破灭时的场景,是不是围城的另一个翻版?

如果我们看过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或者约瑟夫·海勒的《二十二条军规》的话,我们就会明白,围城不只属于那样一个乱象纷呈的时代,不只属于方鸿渐这样的懦夫,也不只属于擅于隐忍退让的中华民族。“围城现象”是现代人生的反映,也是整个人类的一种心理。《围城》揭示了人类所面临的围城困境,具有宽广的哲学意境。方鸿渐的困境既是他个人的,又是中国的,也是全人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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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谢浮名   编辑: 彭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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