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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我就是那个小丑” 真人秀中的评委导师秀

2013年09月13日 10:14
来源:东方早报

电视大片火热上演,大牌巨星酣战不已,一场真人秀,半场导师秀,可是评估2013年前三季度巨资打造的评委席,整体表现可谓良莠不齐,乏善可陈。

评委或导师的最大逻辑,是用秉悟与直觉来弥合“真实”的侧面,用洞察与真诚来修建“真人”的立体。

一场真人秀,半场导师秀。图为《中国好声音》专门为导师打造的转椅。

一场真人秀,半场导师秀。图为《中国好声音》专门为导师打造的转椅。

电视大片火热上演,大牌巨星酣战不已,一场真人秀,半场导师秀,可是评估2013年前三季度巨资打造的评委席,整体表现可谓良莠不齐,乏善可陈。

当《快乐男声》的“V神”范冰冰和谢霆锋可以合坐一把椅子,当《中国梦之声》的韩红在直播中质疑“我的一票有那么重要吗”,当《中国好声音》的汪峰执着询问“梦想”遭舆论嘲笑……各大节目中评委席的戏份,在草根百姓的才艺之外引人瞩目。由大牌上演的真人秀固然夺人眼球,但不在流程框架下的出牌,没有文化准备的我行我素,对电视大片整体诉求的偏离也显而易见。

大牌与否,和大片的制作成本有关;大牌过后,却与节目内涵品质有关,是超越成本与模式的软实力。从海外模式舶来的真人秀评委角色定位:所谓“甜心”、“老炮”、“二货”和“异种”,在已落幕的国内电视大片中,概念大于内涵,气场大于本质,几近虚火伤身。大型真人秀从初期抢夺大牌明星,到中期未能有效专业地“运营”他们,瑕瑜互见,暗伤不断。那么,那些享尽荧屏话语权的演艺巨星们,是否真的Hold住了节目?

症状一:相敬如宾,浅尝辄止

郑钧、罗大佑、章子怡、陈奕迅,《中国最强音》的四位导师最初的格局,通盘几乎无一次实际意义的音乐态度上的分歧。在6月上旬的“逆袭战”第三战中,罗大佑批评章子怡旗下学员曾一鸣,“我听不到他对乐队老师的尊重”,全场静听,数分钟无人回应,造成这位音乐大拿孤掌难鸣,反复咀嚼“我听不到尊重”。5分钟后,章子怡才“幡然醒悟”,终于坐不住,在罗大佑的喋喋不休中,玉掌击桌,飙泪离场。后来,主持人请她回座,温和到底的郑钧、自我搞怪的陈奕迅也只是含蓄飘过;虽然如此,章子怡,这位活在电影胶片里的一线女星,终于在真人秀的电视大片语境里,出演了没有预设台词的一场情感大戏,在三位不咸不淡的音乐男人中,演员的优势在终场前突围。

症状二:卖萌有理,放电无罪

当韩红和黄晓明在《中国梦之声》大半赛程中演绎出一对 “皇上”和“嬛嬛”关系时,已经将这一评委席定义“卖萌的秀场”大于了“偶像的考场”。从乐此不疲的无意到反复操练的有意,这一过程,既考量了评委本身的趣味,也见证了节目组的部分诉求。万幸,在评委这门课中,应该恭喜“放电大拿”黄晓明同学,终于自学成才了。

今年6月22日晚的20强晋级赛中,许诺、包文熙两位男生互飙一曲《趁早》之后,包文熙表达对PK方许诺的“不满”。韩红当即表态,“你不用觉得会得罪谁,你谁也不会得罪。”她的淡定,比之前任何一次“御姐控”更有气场,而被定位“二萌”的黄晓明则凤凰涅槃,一锤定音,“有一句话说,两虎相争,勇者胜,但是我现在觉得,两虎相争,忍者胜。”黄晓明敏感地把握住了机会,用“忍者胜”表明自己的主张和立场,他的价值观与人格魅力,第一次从偶像漂亮的面容中生成出了思想的独立张扬。他也为这一过度娱乐的评委席,抹去了多次插科打诨式的碌碌无为,以及一些欲擒故纵的宣判戏码。

症状三:文化隔阂,中庸范式

上半年,来自台湾的“民谣教父”罗大佑和“综艺教父”王伟忠,分别坐镇《中国最强音》、《中国梦之声》,他们的用心,较之曾笼罩于身的传播意义上的光环,也只得“差强人意”四个字。罗大佑具备音乐态度,但在电视真人秀即兴聚焦中显得复杂。痛批选手曾一鸣一役,他的借题发挥与极尽能事,已不仅陷于两地的文化隔阂,而基于其不曾在电视观众前表露过性情与格局。王伟忠被以“家长”定位,但他亲手捧出的偶像,大小S、黑人、陈汉典等,都是台湾的娱乐尖兵,倘若以此认定他可以无缝对接大陆众生相,那么其在“梦之声”显示出的中庸范式更近于明哲保身。整季节目中,王伟忠太多的周全,错失了一次又一次“亮剑”的机遇,如此保守稳健,真的是制作方的期盼吗?还有一位像“福娃”一样出现在《顶级厨师》里的李宗盛,以及第四季《中国达人秀》出现的“小清新”式窦文涛,他们个人的文化机理似乎都与节目的语境保持着患得患失。

睡吧,睡吧,有的评委已经觉醒,有的却还在沉睡。我所定义的电视大片导师席,没有彬彬有礼的嘉宾,没有气氛融洽的看客,较之选手,他们更是真人秀“较真”的一分子。而评委之间的关系有时和恋人关系相似:“羞于争执”比“激烈吵架”显得没有诚意;“刻意冲突”比之“耐心分享”则丧失了操守底蕴。

“不用和我们讲故事了,”记得崔永元在第三季《中国达人秀》半决赛时对沟通故事的导演说,“我只要掌握这个节目的逻辑就可以了。那么,请告诉我‘达人秀’的逻辑是什么?”然后,在人民大会堂的舞台上,我们见证了崔永元评点台湾扯铃达人的经典桥段,他问宋佳政:“你为什么扮小丑?是否小时候特别内向?”宋佳政回答:“是的。”

崔永元一如往常地平静说道:“大家都知道我得过抑郁症,医生让我经常去看看小丑表演,其实我就是那个小丑,我可以断定经常化装成小丑的人内心是不快乐的,别看我们今天化妆成这样,生活中可能也是小丑,小丑也可以是人间天使,给别人和自己带来快乐。”在宋佳政涂满颜料的小丑脸谱上,画着一颗静止的巨大的泪滴,而他的眼泪已经在心底流下。小崔用自己的人文情怀和体察入微,为台上达人炫技之后的惶恐做了温暖而有力的支撑。这一刻,他担当起了真正意义上的梦想推手,也成就了《中国达人秀》的最终“逻辑”。

“其实我就是那个小丑”。即使到了2013电视大片风起云涌之时,此语依然发人深省。因为,即使面对的是素昧平生的平民草根,这位国内顶尖主持人亦能掀开他的脸谱,用自己的情怀缩短与舞台的距离,而不是将“评委”身份高高架起。

真的性情,是那些勇于“搁进去”的自己,绝非一些评委任性的“率真”。这一点,作为导师的刘欢在第一季《中国好声音》中做了最佳诠释,当扮作女侠的歌者董贞羞于撩开面纱,他摔帽而起铿锵有力地说道:“姑娘,唱歌与长相没那么大关系,我刘欢长成这样子,在中国流行乐坛唱了快30年!也有很多人说不要看到我的长相,但是没有关系,我到现在还站在中国的流行歌坛上!”刘欢的眼神直视着董贞,也洞穿了千万块泛娱乐的荧屏。

越走向“真人”,就越面对自我。评委或导师的最大逻辑,是用秉悟与直觉来弥合“真实”的侧面,用洞察与真诚来修建“真人”的立体。出色的评委导师,不会把自己当作审判者,或成全梦想的上帝,而会自觉成为舞台上寻找彼此的信使,去填补精英文化与草根文化的无形沟壑。

于是,我们终于读懂了“孔雀之后”杨丽萍,她在《舞林争霸》中何其无奈而勇敢地绽放更优美的人性。“其实我刚才在想一个问题,谁给我们权力在这里审视这么好的舞者?无非就是我们比他们多跳了几年舞,然后我们坐在这里对好的舞者指手画脚,我刚才有一会儿真的很惭愧,你是我们的一分子,我真的很尊敬你……”面对一位籍籍无名的新疆舞者吐尔洪江,一位顶级舞蹈家的“惭愧”,让更多人懂得了致敬的意义。

如同刘欢的“冲冠一怒”,如同崔永元的自比“小丑”,三大节目中出现的经典桥段何其神似!他们的文化,决定了情怀;他们的情怀,决定了人性触摸的高度;他们的高度,决定了节目的意味与格局。

第二季《中国好声音》的现场,在导师席悲喜交加的碰撞之后,总有汪峰冷静的声音响起,“那么,请你告诉我为什么来到这里?”“很多人都说用生命唱歌,你有什么特别?”他用了N种句法探索秀场的来客,他用最大的耐心挖掘声音的动机,他让节目的气质止于喧哗,穿行浮躁,他让陌生的心跳确立自信……罗大佑、金星,作为性情中人的专业评委,时而被充当“毒蛇”,但是他们勇于剖开选手,却更多与己无关;王伟忠、郑钧安全地扮演自己,说着永远正确的 “行话”;李玟、陈奕迅、陈小春维持自我边界,但是作为评委,他们也仅仅体现打酱油的水准……

刘欢摔下了帽子,崔永元卸下了面具,杨丽萍质疑自己……他们因示弱而强大,他们因简单而深厚。悲天悯人或举重若轻,真人秀是“真”学,真人秀也是“人”学——关于“真”和“人”的学问。

由中国广播电视协会日前公布的《2012年全国电视观众抽样调查成果》中,在“观众最喜欢看什么”一栏数据显示,位居第一的是“老百姓的表演”,接近33%。数据已然告诉我们,谁是荧屏的当然主角,谁是他们的光鲜配角。那么,大牌是秀自己,还是帮着舞台的主角秀他们,高下立现。

评委席的成色,既取决于评委自身的修为和悟性,更取决于节目的构念与人文支撑,它立于豪华制作之上,立于赛制流程之上,是真人秀成为大片的真正标志。隐身于他们背后的编导,是否掌握“节目逻辑”,更是一场深厚的内力较量,考验着团队的文化底气与水准。越来越多电视大片做到了技术品相的光鲜靓丽,但其内力的散漫已使节目黯然销魂,这也许是许多节目制作方都需意识到的一场文化竞技。

功夫在诗外。大腕现身电视大片,百姓艺人扎堆舞台,中国梦的电视形态,剪不断,理还乱,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放狠话,煽悲情,显身手,明星大牌的身份,不是会说大道理,而是开始去理解对面的小人物;买模式,注巨资,博收视,电视大片的要义,不是攀比大牌,而是真诚地去传播时代的细节。

(本文作者著有《电视大片的真相》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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