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物尚欲尚力的现代文明，必招致人类和地球毁灭的野蛮”

■ 复旦大学教授“复兴论坛”讲演谈“文明”的前世今生

张汝伦

复旦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现任上海市中西哲学和文化比较学会副会长，中国哲学史学会理事。曾任东南大学中西文化研究交流中心客座教授、北京大学客座教授、台湾辅仁大学客座教授、德国特利尔大学客座教授、黑龙江大学兼职教授。《国外社会科学》杂志特约编委、《当代中国哲学丛书》主编。

文明是我们现在经常使用的一个概念，对它的理解和使用好像都约定俗成，其实这个概念本身以及它所指的现象对我们今天来说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对于西方人来说，“文明”是一个现代的概念，而且基本上是一个进步主义的、乐观主义的和未来取向的概念，文明意味着野蛮的反面。今天我们大都认为现代社会是一个文明社会，我们享有前人难以相信的文明。但现实是，从老人倒地无人扶，到每年有千百万人饿死；从日益恶化的腐败与犯罪，到战争威胁与恐怖主义；从空气与水污染到臭氧层日益扩大的空洞，我们真能说自己是文明的吗？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文明？如何远离野蛮而“致文明”？这些问题恐怕还是现代人得好好思考的。

“文明”概念的产生

【“文明”一词在中国虽早就有了，但在古代并不常用，直到现代才成为一个常用的概念，但它已经不是原来中国传统意义上的“文明”概念了，而是一个基本来自西方的概念。】

今天已经成为普通名词的“文明”，在西方是一个近代才产生的概念，直到18世纪下半叶才在西方流行开来。它指的是“与现代性一起出现并与之俱进的日常生活”，这是美国哲学家阿格尼丝·赫勒给我们的一个概念。关于文明的产生，德国社会学家埃利亚斯在其名著《文明的进程》中有经典的论述。在埃利亚斯看来，文明既不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也不是人类有目的行为的产物，它是在西方历史发展进程中逐渐产生的。它是一个具有西方历史特殊性的概念。埃利亚斯说：“这一概念表现了西方国家的自我意识，或者也可以把它说成是民族的自我意识。它包括了西方社会自认为在最近三百年内所取得的一切成就，由于这些成就，他们超越了前人或同时代尚处‘原始’阶段的人们。西方社会正是试图通过这样的概念来表达他们自身的特点以及那些他们引以为自豪的东西，他们的技术水准，他们的礼仪规范，他们的科学知识以及世界观的发展等等。”但西方人却把这个文明看作普遍的东西，随着西方的殖民扩张，他们不但用“文明”概念来为自己的殖民扩张和殖民统治辩护，比如他们到拉丁美洲消灭那么多的印第安人，会说这是传播文明，而且使那些被欺负的非西方民族也逐步接受了他们的“文明”概念。中国人近代以来就接受了这样的一个概念。

其实“文明”与“文化”一样，在中国是一个起源很早的词，《尚书·舜典》就已经有“濬哲文明，温恭永塞”的话，《周易》也有“见龙在田，天下文明”的说法。到清代李渔“辟草昧而致文明”中的“文明”一词，就已经接近西方的“文明”概念的意思了，即将文明与野蛮、不开化相对。再到秋瑾“文明种子已萌芽，好振精神爱岁华”，则已经完全是在西方影响之下来用“文明”这个词了。总之，“文明”一词在中国虽早就有了，但在古代并不常用，直到现代才成为一个常用的概念，甚至可以说是一个普通的词汇，但它已经不是原来中国传统意义上的“文明”概念了，而基本是一个来自西方的概念。它的这种现代演变就昭示了我们在一定意义上可以把它看作是一个现代的概念。

近代中国知识人对文明的认识历程

【对于一切接受线性进步观的人来说，很容易接受西方的文明观点，将它视为一个具有普遍性的概念。我们今天仍很流行的“先进”和“落后”，“发展”和“未发展”，“开化”和“未开化”等概念，都有这样的“文明”观的底色，背后是线性进化论的思维方式。】

中国本来就有用“夷”“夏”的概念来区分文明和野蛮，接受西方的“文明”概念，正说明西方对中国近代思想的巨大影响。鸦片战争以后，随着国人对西方了解的深入，发现再用传统“夷”“夏”概念来区分中国和西方就显得有点讽刺了，因为当时的中国是“人无弃材不如夷，地无遗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实必符不如夷”，这是早期改良思想家冯桂芬对当时中国情况的一个描述。康有为旅港，产生了“西人治国有法度，不得以古旧之夷狄视之”的想法。而谭嗣同说：“今中国之人心风俗法度，无一可比数于夷狄，何尝有一毫所谓夏者。”谭嗣同的话道出了传统“夷”“夏”概念已不适用于近代中国的现实。

当时西方文明使中国人折服的，不仅是它的“坚船利炮”，更有它的“风俗法度”、社会秩序和文化政治制度。郭嵩焘是清朝第一任驻英国公使，赴英不过两年，就有“三代之制复见于今日英伦”之叹。薛福成赴欧，明白了“西国所以坐致富强者，全在养民教民上用功。而世之侈谈西法者，仅曰‘精制造、利军火、广船械’，抑亦末矣”。所以近代西方文明在当时了解它的中国人眼里，已不再是不如华夏文化的夷狄，也不仅仅是以物质力量优胜，而是一种本末都要高出我们原有文化的文明。

正是在此背景下，我们逐渐接受了近代西方的“文明”概念。最明显的例子就是郭嵩焘在《伦敦与巴黎日记》中的一段话：“盖西洋言政教修明之国曰色维来意斯得，欧洲诸国皆名之。其余中国及土耳其及波斯，曰哈甫色维来意斯得。哈甫者，译言得半也；意谓一半有教化，一半无之。其名阿非利加诸回国曰巴尔比里安，犹中国夷狄之称也，西洋谓之无教化。三代以前，独中国有教化耳，故有要服、荒服之名，一皆远之于中国而名曰夷狄。自汉以来，中国教化日益微灭；而政教风俗，欧洲各国乃独擅其胜。其视中国，亦犹三代盛时之视夷狄也。”郭嵩焘的意思很清楚，首先，“文明”就是教化，与野蛮相对。中国自汉以后衰落了，现在充其量是半文明，比非洲各国要文明，但远不如西洋各国。另外，郭嵩焘实际也接受了当时在西方流行的文明发展阶段论，他理解的“文明”是个单数概念，只有一个普遍的文明，没有个别特殊的文明。

虽然郭嵩焘把“文明”理解为教化，但后来者却更多地从物质和制度的角度来理解“文明”。如有人在《时务报》上称伦敦地铁为“文明之奇观”。这种从物质层面对文明的理解，在当时非常流行。然而，中国古代“教化”意义上的文明观对近代中国最初接受西方“文明”概念的人还是有相当大的影响，侧重从精神角度去理解文明的大有人在。比如，大力鼓吹“文明”概念的梁启超就是从精神的角度来理解文明的：“文明者，有形质焉，有精神焉。求形质之文明易，求精神之文明难。精神既具，则形质自生；精神不存，则形质无附。然则真文明者，只有精神而已……求文明而从精神入，如导大川，一清其源，则千里直泻，沛然莫之能御也。”可以看出，这与西方对“文明”概念的理解不尽相同，无论如何，西方的“文明”概念不像梁启超理解的那么形而上。梁启超对文明的理解更像德国人对“文化”的理解。在德国, “文明”一般是指一些物质上有用的东西，而文化指的是艺术、思想、宗教等精神上的东西。英法的“文明”概念泛指人类达到的种种成就，包括精神与物质两方面。其进步主义的底蕴使得它往往指西方标准的高级发展阶段。在这个意义上，“文明”就和“野蛮”相对，西方代表文明，非西方人或文化代表野蛮。但单线进化论使得西方人把他们的近代文明看作普世文明，这样，殖民扩张和帝国主义侵略就有了传播文明的借口。对于一切接受线性进步观的人来说，很容易接受西方的文明观点，将它视为一个具有普遍性的概念。我们今天仍很流行的“先进”和“落后”，“发展”和“未发展”，“开化”和“未开化”等概念，都有这样的“文明”观的底色，背后是线性进化论的思维方式。

中国近代思想家大都接受了这样的文明观，鲁迅在《文化偏至论》中写道：“由是观之，欧洲十九世纪之文明，其度越前古，凌驾亚东，诚不俟明察而见矣。”而在陈独秀看来，中国古代固然不能说没有文明，但是只有西洋文明才可称“近世文明”，其特征有三事：人权说，生物进化论，社会主义。但是，一旦把西洋文明等同于近代文明，也就意味着承认西方线性进步观和历史观语境下产生的单数“文明”概念。中国和东方属于古代文明，西方代表近代文明。文明以时代分而不以地域分。这样的文明观，使得我们毫无顾惜地将传统全盘否定，一心一意走全盘西化的路，而走得通走不通另作一论。

如果说陈独秀还是从现代政治的角度来理解文明的话，那么胡适就更多是从物质层面来理解西洋近代文明了。文明在他眼里“是一个民族应付他的环境的总成绩”。“西洋近代文明，依我的鄙见看来，是建筑在三个基本观念之上：第一，人生的目的是求幸福。第二，所以贫穷是一桩罪恶。第三，所以衰病是一桩罪恶。……因为贫穷是一桩罪恶，所以要开发富源，奖励生产，改良制造，扩张商业。因为衰病是一种罪恶，所以要研究医药，提倡卫生，讲求体育，防止传染的疾病，改善人种的遗传。因为人生的目的是求幸福，所以要经营安适的起居，便利的交通，洁净的城市，优美的艺术，安全的社会，清明的政治。”可见他对近代文明的理解主要就是近代西方取得的物质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