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文学走出去

10月29日，1986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尼日利亚作家沃勒·索因卡，应中国社科院外文所之邀来京开始为期一周的中国行。当天，索因卡在社科院进行演讲，并与中国作家、学者互动交流。从追寻非洲复兴的宏大话题，一直聊到与大江健三郎的细琐旧事，索因卡体力充沛，情绪饱满，很难让人相信他已是78岁的老人。

索因卡的《死亡与国王的侍从》（湖南文艺出版社，2004年）《在阿凯的童年时光》（湖南教育出版社，2008年）《狮子和宝石》（漓江出版社，1990年）都推出过中文版。

□名家简介

沃勒·索因卡

1934年生于尼日利亚，剧作家、小说家和诗人，1986年获诺贝尔文学奖，是非洲第一位获诺奖的作家。他善于借用盛行于欧洲的荒诞派戏剧手法，“以远离现实的方式来处理贴近现实的社会政治问题”。他的戏剧代表作有《沼泽地的居民》《雄狮与宝石》《森林之舞》《路》等。

莎翁研究还应该更深刻

当日上午，索因卡在社科院作了题为《追寻复兴的50年历程》演讲。演讲长达两个多小时，以至同声传译来回换了几拨，甚至不慎传出“累死了”的穿帮背景音。索因卡强调，演讲的标题要加上“追寻”一词，是因为非洲到现在还未复兴。索因卡声情并茂地陈述了半个世纪以来非洲社会和文学的演进发展历程，以及现代化转型对当地社会面貌和人情世俗的影响。

下午，索因卡与阎连科、张悦然、陈众议、许金龙等作家、学者、译者展开文学对话。索因卡的主要成就在戏剧创作，他在英国也有多年的学习工作背景，“怎么看待莎士比亚”成为众人关心的一个问题。索因卡说，莎士比亚已得到全球广泛认同，研究戏剧、小说统统绕不开他，在现代文学中很难找出一个与其比肩的作家，“他的高度会导致后来者不同的反应，或肯定或否定。比如在非洲就有很多译者专注于莎士比亚，但仍有许多作家对莎士比亚的创作思路、心理、技巧，以及戏剧理论不熟悉。另一派学者则相反，不能像莎士比亚那样伟大就要用笔杆子‘杀死他’”。

索因卡感叹，很多人现在还活在莎翁的影子里，“他逝去了，为什么还在影响我们？人们必须回顾他的创作历史，看看哪里做得不够，希望此后的研究能更深刻一些。”

感谢中国译者翻译作品

互动交流环节，译者傅浩坦言，多年前他在联系索因卡未果的情况下，翻译了他的一首诗《电话对谈》，辑入《20世纪英语诗歌选》中，傅浩为此向索因卡寻求理解与谅解。索因卡戴上眼镜，仔细打量了下这位年轻的学者，出人意料地说：“尽管你没得到我的允许，但仍要感谢你的翻译工作。”索因卡说，按理说，他作为非洲首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应该带头捍卫非洲作家的著作权，但在一些特殊情况下，对于著作权一词，他可以保留“模棱两可”的态度，“我的大门向大家敞开。最主要的是，我想发出一个声音：让文学走出去。反过头来看，这也是对作者本人的支持。”

索因卡还称，他的作品曾在前苏联被大量翻译出版，出版方基本都没咨询过他的意见，但时不时他就会突然收到封道歉信，或者是一张支票。在波兰，也发生过同样的情况。索因卡大度地说：“人们拿走了你的作品，可能会在50年后付给你钱，所以欢迎大家继续翻译我的书。”说罢，索因卡还接受傅浩的邀请，两人分别用英文和中文朗诵了《电话对谈》。

谈到诗歌，诗人西川眼尖地指出索因卡的戏剧作品和诗歌有着不一样的风格，前者文风狂野，后者言辞讲究。索因卡完全认同西川的看法，他说：“在小说、剧本中，作家可以去阐释，但诗歌需要的是浓缩。在诗歌中，作者与读者要达到一对一的情感连接，要用丰厚的比喻。”

回忆与大江健三郎趣事

社科院研究员许金龙指出，日本作家、1994年诺奖得主大江健三郎作品中的许多人物形象都能看到索因卡笔下人物的影子。许金龙还爆出索因卡和大江健三郎在夏威夷的一段趣事，希望索因卡补充完整。索因卡笑着回忆，他曾与大江健三郎一起赴夏威夷大学参加“东西方文学研讨会”，当时，他们被分在同一间腾出来的女生宿舍。索因卡说，他很生气，原因是宿舍里一个女生也没有，“我去找会务组抱怨，你们怎么能这样对待第一个获诺奖的非洲作家（索因卡当时尚未获诺奖，只是对自己充满自信）？于是我顺利地搬进了酒店。”大江健三郎对索因卡羡慕不已，他向索因卡讨教了秘诀后也去找会务组理论。大江健三郎说：“我是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你们不能这样对待一个将要获得诺奖的作家。”索因卡称，当时会务组众人面面相觑并发问：“你估计多久后能获诺奖？”大江健三郎没了底气，“也许”了半天。会务组的人见状答复道：“看来你信心不足啊，也许你还能在女生宿舍忍耐下去。”

说完这段传奇往事，索因卡回到正题，他说他和大江健三郎初次会面就相见恨晚，“我们追求共同的目标，也有着一样的文学敏感性。”对于大江健三郎作品中一些富有韧性的女性角色与自己作品中的黑人女长老形象类似，索因卡说：“他作品中的一些元素取材或引用我的，这是我们心灵的契合。我不知道他写得多深刻，但我相信他应该超越了常规手法。”

本报记者唐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