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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慧

法国文学翻译大家、教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郑永慧先生于9月9日清晨逝世,享年94岁。

著名学者柳鸣九先生曾说:“在中国的翻译家之中,永慧先生大概是拥有读者最多的一位了。如果编辑出版《郑永慧译文集》,其规模也很可能与十五卷的《傅雷译文集》旗鼓相当。”据郑永慧的儿子郑若麟的回忆,父亲走上翻译之路,缘于在上海震旦大学学法律期间。郑永慧自己也曾回忆:“第一本引诱我想将世界名著译成汉语的小说,是俄国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那时我在大学念书,买了几本美国尼尔逊版的袖珍丛书,其中就有译成法语的《安娜·卡列尼娜》。这本书激发我强烈的共鸣,使我产生抑制不住的与人共享的欲望,宛如我初读《红楼梦》后的感觉。可惜我当时年轻,课余时间只顾和同学开Party、打桥牌,定不下心来翻译,只能将愿望压在心头,这一压就过了十几年。”

在1952年间,郑永慧想用学到的法语介绍法国文学名著。他首先将巴尔扎克三部短篇小说《钱袋》、《猫球商店》和《苏城舞会》译成中文,寄给平明出版社。但当时的平明出版社已经出版了傅雷所译的巴尔扎克作品,并在读者中有很大影响。尽管傅雷尚未翻译这三部短篇小说,但出版社总编辑李采臣很委婉地拒绝了郑永慧的投稿,怕引起傅雷的不安。不过,李采臣肯定了郑永慧的翻译,并将译文介绍给了国际文化服务社总编韩侍桁。韩侍桁对郑永慧的译文也大为欣赏,很快地以《钱袋》为名结集出版。从此,郑先生走上了翻译之路。  

在郑永慧的大量译作中,最具影响力的译本包括雨果的《九三年》,这部作品也是郑永慧自己最心仪的小说。郑若麟在一篇文章中介绍了这本小说翻译前后的事情。“我父亲回忆,当时之所以决定翻译这本书,自然是受到雨果这股强劲的人道主义思想的冲击。”

1930年代,郑永慧与潘姓女同学就《九三年》这部作品起了争执,其实就是关于人道主义与革命关系的争执。直到大学毕业,依然是谁也无法说服谁。到了1950年代,两位老同学重逢,依然各执己见。于是,郑永慧决定把《九三年》翻译成中文,让更多的中国读者去思考这个命题。郑永慧仅用了半年就把《九三年》翻译成中文,并于1957年5月正式出版发行。小说首版即印了15000册。1958年3月第二次印刷,印数为5000册。也就是说1950年代共印行了2万册。

谈及当时的翻译工作时,郑永慧说,因为自己是业余翻译,时间很紧,不可能先译成草稿,修改后再抄一遍作为定稿。他只能在稿纸上一次写成,即为定稿,文字难免粗糙。因此,他也“特别崇拜那些译笔流畅,读起来好像在读中国作品,毫无翻译痕迹的翻译家”。郑永慧称,傅雷就是这样的一个翻译家,其译文如行云流水,一泻千里,读过的人无不爱不释手。“北京大学曾经邀请我去为法语系的学生谈谈翻译的体会,我谈的就是傅雷的译文。我记得我当时是分四部分阐释傅雷的译文,盛赞傅是中国第一人,介绍北大学生向傅雷学习。”不过,郑永慧做梦也没想到,过了几年,他又变成傅雷译文的批判者。

郑永慧其实是一个笔名,他原名郑永泰,取“永慧”之名,是为了感激妻子。郑若麟在一篇文章中回忆说,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父亲往往每天要译至深夜,母亲总是在旁服侍,还做宵夜慰劳。父亲为感激妻子,特取母亲邓慧群名字中的“慧”字,组成译名“郑永慧”,而“今天,‘郑永慧’的知名度已经远远超过了他的本名郑永泰”。

郑永慧祖籍广东香山(今中山),1918年生于越南海防,1942年毕业于上海震旦大学法学院法律系;1987年应邀赴法,并获法国文化部颁发的翻译奖;曾获鲁迅文学奖1995年-1996年全国优秀文学翻译彩虹奖荣誉奖;2000年获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颁发的资深翻译家荣誉证书。

“文革”时期,郑永慧随大家到河北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方停止了翻译。郑永慧对此说,当时家人还认为今后自己不可能再翻译了,便把自己的大部分外文藏书都卖掉了。但作为儿子,郑若麟却非常清晰地记得“文革”期间全家秘密读法语文学的经历,“当时,赋闲在家的父亲无聊时,常常关上门翻阅劫后余生的法文书籍。好奇的我们当然也就缠着父亲要他把书里的故事告诉我们。开始父亲并没在意我们的要求,后来自己读得兴致起来了,便答应我们,为我们口译法国文学作品。这大概可以算作‘文革’中少见的一幕奇特景象吧。于是,在‘文化大革命’最高潮的时候,在窗外一片‘打倒……’的口号声中,我们姐弟三人围着父亲,用耳朵‘读’完了雨果的《九三年》、大仲马的《基度山恩仇记》、凡尔纳的《海底两万里》……这便是我们法国文学的启蒙教育。”

1949年以后,最具影响力的法国文学译者当属傅雷,但郑永慧有一次还是因为翻译问题,很不给面子地挑了傅雷译本的诸多错误。有一次他谈到自己译《高龙巴》时,有意识地对傅雷的旧译本进行纠正,又发现傅先生本子中“任意删削”和由于理解错误进而自以为是地做发挥性注解的错误达几十处。“像傅雷这样的大翻译家,竟然会犯这种低级错误,令人百思而不得其解。因此我写了一篇文章,叫做《浅谈翻译的‘信’》,发表在1990年第3期的《世界文学》上,文中从文学翻译的三原则‘信、达、雅’,谈到傅译的《高龙巴》,列举了一些例子,批判了傅的译文。”在文章结尾,郑永慧说:“

由此可见,翻译要做到绝对的‘信’,是何等困难。傅雷尚且如此,遑论我辈!在翻译上从来没有捷径,只有多一分谦虚谨慎,才能少一分失误。”

在很多读者的印象中,郑永慧似乎只钟情于19世纪法国现实主义文学,他一生翻译了雨果、巴尔扎克、福楼拜、梅里美、大仲马、左拉、纪德、乔治桑、莫泊桑等人的作品,共有40余部,600多万字。法语文学翻译家柳鸣九昨天接受早报记者采访时说:“他的翻译量很大,几乎所有的法国19世纪作家,他都有翻译,而且译文非常严谨。”

事实上,郑永慧也是法国新小说最早的介绍和翻译者。法语翻译家、中国法国文学研究会理事余中先对早报记者说:“我们在大学时候就开始读这位老先生的译作,最初的印象中他只翻译19世纪法国写实主义作品,可是到了1980年代的时候才知道,那个时候他也在翻译法国新小说的作品,比如罗伯·格里耶的作品。所以他的翻译作品和风格是从写实主义一直到现代和后现代作品。1984年,罗伯·格里耶第一次访华在北京大学开会,郑先生也在,我也是到那个时候见到郑先生,才知道原来郑先生已经那么熟悉罗伯·格里耶,并和他有过书信来往。”

对于这位老先生长达半个世纪的翻译作品,余中先评价说:“我曾翻译过梅里美和罗伯·格里耶的作品,但这些东西之前都已经由郑先生翻译过了,所以仔细研究了他的译作,他最大的特点就是非常忠实于原著。”文/石剑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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