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鸿寻找散落的"进城梁庄人" 记录底层中国历史

2012年08月28日 15:31
来源：中国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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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刊用《中国新闻周刊》稿件务经书面授权)

寻找散落在中国的梁庄

为了记录一个完整的“梁庄”，梁鸿奔赴全国各地，逐一寻找散落在各个城市的“进城梁庄人”，记录他们的所作所为，所思所想，梁鸿发现，将他们的散落的人生拼凑起来，恰好暗合了中国当下的诸多问题。他们不是宏大叙事下的路人甲，而是一个个独一无二的人生，记录下来，就成了当下底层中国历史的一角

本刊记者/刘炎迅

2008年的夏天和冬天，梁鸿回到故乡河南穰县梁庄，住了5个多月，写出《中国在梁庄》。一经推出，引起各方关注。但在梁鸿心里，这并非她想要的全部。

《中国在梁庄》记录的并不是完整的梁庄，“梁庄”生命群体的另外重要一部分——分布在中国各个城市的打工者，“进城农民”——还没有被书写。

梁鸿觉得，只有把这群出门在外的“梁庄人”的生活状态书写出来，“梁庄”才是完整的“梁庄”。于是，从2011年1月开始，她用了约一年时间，走访了不同的城市，寻访在外打工的梁庄子弟。

8月2日，梁鸿坐在北京马连道附近的书房里回忆过去一年的寻访，不禁感慨：“当你进了这条河的时候，你会发现，每个人都是一个深流。”

尊严与耻辱

在西安做三轮车夫的梁庄人不少。梁鸿将此地作为寻访的第一站。

为了采访的方便，梁鸿就近住在旁边的“如意旅社”里，但一切并不“如意”，抽水马桶和热水器都是坏的，空调一开，吹出一片尘土，“这充满细菌的空气拂过我的脸，我不堪一击的皮肤迅速严重过敏，痒痛难忍。我用手‘啪啪’地拍打着，像是打在一个橡胶皮上，厚厚的，隔着好几层才传到我的感觉神经上。”

这样的环境，在此租住的梁庄的三轮车夫们，早已习以为常，梁鸿有点想逃脱，但又不甘心，咬着牙留下，继续和三轮车夫们混在一起。

在本地政府的新闻通报里，这些三轮车夫们是蛮横无理地危害公共交通安全的“无证群体”，在西安这座“每百户人家拥有汽车数量25辆，已进入堵车时代”的省会城市里，来自梁庄的无证三轮车夫，是必须被“清理”的。

然而老乡告诉梁鸿，城管打得太狠了，罚得太厉害，老乡们就组织起来，趁人不注意，在僻静处逮住一个，围上去打，直到把他们也打怕了。

生活里随时有暴戾登场。

打架，多数是为了面子，他们觉得这也是在维护尊严。寻访中，梁鸿发现，存在感和尊严相辅相成，不只西安的梁庄人如此，内蒙古的梁庄子弟，感觉尤甚。

梁庄张家的栓子，在白云鄂博那儿校油泵，听说梁鸿在内蒙古，就开着越野车专门赶过来见她。栓子眉宇间有一种焦虑，他很希望找到一种精神生活，找到生活的理想目标。他特别想与梁鸿交流，希望找到一个答案。

与梁鸿聊天时，他最羡慕的是在辽宁葫芦岛市那边校油泵的一位老乡，被当地团委评为“外来务工十大青年”，又被选为葫芦岛市的区政协委员。

栓子在2008年汶川地震发生后立即捐了5000元，他说钱捐出去，有人来道谢，他感到被认可了。这也是他想要的一种存在感，用老家话说，“很有面子”。

三轮车夫中，有一个年轻人引得梁鸿注意。他叫民中，今年18岁，喜欢穿一身山寨名牌，看上去很潮。但当梁鸿给其他三轮车夫拍照时，那些中年车夫没心没肺地嬉笑，他则脸涨得通红，显得很愤怒。

民中15岁辍学后，开始四处打工，在新疆做过油泵工人，到东莞电子厂和服装厂站过流水线，今年4月份来西安，跟着父亲拉三轮。

他羞耻于父辈们的自嘲与欢乐，“农民”“三轮车夫”这些称呼于他而言，是羞耻的标志，是在城市街道上，被追赶、打倒、驱逐的人，但如今，他也要成为他愤恨的形象。

离开西安的前一晚，梁鸿邀请老乡吃饭，饭桌上，她对民中说：“那就再见吧，我明年再来看你们，你要好好的。”

民中的嘴角牵起一个诡异的微笑，说，“什么好不好的，再见我，说不定就在监狱里了。”

孤独

与民中不同，梁庄的另一个年轻人梁平，从技校毕业后，就进了富士康工厂。

“太压抑了，受不了。往那儿一坐，一天十个小时不能动。”梁平说着，扭过身，头低着，把两只胳膊撑在桌面上，胳膊、手腕一动不动，只有大拇指和食指飞快地绕动着，“你看，就这样，一个动作就几秒钟，来回不停，完全和机器一样。在那儿每呆一天，都像多坐一天牢。”

“厂里倒是有篮球场、电视房、活动室啥的，那你也得有劲有心情啊。一天干十来个小时，都累得不行。”

工厂太大，工人太多，即便是一起进厂的老乡，一旦被分在不同的车间，一年难见一面。

“孤独”几乎成了年轻打工者最常说的一个词儿。2011年1月，梁鸿到厦门著名的城中村安兜村，去参观乡村建设者邱建生在此创办的“国仁工友之家”。在那里，她遇到了丁建设。他也是个孤独的人。

31岁的丁建设个头不高，神情略显迟钝。每天晚上下班之后，他从工厂步行四十分钟左右到“工友之家”，不多说话，很少参与活动，也没看到他交到什么朋友，只是一个人默默坐在房间的角落，一坐一个多小时，翻翻报纸，看其他人打球、讨论、争吵，或什么也不干，眯着眼睛，睡着的样子。九点多，又徒步回去。梁鸿看见他，总想起《摩登时代》里的卓别林。

丁建设谈过几次短暂的恋爱，都失败了，这让他变得更加自闭和内向。他开始觉得自己心理有问题，想自救，买了一些心理疏导方面的书，比如卡耐基的《人性的弱点》《人性的优点》。去年底他又攒钱买了个电脑，在网上看了麻省理工学院的心理课程。

到厦门六七年，他也没什么朋友，“我要是离开厦门，就不会再来了，这座城市跟咱没关系。”他说。

救姻缘

对于在外打工的青年，婚姻是一道迈不过的坎儿。

计划生育之后的一代青年，都已而立，女孩出去打工，有的嫁到别处，有的留城里，不再回家，农村女孩本来就少，这一下更少了。

26岁的向学在内蒙古打工，每次春节回梁庄，都要被撵着走马灯一般相亲，聊得好，就交换电话和QQ，春节一过各奔不同的打工地，彼此在QQ上相互聊天，建立感情。

2012年春节后，向学终于结婚，女人名叫银花，她告诉梁鸿，现在谈婚论嫁，首先要看男方家在村子里有没有2层小楼，更关键的，“要有妈”。

在一些人的印象里，农村媳妇和婆婆向来是水火不容，恨不得老太婆早点死掉，但银花说，“那是以前，现在可不一样。要是没有婆子妈，生了小孩儿没人照顾，就得自己在家照顾，少一个挣钱的人。关键是，现在哪个姑娘愿意呆在家里？所以，必须得有个妈。”

婚姻对于在外打工的梁庄人，又是他们寻找存在感的最基本依靠，彼此给予精神的支持。

正林是个80后装修设计师，与梁鸿的侄女结婚后，到北京打拼。他如今在北京一家规模很大的装修公司做设计，月薪税前5000多，“我的直接领导也是德国人，出去吃饭一桌一万多，喝的是高档红酒，酒是专门从瑞士带过来的，偶尔还说两句英文，吃西餐。”

但是，下班回来却是蜗居在城中村的小破房里，咖啡、红酒、地毯都恍若隔世，所以“总是自信心不够，下班不想回家”。

他妻子在商城里卖服装，总有人来欺负，下了班的正林有一天拿着一把六七寸长的刀，站在过道中间，骂，谁再欺负我们，咱白刀子进，红刀子出。“狗急了都跳墙，这是为生存而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