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上海的诗歌少年班：北岛、顾城来讲课

2012年08月14日 16:34
来源：中国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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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年，上海的诗歌少年班

沈宏非离开上海后，在暨南大学另立诗社，但不久后也不写诗了。“写诗是为追女孩，追到之后就不写了。”

本刊记者/杨敏

多年以后，在生活的诗意一点一点被现实挤压的日子里，上海电视台纪实频道的编导舒曼总会想起当年王小龙对他们说的那句话：“你们以后可能成不了诗人，也不写诗，但只要你们还爱着诗。”

那是1980年，在上海市青年宫举办的上海中学生诗歌讲习班上，王小龙所说。

当年在青年宫跟着王小龙写诗的另一个诗歌少年沈宏非也没有成为诗人，而成了美食专栏作家，新近在《舌尖上的中国》中担任了总顾问。

但他也时而会想起当年：“在那些夜晚，每当理想与现实冲突，也就是‘世界很大还是心很小’的纠结到难分难解之际，王老师便会愤世嫉俗地拍案而起，挥手往虚空中一指，大喝一声：‘你们以为这里是啥地方？搞清楚，此地是‘大世界’(上海青年宫所在地)！”

2012年7月下旬的一个晚上，在上海话剧中心对面的马里昂巴咖啡馆，《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见到了王小龙。50多岁的他挎一单肩包推门进来，表情有点严肃，似乎一天下来脑子里沉积的各种信息还在消化之中。简单寒暄后，他随口问道：“非非”(沈宏非)还没来？

这个80年代上海诗歌圈里的传奇人物，现在是上海电视台的纪录片导演，也是国内多年来坚持纪录片创作的少数人之一。

疯狂补课的年代

将自己亲近的西方现代派大师的诗歌传递给年轻、有才华的中学生，是王小龙想办中学生诗歌讲习班的重要原因。

王小龙自文革后期开始写诗，后来中学毕业，进了上海造纸机械厂当了一名普通工人，写文革式的“革命”诗歌在厂里写出了名，因而他戏称自己是“从假嗓子开始唱歌”。

他最早接触到西方现代派文学，是在文学杂志上，如《外国文艺》刊登的王道乾翻译的玛格丽特·杜拉斯的《琴声如诉》，《世界文学》介绍的希腊诺贝尔文学奖诗人埃利蒂斯，《外国文艺》推介的川端康成、马尔克斯、艾略特和法国现代诗人的作品。

在王小龙看来，从70年代末开始，中国进入了一个疯狂补课的年代。

“今天如果有一个人跑到你面前说他是80年代就写作的，你一定不能小看他。因为80年代，西方的书每出来一本，大家都看的。比如说，我刚说苏联作家阿斯塔菲耶夫的《鱼王》‘真他妈好’，过两天刘醒龙就写了一篇文章，说我们过早地抛弃了苏联小说，其中有一篇《鱼王》。”王小龙说，“那时候如果有一个人某一天突然诗风大变，或者下一篇小说‘咦，不太一样’，我们通常就知道，哦，你最近在看什么书。”

沈宏非接过王小龙的话头说：“80年代，大家的知识谱系是一样的。”

姗姗来迟的沈宏非穿黑色中式大褂，留着一小撮山羊须，眼里有精亮的光。他淡定地坐下，将台灯灯罩放下来，让光线变得柔和。

1978年，王小龙调到了团市委所属的上海青年宫，任文艺干事。“好为人师”的他，得以把自己的想法付诸实践。他很清楚，诗歌班的大部分人这辈子都不会去写诗，但是，他们至少接触过，这就会不一样。遇到好诗，他们会拿起来读读。

1979年，他向领导建议，组建青年宫诗歌小组，很快获得同意。

1980年11月，他又提出，以青年宫的名义，与上海市作协所属的文学杂志《萌芽》合作，举办一个上海市中学生诗歌讲习班。

《萌芽》创刊于1956年，文革时停刊，1980年正筹备复刊。主编哈华自50年代起，就长期跟上海团市委合作，开展各种青年文学创作活动。

王小龙与复刊后的《萌芽》杂志的党支部书记、编辑郑成义相熟，双方一拍即合，并且很快获得了双方领导的支持。

“原来文字也可以这样表达”

“选秀”进行了大约一个月。

王小龙瞄准重点中学，时常骑着自行车，一家一家去拜访校长，请他们各推荐10来个作文好的学生，他再从中挑出两三个。王小龙不大看他们的作文，翻翻他们的周记，就能推测出哪些孩子有文学天赋。

16岁的默默(原名朱维国)当时是零陵中学的高三学生，在学校调皮捣蛋，但语文好。因此，校长张家治推荐了他。

“我记得特别清楚，一天放学后我在校园的橱窗看报纸时，张校长递给我一张报名单，让我去青年宫报到。”近日，在云南香格里拉逍遥的默默悠然地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道。

光明中学的初三学生舒曼也被选中了。她当时已经在《文汇月刊》和中学生报纸上发表过文章了。著名作家茹志娟的小说《新来的班主任》发表时，舒曼作为中学生代表，被作协请去“发表意见”。她也是学校破例可以不用上语文课的学生，逃课去看美术展、听音乐会是她最热衷的事情。

市北中学高一学生曹秉也入选了，同时入选的，还有他暗恋的女同学王艳青和另一位同学杨斌华。

1980年12月一个周末的下午，这些文学少年们拿着报名单，来到了位于西藏南路和延安东路交叉口的上海市青年宫所在地——上海大世界。这里1910年代曾是远东第一俱乐部，1980年起开始举行一些曲艺、戏剧演出，有点精英场所的味道。

在上海地铁旁一处露天咖啡馆，《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见到了现为上海《新闻晚报》国内部主任的曹秉。曹秉不停地吞云吐雾，他笑着告诉记者，他正在写一部中篇小说，一个月前开始进入灵感迸发状态，每天进食少，抽烟多，迷恋电影和音乐。

曹秉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当时，王小龙给他们每人发了一张盖了章的青年宫出入证，每次进门时朝门房老头晃晃，觉得自己牛×得不得了。

在他的记忆里，诗歌讲习班在青年宫上课的教室是欧式风格，彩色玻璃，很高的屋顶，看着敞阔。

讲习班的第一节课，王小龙给他们念了自己写的一首诗《天鹅与小丑》，是关于张志新事件的。这首诗曾发表在1979年8月3日的上海《青年报》上。

英雄/被割断喉头/一声枪响/血洒土丘/小丑/却乘着那片白纸/青云直上/翻着筋斗/就这样/蛤蟆被捧上九重天/天鹅/被卡死在臭水沟

曹秉觉得，王小龙的诗有一种生机勃勃的意趣，“原来文字也可以这样表达”。

舒曼则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留在她记忆里的王小龙老师，肤黑齿白，眼睛明亮，嗓音低沉，有磁性，念起诗来非常有味道。

课间休息时，默默掏出一支烟抽起来，还递了一支给王小龙。

16岁的默默高瘦，长眼细眉，用王小龙的话，一看就是个“坏孩子”。王小龙很惊讶，说中学生是不能抽烟的呀。“他一看是‘牡丹’，也就抽了。”默默回忆。

“默默的活动量大，在外面有自己的团伙，写诗。”王小龙说。

王小龙说的写诗团伙，是默默在班上搞的一本诗刊《红云》，蜡纸手刻，滚筒印，小32开，32页，每期印数80册。默默只“低调”地挂了个“副主编”的头衔。

默默在日记本里填了一大堆乱七八糟的七律五言，大多是指责老师，或抒发其少年维特之烦恼的，西方的现代派诗歌在他看来都是“不知所云”。那进了讲习班后呢？“那就‘知所云’啦！”默默笑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