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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徐邦达先生

  书画鉴定大家徐邦达

  书画鉴定大家徐邦达

劳继雄

惊悉徐邦达先生于2012年2月23日在北京仙逝,书画鉴定界又失去了一位为之奋斗了近一个世纪、对中国书画鉴定作出卓越贡献的大师。而鉴定大师的相继去世,无疑是当前文化事业蓬勃发展的巨大损失,让人感慨万千。

徐邦达先生原籍浙江海宁,因家中富有收藏,自幼受熏陶,从而结缘于古代书画鉴定。他从仿效临摹入手,先后拜书画鉴定家赵叔孺、吴湖帆为师,并从游于张珩、王己千等鉴赏大家,练就了一双火眼金睛,30岁左右就已知名于上海,为世人所瞩目。解放后他北移京城,在中央文化部门任职,后转至故宫,孜孜不倦于书画研究至今,坊间有“南谢北徐”(鉴定家谢稚柳)之称,即源于此。徐先生发迹于上海,为海派文化所积淀。他过目书画无数,著述甚丰,为后世留存了一份珍贵的文化遗产。

我1972年进上海博物馆从事书画整理和鉴定工作,因为都是文博系统,徐邦达先生的大名早已耳熟,但只是停留在后学对前辈的仰慕之情。直到1983年,中国古代书画鉴定组在北京正式成立,我有幸随谢稚柳先生参加这一工作才真正与徐邦达先生相识,近距离一起工作、生活、请教、学习。他的待人接物,音容笑貌,对学术研究认真负责的态度至今清晰地展现在眼前,久久不能忘怀。

记得刚到鉴定组时,他曾用出版的古画来考问我们年轻人的鉴定眼光,当你回答正确时他高兴不已,倍加赞许,而他的目的不仅仅停留在你的眼光判断,而是看你对事物观察的能力和悟性程度。从近处说,这有利于工作,从远处而言,是对接班人可塑性的考察。这就是徐先生的过人之处,他在微笑中观察你,当你有什么问题请教时,他一定是在微笑中回答你。在我与徐先生相处的日子里,我从来没有见过他对什么人红过脸,在我的脑海里,他始终是一位清癯飘逸,有古人风范可敬可亲的学者和长辈。

书画鉴定的过程是学术研究的过程,对只能凭经验鉴定书画来说争论是难免的,也是正常的,徐先生的优点在于他能秉持自己的观点,不怕说错也不怕得罪人,说错了只要事后证明自己错了就改正,展现了学者大无畏的胸怀。即使在鉴定过程中为一幅画的真伪争得面红耳赤,而事后一切烟消云散,谈笑风生,这就是徐邦达先生的人格所在,也是所有前辈大师的品质。我曾经说过,徐邦达先生没能全程参与鉴定组工作,使鉴定组缺少一位敢于直率表达意见的专家,是鉴定工作的一大遗憾和损失。

所有专家都认为书画鉴定以看画为主,研究画家笔墨的演变,不能笼统地死守一种标准来衡量,徐先生在坚持这一方法的同时,以新的视野,用传世文献资料与实物相结合,提出了鉴定中的代笔问题,尽管对代笔问题尚有不同的认识,但是徐先生开拓了鉴定中的新领域,扩大了鉴定的角度。一种多元化、全方位的鉴定方法,是有利于书画鉴定的科学性和正确性的,徐先生功不可没。

徐、谢的失和源于对学术观点的不同造成的误解,在这个问题上,是无法论定谁对谁错。为此于1987年12月下旬,鉴定组在天津的鉴定工作结束后,由谢辰生提议,全体鉴定组人员赴北京开会,其目的除了总结、安排下一步工作外,主要修弥两位大师之间的误解。在这次会议上,徐邦达先生和谢稚柳先生都展现了宽宏的胸襟,握手言和,在以后一起赴美看画的过程中,他们已是融洽笑谈如故。这就是一代宗师的风范。他留给我们除了有形的资产之外,更要让后人学习的是道德与人品,一种高于物质的精神文明。

徐邦达先生,我们永远怀念您!

(作者系书画家、鉴定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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