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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张闻天：曾被遮蔽的总书记
有人提出说：不争权的张闻天为何在1938年与毛泽东关系恶化？其实父亲跟毛泽东并没有分裂，只是父亲反对他跟江青结婚而已
本刊特约撰稿/陈静思
2010年10月，古城南京。
与众多开国元勋后人生活在北京不同，张闻天的独子、72岁的张虹生在这里安静地居住着。
循着张虹生提供的大钟新村住址找过去，没想到，家里没人。直到老人的外孙放学回家，才知道这是他女儿的家，他本人不住这里。我直奔张老现住处。
“你可能不相信，这是我租的房子。”看我对这个简洁的新居一脸好奇，张虹生告诉我。
采访一直持续到晚上。但是，关于张闻天的一切我们只谈到了皮毛。对于这样一个经历曲折、思想深邃的历史人物，我们需要时间。
次日，我们继续。张虹生记忆中的父亲一点点重新清晰起来。
“父亲去世后，骨灰盒上连名字都没有，而且没入殡仪馆正厅。”张虹生说，“父亲的日记交了上去，我自己也无法看了。思念起父亲，有时候想起的是伤心的往事。有时候想翻翻父亲的日记和读书笔记，但是，都已经不可触及了。”
调离外交部、调离中国社科院经济所、遣送至广东肇庆、迁居无锡……在儿子眼中，变故一次次地打击着张闻天，“官越做越小”。
张虹生很少谈父亲：“我一直没有写关于父亲的文章，因为母亲不让我写，她说儿女写父母永远没有说服力。的确是这样，不用说儿女写，本人写的自传很多都没有说服力。第一，根据现在写过去，得用现在的要求去写；第二，有的地方可能自我吹嘘。”
图书馆里的一个普通工作人员
我10岁才和父亲第一次见面。
1939年，我出生在新疆迪化(今天的乌鲁木齐)。我出生时，父亲还在担任着日理万机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职务。我出生后不久就被寄养在迪化八路军办事处，由一位干部的母亲照管我的生活。母亲只身回到了延安。
1949年，东北局势日趋稳定后，我才被警卫人员送去见父母。那年，我已经10岁了。因为我从小听过许多英雄故事，所以沿途老打听我父亲是不是司令员。当听说是什么书记时，连连说不好，还是司令员好，佩手枪、骑大马……
第一次见到父亲时，发现他没有盒子手枪，也没有骑高头大马，真有些失望。但后来发现他和妈妈每天是坐小汽车去上班的，感到这汽车比我坐过的马背摇篮要好，特想去试一试。但父亲不许。
那时候，家里有勤务员、警卫员、保姆等，完全可以照顾我的生活，可父母不让。从小学5年级开始，生活上的一切事情都得我自己干。当时，我认为他们对我严到不近人情是不喜欢我。
1979年，父亲平反后，组织上为了落实政策，有意让我回北京，顺带照顾母亲。当时我是很想回北京的，但母亲不同意，调函都到我手里，母亲却又退回去了。
这种情况在文革之后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
我也没什么说的，因为我已经习惯了。他们都跟老百姓比，老百姓能做到的，你就该做到，做不到就是你有特殊化思想。他们在这方面特别注重。
母亲到中纪委工作后，把我看得很紧，决不允许有任何特殊化，甚至连我评职称都干预。她固执地以为，只要工作表现好，不用申请，“自然就会被选上”。
我在南京大学工作的20多年里，再没申请过职称，也没幸运地被自然而然地选上。一直到退休，我都只是学校图书馆里一个普通的工作人员。
后来，我才慢慢理解父母。
在我顶着“右倾坏学生”的帽子在新疆劳动以后，我才知道在大跃进问题上、庐山会议上，我父亲没错，他是对的。劳动之余我借了不少书看，慢慢地久了，我和父亲的思想就接近了。
父亲1967年后没有工作。我从新疆回来，他对我特别好，这时候才真正显露出来他的父爱。他很关心我的生活，知道我工资低，抚养小孩困难，在肇庆监管时，他还从每月120元的生活费中扣下15元补贴我家用。平日里，他除了看书写作外，喜欢跟我在一起讨论问题，经常把我叫到身边。这个父爱是说不出来的，对我很慈祥，但是生活上还是很严，一直到他去世都是这样。
我没有任何父亲的遗物，都捐了。我父亲后来的笔记、日记等原稿，我想留着，我妈不让。捐出去后，我现在也看不到这些日记了，我不是党员，不能随便看。
现在回想起来，如果文稿在我手里，想要的可以来复印，这样对父亲的研究会更透彻。但是现在不解密、不让看。比如，我父亲在外交部这一段历史，外交部不让看，因为牵扯到我父亲的外交观和当时执行的外交观不完全一样。比如说，和平与战争的问题，我父亲的观点是世界的趋势是和平的，他说，我们起码能争取10到20年的和平，而10到20年的和平争取到了之后，世界大战就更难爆发。毛泽东则一直强调战争和备战。
其实，父亲的日记我也没看过。他的日记很多，最宝贵的是16本日记，记录了从庐山会议以后到经济研究所的经历，后来抄家时被封存了，据说遗失了不少。
在我的印象中，父亲始终过着“标准钟”一般的乏味生活，除去必要的应酬，只要在家，几乎全泡在书房里，足不出户。每次周末去学校之前，等到我跑去向父亲告别时，我甚至只能隔着房门，说上一句：“我走了。”好一会，房门内才传出一句：“知道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