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时代》作者傅高义：下本写胡耀邦或朱镕基

今年1月，哈佛大学教授傅高义的《邓小平时代》简体中文版由三联书店出版社出版，3个月过去了，这本书依然位居各书店的畅销书排行榜前列，销量超过50万册。昨天，被誉为“中国先生”的傅高义应南京市新华书店之邀来宁在东大九龙湖校区演讲。演讲前，他接受了本报记者专访。傅高义在接受采访。本报记者 邢虹摄

从研究日本转向研究中国——

“当时美国人还没意识到研究中国的重要性”

记者：您本来是研究日本的，后来研究中国的兴趣是什么时候萌发的？

傅高义：我的博士论文是写美国社会和美国家庭，我的导师说你得去别的国家，有比较才能更了解美国。于是1958年我去了日本，两年后回到美国，导师又问：“给你3年博士后奖学金去中国，你接受吗？”当时，整个美国学术圈研究中国的人很少，我们预测中国与美国和世界的关系将逐步展开，但当时绝大多数美国人都没有意识到这个研究的重要性。我非常感兴趣，就答应了。从1961年开始，我花了一年学中文，又花了一年阅读相关书籍，第三年去了香港——因为当时还不能来内地。直到1973年，美国有个自然科学代表团访问中国，需要三四个社会学学者，我当时是哈佛东亚研究中心所长，地位还可以(笑)，就来了。

记者：您如何看待这么多年中国发生的变化？

傅高义：人们生活水平提高这是显而易见的。1973年我来的时候，人们都很紧张，怕跟外国人说话，怕说错话。这次我在中国跑来跑去一个月，跟各个阶层的人都交流得很愉快。我第一次到中国也来过南京，之后又陆陆续续来过三四次。和中国的很多城市一样，南京变化很大。我很喜欢南京那些古代建筑和大学里的图书馆。

记者：作为中国问题专家，您如何预测中国未来的发展？

傅高义：我个人认为会继续比较顺利地发展。当然，面临的问题也比较多：社会福利制度、环境污染、教育、房价等等，还有就是腐败问题。

我跟很多官员谈论腐败问题，他们都承认比较严重，但不愿意接着往下说，我在中国的一些知识分子朋友说得比较多。这的确很难处理。据我了解，现在奢侈品店、高档酒店客人减少了，说明反腐败已经有了效果，这是好事。

写《邓小平时代》靠“拉关系”——

“这本书为美国人而写，他们应该了解中国”

记者：《邓小平时代》之前，您写过两本关于广东的著作，这是不是为写《邓小平时代》打下了基础？

傅高义：我想是的，我本来没有这个计划写邓小平，但现在看起来，我运气很好。不过，这本书不是为中国人写的，而是为美国人写的。美国的老百姓不够了解中国，中国和美国是21世纪最重要的两个国家，应该互相加强了解。

2000年我退休后，决定专门写一本书让美国人了解中国的情况。我认为，这几十年中国发生的重要的事就是改革开放，所以写了邓小平和他的时代。接下来的10年，我基本不做别的事，不教书、不写其他小文章，一心只为这本书。我的目标是写一本比较重要、能“留下来”的书，不仅今天的人们愿意读，几十年后还是有人想了解。

记者：书的前言里列出了300多位受访者的名字，包括邓小平的家属、各国政要等，您是如何采访到这些人的？

傅高义：靠拉关系啊(笑)。在哈佛大学工作有很多机会，可以认识很多朋友。比如1997年，江泽民访美时曾到哈佛大学演讲，正好是我主持活动。我想跟他谈谈，他接受了。外国人很少能有这种机会。

不过，写邓小平并非易事。上世纪20年代，邓小平在巴黎和上海从事地下工作时，就学会了完全依靠自己的记忆力，他去世后没有留下任何笔记。邓小平严守党纪，即使在“文革”期间和妻子儿女下放江西时，他也从不跟他们谈论党内高层的事，尽管他们也是党员。

记者：这本书得了很多奖，简体中文版销量超过50万册，您还有没有什么遗憾？

傅高义：遗憾的是我没有与邓小平本人会面并交谈，其他就没有了。我认为我了解的东西，都写在这本书里了。当然还是有一些小错误，但没有一个学者指出书里面有大错。

在美国学术界，大概有10%的人批评这本书，觉得我太崇拜邓小平了。我觉得并不是这样，我尽量保持客观，只是在讲中国发生的真实的情况，我的责任是让读者自己去判断。我介绍背景、情况，然后介绍邓小平是怎么做的，而不会去写他为什么这么做。读者会理解我的想法。

记者：中文版销量这么高，在你的预期之内吗？

傅高义：中文版卖得比英文版好，我也挺吃惊。一本书88元，对普通百姓来说不算便宜。我非常高兴，当然不是为了钱。这笔收入我捐给了我在俄亥俄读本科的大学，让学生研究东亚文化、中国文化。(为什么不捐给哈佛？)因为哈佛本来就有钱(笑)。

如果身体允许会继续写中国——

“下一本书考虑 写胡耀邦或朱镕基”

记者：前几天在博鳌论坛上，您接受采访时说下一本书考虑写亚洲经济，在其他城市演讲时又说想写朱镕基，能透露一下具体的写作计划吗？

傅高义：我还没有决定下一本书写什么。你刚才说的是两种可能，还有另外两个想法：一是考虑写胡耀邦，这几年资料、文献工作其实准备得差不多了，如果身体条件许可，两三年可能就能写出来。还有人建议我写一本关于中国人思想、中国人习惯的综合类图书，但这个难度太大了。而且，我已经82岁了，还能写多久是个问题。

【人物简介】

傅高义(EZRA F.VOGEL)：美国哈佛大学亨利·福特二世社会学荣休教授，曾两度担任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美国中国问题研究的权威机构之一)主任，被认为是美国唯一一位对中日两国事务都精通的学者。在哈佛大学，傅高义素有“中国先生”的称号，他对中国问题的观察和写作持续了整整40年。

本报记者 邢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