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一本65岁杂志庇护的人与文学

老牌文学杂志《收获》，几天前在上海过了一个很有人气和流量的65岁生日——将近七十位作家，文坛宿将与新人，一一登场，而其中莫言与余华的现场对谈，还一度把活动送上了热搜。

其实这场生日主题设置称得上平淡——“我们的旅程”——不是什么醒目、宏大的文学主张，更像是聚会时聊的家常。

在中国当代文学史思潮运动中，成立于1957年的《收获》并非是会主动唱中心、充主角那一类杂志，她甚至也不是那种习惯聚集一批人为自己载歌载舞的性格。5年前，《收获》60岁。一甲子，算是大日子，所做的，也就是莫言、余华、贾平凹三十位外地作家，以及王安忆、叶辛、孙甘露等20余位在沪作家，在上海市作家协会的大厅，开了一场为“文学家园”座谈会。主题不浪费感情， 形式也不事铺张。那天是萧瑟寒冬，来的作家里，有94岁的黄永玉，也有34岁的笛安。《收获》主编程永新，对着大家说，欢迎回家。

五年后，人们再次为《收获》庆生，也把三年来三次文学排行榜积攒的荣耀与奖杯，一口气痛痛快快地递到得奖人的手里。疫情期间物理性隔断，让人格外期待在春天相聚，那些人心里的艰难契阔，让人们期待在一本65岁的杂志中寻找更恒定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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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难再有其他杂志，如《收获》般拥有对作家如此深厚持久的号召。莫言说回到这里，就像回家。余华说它对一代人的庇护。格非说它对我们有很大的恩惠……它是在漫长的时间中，对无数作家的庇护和缔结。

这些作家如今流传在课本、文学史、短视频平台，但他们一开始出现在《收获》上，不是显赫的名字。

偏居西藏的汉人马原，无论是地理上，还是文学上都是边缘作家；想用文学改变命运，连续写了五年的浙江牙医余华；还有频频被退稿的苏童……如今人们都知道了，《收获》是他们跃上文坛的公约数。

从余华在《收获》上发表第一篇小说 《四月三日事件》开始，《世事如烟》、《难逃劫数》、《呼喊与细雨》、 《活着》、《许三观卖血记》、《兄弟》…… “我有超过四分之三的小说，都是发表在这本杂志上的。在我心中这是中国最好的一本文学杂志。”

在庆祝《收获》五十周年的一封贺信中，余华回忆了更多的细节。他收到《收获》编辑肖元敏的信件，告知两部中篇小说《一九八六年》和《四月三日事件》将获发表，其中一部有些地方需要改动。编辑将原文和改动部分抄写在信纸上，征求他的意见。这是余华第一次感受到编辑对作者的尊重，也是他第一次发表中篇小说。

“当时我是无名之辈，肖元敏的信让我恍惚起来，觉得自己是大作家了。后来我才明白，这是巴金和靳以创办《收获》时就开始的传统，无论作者名声大小，都会在《收获》这里得到同样尊重。”

发现、尊重，甚至是抢救式的打捞作者，让当事人和一段段文学史，感念《收获》的庇护与滋养。这种厚待并不只是集中在某一类作家，在某一个时期。这类不计作家名气而是以作品来说话的编辑精神的事例非常多。

1979年，从维熙以亲身经历和真实感受写出了中篇小说《大墙下的红玉兰》，投寄给 《收获》。反映 “大墙” 生活在当时是 “禁区” 。《收获》发表了这部小说，而且作为打头篇推荐给读者。作家张一弓在发表小说《犯人李铜钟的故事》之前，没有人知道他是何许人，而且按当时的情况，刊发也有一定阻力。巴金闻讯，读了小说，拍板发表……

《收获》抵抗文学之外的干扰，也杜绝文学内部的偏见，不惟名家、不薄新人。张贤亮在小说《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中有一些性描写，当时文坛对此难以接受，冰心打电话给巴金——他们以姐弟相称，你要管管《收获》了。高龄的巴金看完稿子，说小说没什么问题。2006年，以网络文学知名的安妮宝贝，以小说《莲花》在《收获》的亮相登上严肃文学的舞台。如今在影视圈中炙手可热的双雪涛，《收获》最早发表过他的《跛人》。杂志编辑部长期跟踪他的写作，双雪涛每写一篇作品，也会拿给杂志编辑们看，形成一种良好的互动关系。《平原上的摩西》也是经过多次修改才予以发表的。

用这一届收获文学榜评委们的话来说，《收获》是“厚重而先锋”的，是“高扬文学性”的，是“既有高标准，又有包容性的”。主编程永新介绍，最近，他让年轻编辑关注一位“80后”科幻作家。据说对方是凝聚态物理学博士。程永新说编辑的职责，就是跟踪最有才华的人，守候这个时代的大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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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获》感受、辨认着时代，但始终没有调动情绪去迎合时代的急切。从创始人巴金、靳以开始，它得到的基因更像是从五四那里接手过来的流风——“一种纯粹的文艺与人道的力量”。靳以1956年写给巴金的信中所提及的创刊号组稿情况便充分印证着这一点：老舍和曹禺的剧本、茅盾的长篇小说、萧克将军的长篇小说、荒煤的散文、丽尼的散文、卞之琳的小说、康濯和艾芜的小说、沈从文的游记等。

创刊号的封面，是巴金和靳以都拍手叫好的：两个极大的“收获”宋体字作为素材，占去封面的绝大部分地位，书面底色，从杂志顶端以极浓的暗红色开始，越往下越淡，以淡到不能再淡而告终。这个封面之后沿用了多年。而和封面一样简朴的，是杂志的理念，来自它背后的灵魂人物巴金——多出人，多出作品。

对于《收获》，巴金不是一座雕塑，一间样板房，更是一棵树，一栋楼，就像《新青年》时代，那种主编与刊物之间声息相应的、个人性的精神联系。程永新说过，“巴金虽然人不在了，但是对作品思想性和现实性不可或缺的要求，还是很深刻地影响了后来的编辑。”

这位晚年还在《随想录》里讲到的反思和忏悔精神的作家，让《收获》坚持“如果一个杂志对现实没有意义，就是失职。” 巴金一生重视友情，爱护朋友。这种关系既是情义的，也是思想的、艺术的、精神的。在节目《我在岛屿读书》节目当中，余华感慨，巴金的长寿，让一代作家有足够的时间自由成长。

巴金

从创刊始，《收获》就明确了尊重作者的原则。巴金和靳以曾商定，编辑部人员如有文章发表在杂志，排在目录的末尾，以突出其他作者的地位。等巴金女儿李小林主持《收获》后，规则已经更新为杂志工作人员不能在自己的刊物上发表任何作品。

如今的微信公号发布《收获》的投稿信息，还会把“必回复”作为醒目的标题——这是《收获》的传统，纸质投稿，必定回复。在李洱的印象中，只有《收获》会把原稿重新退给作家，编辑的改动都非常精彩。

老人们都能记得，《收获》的老编辑们会用毛笔改稿，用毛笔回信。等到工业时代，陈村回忆，“《收获》的编辑又很讲理，允许申辩和讨论，他们非常认真，但他们要求的修改可以讨论商榷，你要是说得有理，他们就将铅笔印子擦去。”

再到网络时代，这份编辑的手艺在更年轻一代的身上仍旧传承着。《收获》内部有一个微信群，里面都是年轻编辑。建群群主是程永新，他会在里面牵头“就一部长篇，哪怕是短篇，标题、文字也好，细节也好，大家一起讨论。“

陈村有个一个形容，这些一代代在《收获》工作的编辑们就像是宣誓嫁给了文学：“从今以后我们将如何如何，不管贫穷还是富有，直到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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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被亲历者、媒体的反复反刍中，八十年代的文学史、先锋文学，和《收获》已经成了一段浪漫的互文：一群年轻的文学无名之辈，一个给人“家”一样感觉的杂志编辑部，深夜挂上锁，但并不妨碍外来的人翻过的校门，穿梭城市的公交……

先锋文学通过《收获》完成了文学史上的集体亮相，但事实上，杂志没有在某一期举起旗帜。它不叫专号，不发评论注解性的文字。只是基于杂志的代表性和影响力，先锋文学由边缘正式走向中心。

尊敬传统，坚持美学神圣性（王安忆语），和推重探索性的作品，接受被称为实验文体的作品，在《收获》处并不矛盾。从 “大墙文学”，到“青年先锋号”；从“大文化散文”，到“私家照相簿”；从固定的双月刊，到一年4期的长篇增刊……以思想和文体的创新，《收获》一直都引导着文学潮流。

学者余秋雨，此前长于写理论著作，比如《戏剧艺术创造工程》之类，作品大多躺在大学图书馆里。根据程永新的口述回忆，八十年代末，余秋雨拿两篇小散文给同学李小林——也是《收获》时任副主编、实际负责人。《收获》决定给他开专栏。余秋雨被李小林“逼得”每期写一篇，当时“苦不堪言”，只是碍于老同学情面，“也不好发脾气”。“这么两三年写下来”（《〈收获〉：让余华和余秋雨成名》张弘，艺术南方）。从连续用大版面开设余秋雨的散文专栏 “山居笔记” ，到后来相继开设多个散文专栏，这些散文集结成册，就成了后来大卖的《文化苦旅》《山居笔记》等。

“学者散文” 一时红遍大江南北， “大散文” 观念蔚然成行。1994年《收获》为李辉开设“沧桑看云” 散文专栏。千禧年后，《收获》推出由阿城和陈村联袂主持的 《好说歹说》，聊世界前沿的音乐和文化，谈论人生重要的死亡、爱情、快乐。其中不乏电影明星文化明星加盟。

王安忆对此有过概括：“它具有一种好奇的童真性格，对一切新鲜的事物都抱着探索的准备，这就使它始终呈现出年轻的面貌，活力充沛。”

从这个意义上讲，这本已穿过几番时代风雨和无数文学现场的杂志，虽已年满65，却与老迈相距甚远。哪怕它再继续向前趟过65年甚至更久远的岁月长河，在其好奇与童真的加持下，也将始终朝气蓬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