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名》导演程耳:真正的好电影一定比商业更商业、比艺术更艺术

《无名》导演程耳:真正的好电影一定比商业更商业、比艺术更艺术

春节前的几天,程耳一直忙于《无名》的宣传,计划随时都有调整,行程几乎密不透风。倦意明显笼罩在他的脸上,他也说自己的状态可能不是很好,实在太累了。

程耳很久没有经历这样的生活节奏了。自从2016年推出《罗曼蒂克消亡史》后,他五年没再拍片,一来是想让自己沉淀一下,二来也没有特别大的冲动。事实上,他并不享受拍电影这件事,甚至很难在片场获得那种兴奋感,反而总觉得负担在身,太过沉重。他喜欢自己呆着,或者读几页书,或者写几笔小说、剧本,偶尔看看电影,更多时候只是枯坐,什么也不干。

他的确不属于惯常意义上的职业导演。他的作品数量不多,而且以往几部电影虽然都具备充足的商业空间,却无一例外地打上了风格鲜明的作者烙印,艺术独树一帜,普通观众的反应毁誉参半。这回的《无名》依然如是:顶级卡司、谍战题材,一个本来可以尔虞我诈、险象环生的故事,被他讲得回环往复、面若平湖。他说这大概出于某种本能,自己其实没有要去颠覆什么挑战什么,也不想让观众感到尴尬。

他不是一个特别愿意敞开自我的人,但似乎也全无躲闪的本事。对待提问,他总是略作迟疑,然后深思熟虑,尽力给出一个可以给出的最完整的回答。因此他的采访尽管是在疲惫中进行的,却并不草草。以下是对话中与《无名》有关的部分内容。除此以外,程耳聊的还有很多。

《无名》剧照

《无名》剧照

我其实不太享受拍电影这件事

《中国新闻周刊》:最初为什么会拍《无名》这部电影,创作思路是怎样诞生的?

程耳:还是因为想拍一个民国戏。最先确定的是这样一个年代,然后跟博纳于(冬)总有一些沟通,大概圈定了一个题材。基本上很多精力都是在写剧本,剧本大概前前后后有好几个月。

《中国新闻周刊》:这部电影在情节走向上其实无可避免地会有一个既定指向。这对你而言,构成一种创作的限制和挑战吗?

程耳:大体上我觉得还好,因为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商业片的架构。我们想要有类型片的元素,也试图在传统类型片基础上有一些突破,无论是商业维度,还是创作者个性和艺术追求,所以不少精力是花在这个方面。

《中国新闻周刊》:将《无名》放在你的作品序列里,你会给予它一个怎样的位置?它算是目前最特别的一个作品吗?

程耳:它是我完成度最高的一个作品,也是商业性和艺术性都在继续进步的一个作品。

《中国新闻周刊》:但听说这一次的片场极其安静,甚至跟你合作过多次的刘一舟导演这次都有点怕你。这样的状态意味着什么?是否代表你有一种前所未有的压力?

程耳:我拍戏一直都比较安静,只是这一次拍了四个多月,可以不用那么局促,随着整个工作的磨合,自然而然会越来越安静。我一贯不喜欢在现场大喊大叫,也不大用对讲机,因为没有必要的噪音会干扰演员情绪。

压力一定是很大的。拍戏对我来说其实每一次压力都很大,因为你每时每刻都需要去对结果负责——其实谁也不需要对这个结果负责的。通常大家拍了一段时间之后,剧组其实是一个很开心的地方,常常欢声笑语,尤其是拍摄没有那么疲惫时。但我很难体会到这种开心,我也从来不会出去吃饭什么的,我都是现场-酒店-现场-酒店。所以我其实是不太享受拍电影这件事的,太沉重,负担太大。

《无名》剧照

《无名》剧照

我一直希望比商业更商业,比艺术更艺术

《中国新闻周刊》:此前放出的预告片中,为什么特意强调这是一部“超级商业片”?

程耳:那天我在剪片子,然后他们拿手机进来给我看,说好像大家还是觉得太文艺了,我说那咱就直接打一行字幕出来——“超级商业片”。这是一种玩笑,确实也没人往预告片里打这样的口号,但是我觉得效果还挺好的,反正喜欢的人一乐,不喜欢的人可能也觉得有趣。

《中国新闻周刊》:所以是有一种自我调侃或者叛逆、反抗的意味在其中?

程耳:没有,我只是觉得它有趣,当时没有想这么多,也没有什么可叛逆的,也不值当去叛逆。对于商业和艺术的这种划分,它的边界本身就没那么清晰,不是所有标签为艺术片的电影都是真正的艺术,也不是所有标签为商业片的电影都没有艺术性,好看的艺术片也是很好的商品,优秀的商业片也是一种艺术。真正的好电影一定比商业更商业、比艺术更艺术,对我来说,我一直希望做的事就是比商业更商业,比艺术更艺术。

《中国新闻周刊》:拍《罗曼蒂克消亡史》时,有几场戏是你临场现加或调整的。这一次《无名》有没有这样的情况?

程耳:有,加得挺多的。因为我到上海筹备时,剧本更多的是一个大框架,没有写得那么具体、丰富,所以我每天都会在现场飞页。像黄磊饰演的人物,基本上算是飞页飞出来的。

《中国新闻周刊》:你好像每部电影都喜欢使用顶级卡司?

程耳:因为我其实平时看的东西很少,知道的演员也很少。而且我一直用的是偏成熟的演员,到这个年龄段的演员,足够优秀的一定都是有知名度的,所以不是刻意为之。这一次王一博这么年轻的人,是我从来没有拍过的,所以我也就更懵圈了,这个年龄段我更不认识谁。但其实每个演员不会超出电影本身的语境,所以没有明星和普通演员的分界线,在我的电影里,演员是相对挺平等的。

《无名》剧照

《无名》剧照

看不懂是一个伪命题

《中国新闻周刊》:这一次为什么仍旧选择了非线性的叙事?在一些既定的情节走向基础上,隐藏的叙事和悬念的设置会不会有些徒劳和无力?

程耳:其实还好,我个人感觉不会显得无力,反倒是会加强某些感受,会比按顺序讲述更多一些发现的快感或者隐秘的快乐,甚至会引起一些思索或讨论。其实这种结构上的处理,我觉得特别像我们有时候发呆去回忆自己的某一段人生旅途。陷入回忆或者梦境的时候,它都不会按照时间顺序,一定是首先想起一件事儿,然后想起前前后后。

我喜欢在看似杂乱的众多元素中,随着故事推进,创作者的创作和观众的观赏齐头并进、一起梳理线索,试图在碎片中重建某一种秩序。而最终,秩序会带来,也会带来思想。我一直都在用这样一种结构方式说故事,我想大概是出于某种本能。除非大家问起,我也很少主动地去回顾、反思。我的电影当然剪辑上会有一些取舍和调整,但大的结构和方向都是在写剧本的那一刻就已经奠定,我一般写剧本就是这么结构的。好像形成了这样一种习惯,每一次试图拿起笔的时候,非常顺畅地就这么写。

《中国新闻周刊》:你担心这种叙事方式会对一部分观众产生障碍吗?

程耳:我觉得所谓的叙述方式,对于观众真正去接受一个故事,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大的影响。一部电影最终的接受效果,跟很多东西有关系,不光是结构,包括演员、题材、触及的深浅、价值观的方向。还有我最近意识到一点,它跟整个社会的情绪或者心态都是息息相关的,很难剥离。

大家有时候说看不懂,我觉得看不懂是一个伪命题,除非一个电影价值观过于晦涩,无法理清创作者究竟要做什么。平心而论,我没有走多远,无论结构上、美学上还是思想上,我没有要去颠覆什么、挑战什么。我反倒期待用一种很质朴的方式去表达一些朴素的情感,其实我很少用移动镜头,几乎都是固定镜头,连轨道都很少用。好的电影一定是简单的朴素的,着力于表层的东西一定缺乏生命力,只有生命力才能抵御时间的洗涤或淘汰。

当然,跟观众之间的纽带需要不断尝试、不断沟通。《边境风云》吸引了第一批喜欢这种电影的人,《罗曼蒂克消亡史》又吸引来一批,《无名》可能会吸引更多的人,这个群体会越来越大,你跟观众之间需要互相试探。而且对我来说,我很难再去兼顾更多,我必须得首先做我擅长的事,然后力求一种准确的表达,既能符合自己的自尊心,也不要让观众感到尴尬。(但)每个创作者都必须去面对的是,没有哪一类电影、没有哪一位导演能够征服所有观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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