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子东:如果做不了“对”的事情,是否应该直接为了钱?

许子东:如果做不了“对”的事情,是否应该直接为了钱?

2021年10月13日 11:42:46
来源:凤凰网读书

出于信仰做坏事,和为了利益做坏事,前者不知是坏事,后者明知是坏事——哪一种更可怕?

(本文摘自许子东于2015-2016年间撰写的专栏文章)

01

做“对”的事,还是赚钱?

现在大学毕业生找工作难,文科生更难,考公务员几百人才录取一人。

我曾经碰到一个文科毕业生。他曾经考过公务员,考上了,做了一阵,不喜欢那里,也不习惯于管理人,后来辞职到了一家报社的文艺版,想追求理想。没想到一年下来也是失望,他觉得应该做的事情做不了,虽然做的是文艺版,可是一直围着八卦、绯闻,与广告客户打交道。

这个年轻人问我,如果做不了“对”的事情,是否应该直接为了钱?不知道“直接为钱”是指什么,显然不是下海做生意。也许是在网络上兼职,为了拿好处写文章?他对职业、对人生总结得很好。的确,我们一是求做对的事,做高尚、有意义的事,做自己感兴趣、能够全身心投入的事,做对社会、对人类有益的事。第二,我们又求更好的回报,多赚钱。两者若能自然结合是不是更好呢?吊诡得很,不一定。做的事高尚又能赚钱当然好,比如拿一个诺贝尔奖。但以赚钱多为最高尚的事,也未必是人们的理想境界。对大部分人,尤其是对刚毕业、刚踏入社会的年轻人来说,义与利不能兼得是常态。

莫言在诺贝尔文学奖领奖现场

这位年轻人其实他知道什么是对错,不纯以金钱为价值标准。但他的话也有危险,难道为了钱就可以不顾对错吗?他非常好奇地问起我们的过去,“你们年轻的时候遇到这个问题怎么选择?”他这一问,倒真让我发现了时代的不同。曾经有一个时期,我跟我的同代人既不能做对的事情,也赚不到钱,可是我们照样生活下去,工作、学习、运动。

最后我对那位年轻编辑说,只要你不放弃,人总会找到对的事情可做,而且也能赚钱。赚钱并没错,做网红或写微信公众号也行,只是不要靠批判他人赚钱。出于真心批判,最多只是受蒙蔽,出于恐惧批判,一般只是随大流。为了赚钱而批判,日后也不会原谅自己。

当然,出于信仰做坏事,和为了利益做坏事,前者不知是坏事,后者明知是坏事——哪一种更可怕?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02

钱多了,然后怎么办?

五十年前,中国只有几十万大学生;如今,每年有七百万大学生应考和毕业,在校大学生两千多万,累计过去一二十年,改革开放以来的大学生已有一两亿,占总人口中相当大的比例。可是这一两亿的大学生,是否都有自己可以安身立命的事业跟专业?这是一个很大、很严峻的问题。

电影《百鸟朝凤》讲匠人精神。有人解读匠人精神就是完成商业契约,简单地说就是给我多少钱,我干多少活,这真是误解。更准确地说,匠人精神是专业精神,钟表匠也好,医生也好,导演也好,都应该有自己的专业精神。坚持专业精神,不一定跟社会回报成正比:理想状态是活儿做到一百分的好,又能得到一百分的经济回报;可常常你的活儿只有五十分,收获却有两三百分,甚至一千分。作家、导演都会碰到这种情况——文章、电影明明很差,歌也是假唱,可是票房多了,书畅销了,甚至还可以拿微信公众号做软广告……钱多了,这个时候怎么办?

《百鸟朝凤》剧照

大学生和专业人士有三种选择。第一种,不管收入多少,我还是坚持专业精神,坚持匠人道德,一定要把活儿做到最好,这是选择A,令人尊敬的选择。

第二种,多赚钱总是好的,只要做五十分就赚钱,我就做到五十分,你们要我怎么做,我就怎么做,但是我不能丢了底线,不能丢人,不能害人。知道自己只做到五十分,心怀愧疚,有机会还要做一百分的活儿,对得起自己。作家刘以鬯曾经说过,他的创作有时是娱人,有时是娱己;娱人为了生存,娱己为了艺术。这种选择是可以理解的。

第三种情况,既然做五十分就能赚两百赚五百,那五十分就是最好的了。赚多少钱就代表事业有多少价值,票房、富豪榜、GDP等等是最重要的标准。忘掉最初干活的一百分吧,与时俱进。原来搞新闻,后来转娱乐,空壳公司也能上市,直播红了就做直播,什么一个人的毕业照,现在一个人在斗鱼做直播年收入能赚多少钱……

我也常常问自己,我也想问问各位朋友,A、B、C三种,您会怎么选择?

03

你会离开“北上广”吗?

前年在北京办讲座,碰到一对三十多岁的夫妇,两人分别是大网站和出版社的普通编辑,开着一辆宝马X1,颜色并不好看,据说是特价产品。他们开车送我,在四环路上塞了一个多小时车。

从聊天中得知,他们多年前在北京四环外买了一百多平方米的房子,当年一百多万,现在值八九百万,可是他们却说毫无意义,只有一套房,卖了也买不起新的,每天上下班在路上至少要花三个多小时。看得出,他们在北京生活压力很大,牢骚很多。于是我就问:“你们都是武汉人,为什么不到武汉找类似的工作呢?房子卖了八百万,到武汉两三百万就可以买到更大的房子,余下的虽说不能坐吃山空,但至少可以大大减轻生活压力,也许还可以环游世界,不会整天塞车在雾霾路上……”

他们沉默了好一会儿。男的说:“我们也想过,也有实际可能,但总觉得哪里不对劲,或者说不甘心。”女的问:“许老师,设身处地地想,你会离开北京吗?全家,而且可能是永远地离开?”一下子把我也问倒了。北上广,在中国已经是一个符号和一个象征了。房价飞涨,生活艰难,但又极具吸引力。有人为了进入北上广,不惜一切;有人却又生出念头,想逃离北上广。

随着社会的发展,能逃离北上广是一种奢侈。如果说主动离城的是精英,那么努力进城的又是怎样的人口呢?上海目前总人口二千四百一十五万,其中外来人口九百八十三万,占三分之一以上。有统计表明,外来人口的就业主要有两类,一类是做本地人不愿意做的事,另一类是做本地人做不了的事。上海的服务业77%靠外来劳动力,建筑业74%,住宿餐饮74%,批发零售62%,制造业61%——说通俗一点,如果不考虑专业,想进北上广的人口处在社会生产链的较低端。对他们来说,城市竞争天生就不公平。

所以,这么多人想进来,我们怎么舍得走呢?这对夫妻虽然没有明说,我却听出了他们的意思。有篇文章述说北上广新白领们的忧虑和心理优越感。心理优越是外部压力带来的,夺回控制感的需求,认为自己经过多年的残酷竞争,争得了相对光鲜的位置,今天能活在北上广,说明自己是同龄人中的佼佼者。身为新北京人、新上海人有时候也怀旧,怀念家乡,但还是相信北上广更平等些,女性平权更普遍些,子女前途更光明些。有些生活习惯、生活理念,对于社会新的游戏规则的追求,都构成了他们无法从北上广逃走的理由。

所有这些都不能说是没有道理的,我对那对夫妻说,你们都是大学生,有专业选择的能力,也有经济上的支撑。男方在大的门户网站就职,或许在北京更有发展,可是现在很多地方的出版社都不错。女编辑问,比方说呢?我说,广西师大出版社就做得很好。可是“理想国”也是在北京啊,她这样回答。

04

如果巴金生活在现在

在中国,广大年轻人怎么写文章,以什么样的文章为模仿对象甚至精神榜样,是一件极严重的大事,不仅事关文学、教育,更是事关国家、社会的发展前景。讲这个话题是因为上海的《萌芽》杂志创刊六十周年,推出了六十周年特刊,共一百四十四页,特别收入巴金在1981年为《萌芽》复刊所写的寄语。

1981年,我正在读现代文学研究生,发表了十来篇小说,那时“新时期文学”方兴未艾,思想解放、启蒙运动,我们当时并不怎么在意巴金的寄语,认为讲的都是常识。巴金说:“我描写、反映自己熟悉的生活,表达我的思想感情,用笔作武器进行斗争,我认为这是我的责任,也是我的权利。我要进行战斗,就不肯放下我的笔……”

巴金

今天,文章也要“网红”,在公众号、广告、软文成为无数青年写作的模仿对象时,再读巴金这段话,如雷贯耳。“我要进行战斗,就不肯放下我的笔”,现在大概是要说:“我要人民币流进来,就不能放下我的笔”。

当时觉得巴金的文学观很保守,他说,“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我也读了一些,但是震撼我的心灵、使我的生活受到巨大影响的作品(例如《悲惨世界》和《复活》)绝不是乔装打扮、精雕细琢、炫耀才华、卖弄技巧的东西。”我们那时正崇拜卡夫卡、海明威,他的观念有点朴素,但是巴金有一段话却是道出了今天千千万万网民的心声——“我写文章不是因为想做作家,只是因为我有一肚皮的话想吐出来,我在生活里有许多感受要写出来。我的感受,我的话只能由我自己写,自己说,不能找别人帮忙……”最后,巴金提出对青年作家的期望:“有勇气,有良心,有才华,有责任感;他们不为名,不为利,只是出于对祖国和人民的热爱。他们不是‘文学商人’,也不会看‘风向’、看‘行情’……”巴金在重复主旋律的同时,又对今天的现实做了非常精准的预言。

互联网让“每个人把一肚皮的话吐出来”真正变得有可能。弗洛伊德曾说,文学永远不会消亡,每个人在潜意识里都有被压抑的梦,每个人都是作家,这个理论也因为科技的发展变为具体可行的现实。人人都能在微博、微信上写作,总有少数人更出名、更成功,有更多读者和粉丝。就像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大家希望在《萌芽》等期刊上发表小说,九十年代要在《萌芽》主办的新概念作文大赛中获奖一样,现在更直接的成名、获利的方法就是写公众号,有几十上百万的读者粉丝,粉丝的数量是本钱,广告商就宣布投钱。

因此,著名的微信公众号成为无数网民写作的模仿对象。在不少场合,很多年轻有为的编辑、记者、文化青年不是问我关于作家的问题,而是告诉我一篇微信公众号价值多少广告费。就像大学里,大家重视老师拿了多少万的研究基金,而并不关心他到底研究什么一样,今天的写作者跳过了稿费、版税、作协、评论、获奖等等,只关心文章有多少收入。拿了人民币的写手们又要抱怨,人民币就是“人民逼”,逼迫的“逼”,成功的公众号怎样翻新、维持、扩展粉丝数量,压力太大。

各个网站都会对有前途的写手进行系统、专业的培训,这让我想起当年作协培养青年作家。我当初在上海作协小说组,跟王安忆一个组。那时为发表一篇小说,三番五次修改,改得锋芒全无,也会不开心,但一旦发表,一生的命运就此改变。

王安忆

今天的培训,第一要求写作要生活化、信息化、专业化,要“垂直”。比方说写美容的,要多写整容的利弊,有趣的故事;写学校的,要专门写升学指南,可以去什么学校,什么学校进不了,这样才能抓住固定的粉丝。第二,文字要活泼,时不时加点粗口,更重要的是要巧妙地植入广告,这要求很高的技巧。

看到一位非常成功的微信公众号作者(我对他没任何意见,也很羡慕他的成功),他总结的成功经验是千万不要当自己是在创作,一定要正确定位,把作品看作产品,时时刻刻想到顾客的需要。在这种文化新生态面前重读巴金的旧文,是不是很有意思!

文章写法简而言之只有四种。

第一种是自己的园地,作家只忠实于自己,为艺术而艺术。鲁迅的《彷徨》、《野草》,周作人的散文,郁达夫、林语堂、梁实秋、张爱玲、钱锺书等等都是这种写法。

第二种是既忠实于自己,也希望救世,忧国忧民。鲁迅的《呐喊》,巴金、茅盾、曹禺等都在此列。在今天看来,在社会现实面前,用笔做武器还是有值得坚持的价值。

前两种文学主要靠期刊、书本,第三种就要靠报纸连载了。张恨水、金庸都以娱乐读者为第一要务,从鸳鸯蝴蝶到言情武侠,这类写作希望吸引更多读者,但作家也十分强调创作才气,要有自己感情,要有个人风格等等。

现在出现了第四种——网络写作,直接把作品定位为产品,获益方式特别直接、具体。进一步发展就是“网红”,说些妙语,就有人不断地打赏。像天桥摆摊,人们丢个铜版,或如高级会所、堂会,达官贵人直接把一包银子送下去。现在不过是通过电子网络,传统一直在,只是形式与时俱进。

本文节选自

《书生之见》

作者:许子东

出版社: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出版年: 2017-9

编辑 | 巴巴罗萨

主编 | 魏冰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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