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元化的三重精神底色

王元化的三重精神底色

2021年03月22日 10:30:05
来源:新京报书评周刊

2020年是钱锺书先生诞辰110周年,也是王元化先生百年诞辰,学界素有“北钱南王”之称,王水照《钱锺书的学术人生》与吴琦幸《王元化传》适时出版,亦为一时雅事。

两书均为后辈追怀先师,王为钱先生私淑弟子,吴为王先生入室弟子,早前曾出版《王元化谈话录》《王元化晚年谈话录》等,已为传记撰写做了前期准备。去年推出40余万字《王元化传》,全景展现王元化的人生轨迹、人格特质、治学风格、处世心态,聚焦于作为文艺理论家与思想家的王先生求索、反思、否定、超越的艰难心路历程,特别是披露一些独家材料,又以史家的谨严考订过往的以讹传讹,相比此前出版过的《王元化画传》《王元化别传》等,该书呈现出后出转精,更为全面、客观、公正的特点。

读罢《王元化传》,掩书而叹,临风遥想。王先生学问既广且深,自非后学能登堂奥,探细微,现仅就王先生的精神底色略陈己见。所谓底色,特指个体从出生到青少年时期,由本我到自我、超我过渡的精神烙印。而贯穿王先生跌宕起伏的人生,决定其由左翼青年升华为深邃思想家的独特人生轨迹的,可以溯源到童年时期的三重底色:楚人血统、教会家庭、清园情结。

撰文丨陈建华(湖北经济学院)

01

楚人血统

传承屈原的孤往精神

《王元化传》

作者:吴琦幸

版本:上海教育出版社

2020年11月

王元化先生祖籍湖北江陵,出生在武昌,晚年王元化多次说到血管里继承了楚人传统:脾气暴烈、性格倔强。他常讲:“我是湖北人,性格中有楚蛮之气。王先生曾随汪公严习《离骚》,又以《文心雕龙》研究名闻学界。刘勰曾列出后世学屈骚的四类人:“才高者菀其鸿裁,中巧者猎其艳辞,吟讽者衔其山川,童蒙者拾其香草”,在鲁迅看来:“皆着意外形,不涉内质,孤伟自死,社会依然,四语之中,函深哀焉。”王拈出鲁迅评价,引为同道,意在批判俗世仅将文学视为炫才耀技、吟风弄月之具,不能、不敢学屈子精神实质。严格地说,屈、宋固然分道扬镳,汉代贾谊却有屈子风神,后世追摹屈子者也代不乏人。王先生亦曾以屈原誉顾准“灵均将逝,脑海波起……茫洋在前,顾忌皆去”,他本人又何尝不是传承屈子精神的代表?也许是“日用而不知”,即前所言集体无意识,现略为申说——

王先生一辈子恶紫夺朱、恶郑声乱雅乐与屈原喜善鸟香草、恶怨禽臭物一脉相承。他一生爱雅如命、嫉俗如仇,他心仪十九世纪文学,自称十九世纪之子,尤其服膺于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书中主人公热情豪放、倔强不屈,不向命运低头、不向恶劣环境妥协,分明就是屈子的异国知音。文学应指明向上一路,引人思考,展现崇高的精神力量,这是王一生秉持的理念。他对于张爱玲与钱锺书小说的批评正立足于此。晚年王先生更是对古老文明的衰落与人文精神的式微忧心忡忡。他并非反对大众文化本身,却担忧其艺术品位与精神向度:“艺术不能在古与今、中与外、新与旧之间作出高下之分,而只有崇高与渺小、优美与卑陋、隽永与平庸的区别”,“一个以时尚为主导的社会文化中,是没有真正有深度的精神生活可言的”。

楚人血统还赋予王先生孤往精神。孤往精神,是大儒熊十力揭示的治学门径。鲁迅有诗:“一枝清采妥湘灵,九畹贞风慰独醒”,萧艾遍地,标准混乱,众口嚣嚣,醒者彷徨无依。但真正的学术研究,须高视阔步,勇敢地走窄门,依自不依他,遵从内心指引,不以多数人的评判与裁断为意。王先生晚年主编《学术集林》,本可拉山头,搞派系,但他不屑于此;90年代他的“中道”和反思,也引来一些议论,被外人误解为“转向”、被划入国学派、保守主义等等。对此他感到气愤,郑重声明:“现在学术界也有拉帮结派之风,但我不参加互助组,也不参加合作社,准备单干到底。”

王元化(1920年11月30日-2008年5月9日),学者、思想家、文艺理论家。

02

教会家庭

反思理性的局限性

王元化出生的家庭深受西方教会教育影响:父亲王芳荃少时家贫,得教会资助,为上海圣约翰大学首届毕业生,后赴美留学获芝加哥大学硕士学位;母亲桂月华曾在上海圣玛丽学校就读,外祖父则为一名传教士,曾为沙市圣公会第一任会长。王元化出生即受洗,成长于基督教及中国士大夫传统教育的家族氛围之中,虽然王元化从少年时代受到左翼思潮影响,参加革命之后,就抛弃了基督教信仰,但其人格、学术、思想难免受其影响。

吴琦幸曾问王先生从基督教家庭到入党是不是信仰的根本转变,王元化作了肯定的回答,随后又说:“但基督教给我的影响是很大的。至少给了我们的好处是人应该谦虚,人不可以和神一样……”

青紫荣身肥家,为世俗所尚,以夸市井小儿,钱锺书与王元化都曾位列高官,两人虽无意为官而命运阴差阳错。钱冷眼观世,埋首书斋,不以俗务为念,刻意保持文化遗民身份,他不需世俗荣誉的加冕,故而只挂名不问事,届满身退,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王先生肝肠似火,以救国救民为念,但权力一旦出界,政统凌驾道统,也宁可弃高位,只以聚徒讲学为乐,这未尝不是基督教“上帝的归上帝,恺撒的归恺撒”的反映。

私意以为,王先生的三次反思也与基督教家庭背景有关。王晚年著述,偏爱用“思”与“反思”二词。诚如林同奇所言,反思对于他而言,不仅是一种思考方式,还是一种生活的方式。这种方式未必不是痛苦的,因为反思的对象,不是别人,正是曾经自以为是的自己。王先生可能借鉴了古代为己之学的精神传统,他反思的心理基石更可能源自他一再引用的莎士比亚:“上帝创人,为何要他先有了缺点,才成为人”,因为人不完美,对外既不必有偶像崇拜,对内则要不断反思、修补与完善自身。他后来一直为当年违心地写过批判胡风的文章而不安,这与晚年托尔斯泰的忏悔极为相似,而他同时代的学人,有的人选择拒不反思,把问题推到外因上,或是三缄其口,仿佛什么不曾发生过。

外界通常以为,王的第三次反思主要集中在意图伦理、功利主义、激进情绪、庸俗进化论四大目标上。垂暮之年王先生明言第三次反思的核心并非四大目标,而是尚未完成的有关认识论的基本观点。在他看来,人有局限,不是万能的,对于认识世界不能过于自信,须怀有一种敬畏之心和怀疑之心。他早年受到黑格尔思想影响甚巨,坚信人的理性可以达到全知全能。人们按照理性的指引,可以打碎旧世界,建立一个理想的新世界。而二十世纪的人类和中国的悲剧,在在说明理性同样造成了诸多罪恶。他于是忍受着刮骨疗毒般的痛苦,清理黑格尔思想中绝对主义和独断论。

王元化学馆内的王元化雕像。

03

清园情结

大学问背后有深邃关怀

幼时成长的清园,构成了王元化一生的第三重精神底色。吴著详细考订了王父王芳荃及清华诸贤的具体居住地的说法。晚年王先生对清园有一种特殊的眷恋,足以证明清园在王先生精神坐标中的重要地位。许纪霖说,“和王先生精神源头联系在一起的是梁启超、王国维和陈寅恪”,王并非清华弟子而是清华子弟,他认同清华,不是校友对母校的崇拜,而在耳濡目染的纯正学统,那是经由王国维所实践又由陈寅恪所提倡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陈氏为王国维纪念碑所写碑文,1990年代王先生常常反复吟诵,并在演讲中奋力鼓吹,文章中反复引用,可见他念念不忘的,就是清华精神。他努力捍卫这种精神,他所担扰的,也恰是清华诸贤所开创的学统被有意或无意地毁弃。章太炎论清学衰败时指出,“其故实乃学者心术已不正,专门以刺探贵人意志为应对之资,风气败坏,学术自亦凋零”,可谓一语中的。民国最重要的文明成果之一,即在于,随着现代学术独立潮流与客观主义原则的建立,人文社会科学逐渐摆脱非学术因素干扰,成为独立自主的学问,向着专业化、学院化与独立化方面良性发展。陈寅恪晚年所坚持的,王元化通过对陈的阐扬所倡导并践行的,也在于此。

一些学者没能深入历史现场与王先生的心理世界,断言“有思想的学术与有学术的思想”是正确的废话,显然低估了王的格局、眼界与胸襟。王晚年最忧虑的、谈得最多的问题之一是思想与学术的分离。八十年代各路人马放言义理,高谈阔论,“尊德性”压倒“道问学”,其弊在空疏,甚至游谈无根;九十年代形势丕变,“道问学”压倒“尊德性”,以考据代义理,以文献主义掩饰思想的贫乏,将学问变成工匠般的雕虫小技。睹此二十年的巨大摇摆,王先生将目光返归清园,他推崇陈氏,“陈寅恪我是真佩服,不要以为他是一个冬烘先生,这个人很有历史眼光的”,一般人以为陈氏只是一个考据家,史料占有丰富,繁琐冗长,不成体系,王先生认为陈氏的独家本领在于,于错综的历史现象中,探索主要环节,掌握史事演变,于小事见大局。这种尺幅千里的功夫,实为其史学的最高境界,其大学问背后有穿破时代的深邃关怀,堪称“有思想的学术与有学术的思想”之典范。

对于王先生丰富的一生,用三个向度概括,难免有简单化与标签化之嫌,挂一而漏万,不足以理解其广阔的交游与思想的脉落。好在吴著立体地展现了王由革命者、文艺理论家、到上海精神领袖的人生轨迹,读者自可涵泳与体味中寻找答案。

本文为独家原创内容。作者:陈建华;编辑:李永博;校对:薛京宁。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欢迎转发至朋友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