泥洼、土桥、大瓦窑？北京地铁站为啥要叫这些名

中国第一条地铁诞生于北京，至今已有50多年的历史。地铁站名作为地域名称的一种表现形式，不仅是地铁车站的称谓，也是北京的地理文化符号，还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部分。本期的京华物语，就来聊聊北京地铁站名的掌故。

原作者 | 户力平

摘编 | 安也

1969年10月1日，北京首条地下铁道竣工通车，1971年1月15日投入运营，从此，北京有了地铁，这也是中国建成的第一条地下铁道。

如今，半个世纪过去，北京的轨道交通线路可谓四通八达。截至2019年底，北京轨道交通运营线路已达22条（含磁悬浮S1线和现代有轨电车西郊线），总长度近700公里，线路覆盖北京市12个市辖区，日均客运量达上千万人次，地铁已成为人们出行最为快速、便捷、环保和安全的交通工具。

1994年为北京地铁提供的鼓型宽体客车

北京是有着3000多年悠久历史的文明古都，而作为标志性称谓的地名，则伴随着北京的发展而发展，变化而变化。北京的地名不但由来已久，且涵盖范围广泛，独具地方特色。地铁车站的命名可以说是北京地名文化的延续，是地铁文化的重要元素之一。

每一座车站的命名都是按照国务院颁布的《地名管理条例》及《北京市地名管理办法》、《北京市地名规划编制导则（试行）》的相关规定，遵从“符合历史，照顾习惯，体现规划，好找好记”的命名原则，并注重突出北京的地域特色。由此，命名车站很大限度地采用了许多老地名，甚至是几近消失的地名。

有些地名听起来不够文雅，甚至显得俗气，如“公主坟”“褡裢坡”“白堆子”“泥洼”“大井”“土桥”“九棵树”“稻田”“大瓦窑”等，但却是最具北京特色的地名。它们是历史，也是文化，既通俗，又易记，是老北京留下的为数不多的历史符号。

可以说以老地名命名地铁站名，是北京地铁站名的一大特色，也是“记住乡愁”的一种形式，而“乡愁”是铭记历史的精神坐标。北京的许多地名已传承了几百年，甚至上千年，尽管许多景观与风物几近消失，但人们对它们依旧眷恋，那挥之不去的乡愁镌刻在记忆之中。如今，北京的许多地名以“地铁站名”的方式被保留下来，既是留住了“根”，也是北京文化的传承。

《北京地铁站名掌故》不是地方志，而是一本以北京人的眼光介绍北京地铁站名的读物，只求简要，不求周全。对每个站名的介绍只是将其渊源“广而告之”，使人们乘坐地铁时，对车站名称有所了解，为乘行添几分情趣。

以下内容节选自《北京地铁站名掌故》，较原文有删节修改，已获得出版社授权刊发。

《北京地铁站名掌故》，户力平著，东方出版社，2020年10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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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主坟

公主坟站位于海淀区南部，复兴路与西三环中路交会处，可与10号线换乘。

公主坟到底埋葬的是哪位公主，众说纷纭。一说是顺治的干女儿，另说是乾隆的义女，还有的说是奇女孔四贞，等等。其实早在1965年修地铁时，文物部门就对这座公主坟进行了考古挖掘，将公主坟内埋葬的公主身份谜底彻底揭开。这座公主坟所葬的是清朝嘉庆皇帝两位下嫁蒙古王爷的公主。

两座墓中东边葬的是庄敬和硕公主，为嘉庆皇帝的第三个女儿，生于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十二月，于嘉庆六年（1801年）十一月下嫁给蒙古亲王索特纳木多布济，嘉庆十六年（1811年）三月病故，卒年31岁。西边葬的是庄静固伦公主，为嘉庆皇帝的第四个女儿，生于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于嘉庆七年（1802年）下嫁给蒙古族土默特部的玛尼巴达喇郡王。嘉庆十六年（1811年）五月故去，年仅28岁。按照清朝的祖制，公主下嫁死后是不能葬入皇陵的，也不能葬入婆家的墓地，须另建坟茔。因和硕公主和固伦公主是同年而故，所以就葬在了同一个地方。日子久了，原本没地名的地方就有了名，民间称这地方为“公主坟儿”。

2017年第4期《海淀史志》载：20世纪60年代初，公主坟地区还是荒郊野外，但公主坟整体风貌是很规整的，红墙绿瓦，古木参天。陵园大门南向，陵园的东、西各有一条约10米宽的马路，陵园南北两侧有几米宽的车行土路。陵园里有东西两座宝顶，东侧墓穴里葬着嘉庆皇帝的三公主，西侧墓穴里葬着四公主。宝顶是红色的圆壁形，外面有红墙围着，两座坟墓都有坐北朝南的享殿。

1939年国民党殷汝耕的部队盗挖墓葬。日伪时期建设“新北京”时，在北京西侧城墙上开辟长安门（今复兴门），修建西长安街延长线时拟从公主坟穿过，经多方疏通，道路绕行至今天的城乡贸易中心门前通过，但陵园的部分林木还是受到损坏。1965年北京修建第一条地铁时，两座公主墓正好在规划线上，施工中被拆毁。因该站建于“文革”期间，故取“破四旧立四新”之意称“立新站”，后更名为“公主坟站”。1994年修西三环路新兴桥，仅存的陵园风貌被破坏，如今的公主坟已难寻其踪，唯古树尚存。

北京地铁线路示意图。

2

褡裢坡

褡裢坡站位于朝阳区中东部，朝阳北路与定福庄路交会处。

《北京市朝阳区地名志》载：褡裢坡村“东与黄渠村交界，西与东白家楼为邻，南靠定福庄北里，北与石各庄接壤。原为蒋氏坟地，成村后因聚落居高坡之上，形似褡裢，故名”。何为“褡裢”？即老年间人们使用的一种布口袋，中间开口，两端装东西，出行时搭在肩上，存放些小物件儿，俗称“褡裢袋子”，土名又称“钱叉子”，山西、河北等地多有此称谓。

历史上的褡裢坡，村形为中间高，两边洼，为防水患，民居多建在高坡上，由此聚落故称“褡裢坡”。之所以用“褡裢”命名，图的是个吉利。据传褡裢坡村最早落户的村民为明代山西移民，山西人以“褡裢”为名，即希望财源滚滚，日子红红火火。

由于褡裢坡村为中间地势高，东西地势低，村民在中间高坡种植谷子、玉米旱地作物，低洼地以种植高粱、水稻为主。据传这里最初种植的水稻其稻种来自玉泉山下，名为“紫金箍”。每到金秋时节，京城一些大户人家便到此购买当年的稻米，借以品味皇家御稻的味道。

20世纪90年代初，此地尚有水稻种植，村属朝阳区三间房乡，而今褡裢坡的地形地貌已发生根本变化，难寻“褡裢”之形，村落与稻田均已消失。

3

泥洼

泥洼站位于丰台区东北部，丰管路与前泥洼路交会处。

该站因南临前泥洼村，初设地铁站时称“前泥洼站”，后车站位置略有调整，大致处于前泥洼村与后泥洼村之间，故称“泥洼站”。公示地铁站名时曾有人提出“泥洼”之名太土气，没有时代特色，建议另行命名，但遭到许多人的反对，普遍认为“泥洼”是最具北京特色的地名，反映出这一地区的历史风貌与变迁，且通俗又易记，以此为站名最适宜。

《北京市丰台区地名志》载：前泥洼原名泥洼，清代成村。为永定河冲积扇淤积而成，地势低洼，有雨积水时道路泥泞难走，因此取“泥洼”为村名。住户日渐增多，遂向北延伸建房，形成前、后两村落，南侧称“前泥洼”，北侧称“后泥洼”。前泥洼村呈南北向长方形，后泥洼村呈不规则正方形。旧时村民居住较为分散，汛期多雨时，村中多为泥塘，难辨道路，村民往来很是不便，故有“一日大暴雨，三日难出门”之说。

20世纪90年代此地属卢沟桥乡，仍有蔬菜种植。此后经过多年的开发建设，而今村落及菜田已消失，建成居民区，并北起丰台北路、南至丰管路修建了一条道路，因南北串联前、后泥洼村域旧址而称“泥洼路”，其东侧建有“泥洼路小区”。

4

土桥

土桥站位于通州区中部偏西北，九棵树东路南段。

据《通州文物志》记载：土桥正名“广利桥”，建于元代，位于土桥村的通惠河故道上，是京杭大运河北端码头张家湾入大都城的重要桥梁。

元代水利学家郭守敬主持开挖的通惠河，是南粮北运的主要通道。但当通惠河水量不足之时，南方漕米和北方贡物便在大运河北端的码头张家湾下船，再陆运至北京和通州。为了便于车马通行，就在通惠河咽喉之地，修建了一座木桥，因临近广利闸，初名“广利桥”。该桥桥面为灰土填垫夯实，因日夜车马人流不停，桥面旱时为土，雨时为泥，俗称“土桥”。

土桥因紧邻张家湾码头，桥上山南海北的人络绎不绝，让土桥名传四方。后来，此处建村即以“土桥”为村名。嘉庆十三年（1808年），洪水泛滥令运河彻底改道，之后张家湾码头也废弃了，土桥和入京大道渐被遗忘。

1981年文物普查时，广利桥还是一座单孔平面石桥，南北向，两侧是等长等厚不等高的素面护栏板各三块，戗以如意形抱鼓石。而桥面石、撞券石、金刚墙与雁翅都是花岗岩石块砌成，桥长11米，宽6米，雁翅长10米。桥东北向雁翅壁上嵌石刻一块，上面记录着乾隆年间重修此桥的经过。如今古石桥尚有遗迹可寻，仍被称为“土桥”。

1967年修建北京地铁。

5

九棵树

九棵树站位于通州城区南部，北苑南路与通马路交会处东侧。

关于这一地名的由来，有两种“版本”。

一是说九棵树在清代时形成村落，最初只有赵、张、金、苗四姓。因该村位于进出通州城的大道旁，从村口至旧城南门的路边植有九十九棵杨树（另说槐树），所以被称为“九十九棵树村”，后来人们觉得“九十九棵树村”叫着拗口，就简称为“九棵树”。

二是说早年间九棵树附近曾有九棵高大的杨树（另说槐树），形成村落后以树称地名为“九棵树”。相传，最初的九棵树一带只有五六户人家，是距通州城只有二里地的一个无名小村。因村前有九棵高大的杨树，树下有一口水井。有一次乾隆皇帝微服私访来到通州城，路过此地时，正值晌午，烈日炎炎，于是在茂盛的杨树下乘凉。这时他又饥又渴，随从一见，连忙从树下的水井中打上水来。乾隆喝完后，顿感凉爽，便即兴赐此井为“琼池”，并将为他遮阳的九棵杨树封为“九臣树”。但人们觉得这个名字过于文雅，便直接称“九棵树”，村名也因此而得。

这两种说法，前者1992年出版的《北京市通县地名志》略有记载，后者系民间传说。该村东近北杨洼，西邻东总屯，北临葛布店，村域呈矩形，今属梨园镇。

6

稻田

稻田站位于房山东北部，独义三路与长韩路交会处西侧。

《北京市房山区地名志》载：稻田“明代以前成村，因地处永定河畔，村南为洼地，地势低平，灌溉方便，种稻的历史悠久，因以得名”。

据传，明朝初年，有一位追随朱元璋打天下的汪姓将领，深谋远虑，预见朱元璋登基后必屠戮功臣，遂主动在明朝开国后辞官北上，隐居于大都城。朱棣被封为燕王驻守北京后，这位大臣顿感不安，因为朱棣是个生性多疑的人，果不其然，多年后一场“靖难之役”，朱棣打败了侄子建文帝，夺权成功，即皇帝位，多年后迁都北京。汪姓老臣不愿在北京久留，拿出全部积蓄在永定河西岸置地五十亩，并修建了一个宅院，以作安身之处。此地西邻永定河（故道），水源丰沛，这位老臣自幼生活在江南，熟谙水稻栽植，故将置办的土地辟为稻田。

永乐年间，此地形成稻田、独义、高佃多个聚落，其中稻田村最大，因附近多为稻田而得名，村民除了种植水稻外，还种植多种作物。随着这一地区人口的不断增加，在其西北部形成多个小村落，分别称稻田一村、二村、三村、四村和五村。邻近的高佃村，因地处丘陵边缘的浅丘地带，地势起伏不平，比周边的村子都要高而得名“高店”，后演变成“高佃”。1939年永定河决口，洪水泛滥，许多农田被毁，直到20世纪90年代，此地仍有面积较大的稻田。今属长阳镇辖域。

1983年，北京地铁内空荡荡的车厢。

7

大瓦窑

大瓦窑站位于丰台区中西部，大瓦窑中路与卢沟桥南路交会处东侧，南邻京港澳高速路。

《北京市丰台区地名志》载：“据说修建北京城时，在此烧窑，故名大瓦窑村。”《丰台地名探源》称：《宛署杂记》记载，阜成门外八里庄以南一带有“瓦窑头”，《光绪顺天府志》称，宛平县治以西“三十六里瓦窑村，水屯、鲁古村，张仪村，三十七里北瓦窑……以上村在永定河东”。这里的“瓦窑头”“瓦窑村”，就是今天位于卢沟桥乡西北5公里的“小瓦窑”，其成村的历史可以上溯到明代。“小瓦窑”西南3.5公里有“大瓦窑”，同属卢沟桥乡，其以“大”“小”相区别始于民国年间。

据传，大瓦窑烧窑的工匠最初是从山东临清招募的，烧窑技术高超。明嘉靖之后窑场关闭，清末因西邻永定河三里许，遂成为永定河畔较大的村落。村域呈不规则方形，由乡间土路分割为三块聚落点。民国时期属河北省宛平县辖域，后划归北京市，20世纪六七十年代属卢沟桥人民公社，1987年改属卢沟桥乡。村民除种植蔬菜外，还种植苹果、梨、葡萄等果木。

1992年的“大瓦窑环岛”。

1986年修建的京石高速路（今G4，即京港澳高速），由村域穿过，并修建了一座高架立交桥，称“大瓦窑桥”，为去往京城西南部宛平、长辛店、房山及河北、山西的必经之地。同时修建了一座环岛，以疏导车辆，称“大瓦窑环岛”。如今村落及农田已消失，建成多个住宅区，设有大瓦窑社区。

8

后沙峪

后沙峪站位于顺义区西南部，东北紧邻枯柳树环岛，京沈路（京顺路）与安富街交会处北侧。

《北京市顺义县地名志》载：该村“因地凹多沙，取名沙峪。元已成村，称沙峪社。明析为二村，以前、后相别，始有今称。民国时期属昌（平）顺（义）九区管辖。1949年划归顺义县第一区。1958年属天竺公社，1960年划归朝阳区，后几经调整，今属顺义区后沙峪镇”。

有史料记载：顺义南部，通州北部，是温榆河和潮白河汇流的地方，历史上多次出现水患，大量泥沙积于两岸，形成多处岗丘，俗称沙峪。后沙峪地处温榆河东部，早年间多沙丘，形成聚落称“沙子峪”“沙峪”。

汉代此地为安乐县旧址，元代成村，初称信德乡，明代改称“沙峪社”。后该村一分为二，一个在南，一个在北，因南为前，北为后，故称“前沙峪”和“后沙峪”。后沙峪聚落较大，地势东北部稍高，往南地势渐低，村域呈长方形，东西走向，主街一条长1里许。村域曾有耕地两千余亩。多年前该村已拆迁，如今村落与农田均已消失。

村北有清朝裕谦墓。裕谦又名裕泰，博尔济吉特氏，察哈尔蒙古镶黄旗（今锡盟镶黄旗）人，成吉思汗之孙拔都的后代，历任江苏巡抚等职。在鸦片战争中，裕谦任两江总督、钦差大臣，与林则徐志同道合，成为主战派代表人物。1841年2月英军进攻镇海，裕谦跳入泮池，以身殉国。道光帝为旌其忠烈，特拨银为其320修建墓地。裕谦墓原有享殿、石碑、石柱、望天吼、石羊等建筑，今已无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