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客们正在被烧成灰烬”，反思现代性的罪孽

“大屠杀的一个独特性在于它的规模，纳粹在四五年的时间里屠杀了2000 多万人，其中包括600 万犹太人。有人做过换算，如果纳粹每天杀100 人，屠杀2000万人需要500 多年的时间。”（凌越《见证者之书》）

齐格蒙·鲍曼在他的经典著作《现代性与大屠杀》中提出，大屠杀是官僚制的高效组织才能孕育出的大规模杀戮行为，由于刽子手们的精细化分工，道德的重压被均分和消解了。犹太人被归为“非人”，自身也放弃了反抗，可怕的暴力就在这之间得以发生。

现代性的发展似乎朝向了文明的反面。我们之所以还在讨论大屠杀，是因为这场悲剧并非极端的个例，而是人们追求科学、理性、效率的现代文明时失去道德约束后的“必然”结果，在当代也需要警惕。

本文摘自评论家凌越的《见证者之书》，在他对社会学家齐格蒙·鲍曼理论的细读之中，我们再一次感受犹太裔学者对于现代性的颠覆性反思。

从小说家到学者，大屠杀的理论建构缘起

在看完莱维、博罗夫斯基、凯尔泰斯这几位有集中营经验的作家的小说之后，再看英籍波兰裔社会学家齐格蒙·鲍曼1989 年出版的《现代性与大屠杀》一书会有一种奇特的感觉。在欣赏（没有比这个词更能形容我阅读时的感受了）鲍曼那些精彩的思辨的间隙——某种因缜密缠绕的思辨而愣神的片刻——小说里的形象会冷不丁从鲍曼的书里探出头来：火车月台上哭喊的女人；跑到球场外捡足球的波兰囚徒，当他直起身，刚才熙攘的车站已空无一人（被送进了毒气室）；躲在被窝里偷削铈棒的少年；从医院重返营房的哲尔吉，对生命充满了渴望；凶残的集中营打手；从列队的囚徒中升起的卡迪什的祈祷之声；等等。

有这样的联想很自然，因为刚刚看过这些小说，而且小说本身也很精彩，留下深刻印象不足为奇。另一方面，这些形象也似乎在印证着鲍曼很多的抽象思辨，更深一层可能还包含着一种从小说家角度生发而来的隐隐不满——是的，这些思辨非常全面，也颇具启迪，可是和小说家所刻画的那些人物形象比，学者的思辨总显得有几分寒意。学者习惯于高屋建瓴地阐述（必须承认，鲍曼的思辨是一流的），但是对具体的人物、对人物情感的感受和把握，他们就显得有点捉襟见肘，或者也可以说这些并不是学者首先考虑的事情，可是问题接踵而至，如果集中营里个体的感受和复杂性不在重点考查之列，那么鲍曼一再强调的道德担当（和理性的自我保全针锋相对）将落在何处？

尽管有这样的疑虑，但是我们得承认《现代性与大屠杀》的确是堪称有关大屠杀问题的扛鼎之作。作为一部主要从社会学角度并且是从远距离完成的（鲍曼并没有集中营的切身经验，本书出版于1989 年，此时距大屠杀的发生已经相隔了近五十年）学术著作，时间的推移反而赋予它沉着检视的可能，而鲍曼也不讳言，这本书“就是要使从大屠杀这个历史片段中得到的社会学、心理学和政治学教训进入当代社会的自我认知、制度实践和社会成员之中”。

从这个角度看，《现代性与大屠杀》又和几位小说家的感性描述殊途同归。 至少他们都认为，大屠杀并不是人类进程中一个业已过去的插曲，它的经验和教训都弥足珍贵，现在的人们要更认真细致地对待它，以确保人类不再走上同样的歧途。

德国反犹是固有偏见

具体到《现代性与大屠杀》，这本书有如大屠杀问题的碎纸机，大屠杀方方面面流行的认识都被鲍曼拿来做细致的讨论，并最终被颠覆。在第一章“导论：大屠杀之后的社会学”中，鲍曼列举了两种可以贬低、误解或者轻视大屠杀意义的方式——最普通的方式就是将大屠杀说成是欧洲基督教反犹主义的顶点。另一种方式则是将大屠杀看作广泛而常见的一类社会现象中的一个极端，这自然令人厌恶让人反感，但人们还能忍受，因为它具有反复性和普遍性，但更重要的是现代社会自始至终是一个被设计来压制它，甚至可能彻底扑灭它的组织。鲍曼以对这两种流行观点的批驳展开他极为雄辩的论述。

通常认为，反犹主义和大屠杀之间的因果关系非常明显，欧洲的犹太人之所以被杀害，是因为实施屠杀的德国人及其帮凶都是对犹太人怀恨在心的人。 大屠杀是几个世纪以来宗教、经济、文化和民族仇恨发展史上一个蔚为奇观的顶峰。对这种认识，鲍曼不以为然，在序言里他就明确反对将大屠杀的意义简化为私有的不幸或一个民族的灾难，因为这种简化掩盖了真相。 他指出过去几十年内彻底的历史研究表明：“在纳粹执掌政权之前以及他们的统治得以巩固很久之后，德国民众的反犹主义比起相当多的欧洲其他国家对犹太人的敌视来说，要逊色得多。”在很长的时期内，全世界的犹太人就已广泛认为德国是宗教和民族平等宽容的天堂，进入20 世纪，德国比当时的美国和英国拥有更多的犹太人学者和专业人员。

“碎玻璃之夜”，是指1938年11月9日至10日凌晨，纳粹党员与党卫队袭击德国全境的犹太人的事件。这被认为是对犹太人有组织的屠杀的开始。

在鲍曼看来，德国对犹太人的大众仇恨既不根深蒂固也不广为传播，在20 世纪以前也几乎没有爆发过表现这种仇视的公众暴乱，甚至当纳粹上台后，企图通过举办反犹暴力的公共展出（以1938 年11 月9 日在德国发生的“碎玻璃之夜”最为著名）使公众形成普遍的反犹主义，结果却适得其反，遭到挫败。 另一方面，用反犹主义解释大屠杀还有一个无法解决的难题，反犹主义数千年来一直是一个普遍现象，但是大屠杀却找不到先例，反犹主义的普遍性和大屠杀的独特性两者无法相容。 退一步说，就算反犹主义是反犹太暴力的必要条件，但是它毕竟无法成为充分条件，而鲍曼关心的则是导致大屠杀发生的社会与政治机制，并检视这些机制同群际敌对传统混合在一起可能会产生的爆炸性反应。也就是说，以反犹主义来解释大屠杀在鲍曼看来太过轻便，而且事实上掩盖了导致大屠杀发生的真正原因——那以光鲜的科学和效率装扮的现代性的致命弊端。

“园艺”国家观——现代文明孕育大屠杀

在人们通常的认识中，大屠杀是反文明反理性的极端社会现象，之所以大屠杀会发生是因为现代文明发展得还不够，是文明进程中的一颗毒瘤，只需把它摘除，文明进程又可以按照它既定的节奏去发展，并使得人类走向进步，使人类社会更趋向于完美。对这种观点的批驳贯穿《现代性与大屠杀》的始终，鲍曼一再强调，大屠杀远不仅是一次失常，远不仅是人类进步坦途上的一次偏离，远不仅是文明社会健康机体的一次癌变。也就是说，大屠杀并不是现代文明的一个对立面，而是揭开了现代社会的另一面。

大屠杀不是对现代文明的背离，而是它的产物——正是追求科学、理性、效率的现代文明本身孕育了大屠杀。 在这里，对大屠杀的反思和对现代性的反省走到了一起。这也是《现代性与大屠杀》最有见地的地方，它将对大屠杀原因的反思推进到西方思想史的深处。 文艺复兴以来由于在自然科学上的长足进步使人类变得越发自信，以致产生了鲍曼所谓的现代“园艺”国家观，社会发展规律似乎尽在人们掌握之中，而为了迎接几乎就在眼前的完美的社会，人们需要加紧劳作，以使自己可以充当称职的园丁 ：对草坪、花坛、沟渠要有详细的设计构思；要有眼力判断和谐的色彩；要有将对其计划和秩序的构思产生干扰的自生植物视为杂草的决心；要有适当的机器和农药完成清除杂草的任务。而犹太人和其他次等民族自然就是这精美花坛里刺眼的杂草，而追求精神纯度的人们则自然要迫不及待地清除掉这些有碍观瞻的杂物。

在这里，鲍曼实际带出他的主旨，就是对整个现代性颠覆性的反省。在他看来，现代性或者文明化进程最主要的一个问题是，在追求进步和效率的过程中使社会行动中的道德动机逐步丧失了权威性。换言之，“文明化进程是一个把使用和部署暴力从道德计算中剥离出去的过程，也是一个把理性的迫切要求从道德规范或者道德自抑的干扰中解放出来的过程”。

应该说，这样的观念并不是鲍曼所独创的，而是20 世纪中后期整个西方思潮发展的一个潮流，比如哈耶克的《科学的反革命》一书就更早探讨了人类对科学（尤其在社会科学层面）的膜拜必然导致暴力和极权。而鲍曼的意义则在于将这种对现代性、现代理性的反思，用来诠释具体的大屠杀的发生机制。现代性的根本悖谬在于，“美好”的初衷（比如清扫花园）往往都会结出恶果。大屠杀即是一例，它展示了如果现代性的理性化和机械化趋势不受到控制和减缓，如果社会力量的多元化在实际中被销蚀，人类可能面对的是一个地狱般的景观，讽刺的是，最初人们期望的却是一个有意设计、彻底控制、没有冲突、秩序井然的理想社会。

官僚制特点之一：劳动分工和权威等级

大屠杀的一个独特性在于它的规模，纳粹在四五年的时间里屠杀了2000 多万人，其中包括600 万犹太人。有人做过换算，如果纳粹每天杀100 人，屠杀2000万人需要500 多年的时间。 也就是说，大屠杀是野蛮经过有效管理所产生的惊人“效力”的产物。 彻 底的、全面的屠杀需要用官僚机构来代替一般的街头暴徒，用服从权威来代替蔓延的狂暴。在展示现代性如何在大屠杀具体过程中发挥它们可耻的效率上，鲍曼花费了不少笔墨。仅仅就提升“效率”而言，现代的官僚制（也有译成科层制）超过过往所有管理制度。鲍曼围绕着被韦伯归纳出来的几个官僚制的基本特征展开自己具体而微的批驳。

电影《辛德勒的名单》

官僚制最大的特点就是劳动分工和权威等级，之所以这个特点能够有效提高效率，是因为人们在自己的分工内反复劳作无疑可以熟能生巧，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在大屠杀这个过程中这个特点依然有效，比如对犹太人进行登记归类的纳粹显然会越做越娴熟，以此类推，那些负责押送任务的、负责向毒气室灌注“化学药剂”的、负责焚烧尸体的、负责收缴犹太人财物的纳粹也都会逐渐变成熟练工。

更重要的是，劳动分工使对屠杀2000 万人这一集体行动的最终成果有所贡献的大多数人和这个结果拉开了距离。人们只要固守于业已碎片化的工作单位中，只要将自己分内的工作尽可能做好就万事大吉，他甚至有可能不知道自己的工作为最终之恶提供了一份看起来微不足道的力量，或者他也有可能知道自己的工作和最终恶果的联系，但由于距离遥远，这最终的恶果已经不可能在他的内心掀起哪怕小小的微澜。

这种距离成功抹杀了行为的道德意义，因而预先避免了个人所持的道德正当标准与行为的社会后果不道德性之间的一切冲突。 这也就可以解释大屠杀的技术水平为什么能够不断被提高。最初被围捕的受害者是被带到机枪前，然后被近距离扫射而死。大屠杀管理者认为这种方式原始、低效而且影响刽子手的士气，因此他们开始找寻其他屠杀技术—那些能将刽子手和受害者分隔开来的技术。寻求最终获得了成功，发明了起初是流动的，后来变成固定的毒气室。这时候，只需要向管道里倾倒“化学药剂”的“工人”，刽子手面对的只是自己的工作，而不再是死亡。由此，道德漠视和道德盲视将侵蚀整个社会的肌体，而屠杀可能引起的心灵震撼则持续被降低。

官僚制特点之二：非人化与放弃抗争的犹太人

非人化倾向则是官僚制的又一特点。同样是为了追求效率，官僚制抵制成员之间、成员和行为对象之间的人情味，因为后者将干扰官僚机器流畅的运转。对犹太人的非人化是纳粹宣传所为，他们指控犹太人罪大恶极，图谋不轨，在骨子里积习难改。尤其是，伴随着现代文明中对卫生的敏感性，寄生虫和细菌造成的恐慌被唤醒。 犹太人则被描述成一种传染病，它的携带者是伤寒玛丽的现代版本，因此和犹太人交往都意味着危险。犹太人和其他人之间的鸿沟被逐渐拉大，以致无论在犹太人身上发生的事情多么凶残，仿佛都是另外一个世界的事情，都肯定不会对其他人的命运带来什么负面影响。

正是基于这样的原因，德国社会中的精英在整个大屠杀期间保持着寂静，原本他们不是应该基于人道主义的原因而振臂高呼吗？以使真相尽早暴露于世人面前，从而增加纳粹进行屠杀的精神压力——但他们没有这样做。鲍曼认为，德国的大学跟其他现代国家与之相似的机构一样，将科学的理想精心培育成突出的价值无涉行为，将与科学追求的利益相冲突的其他志趣撇到一边。“那么他们的沉默甚至与纳粹的积极合作也就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了。”鲍曼以此解释了德国精英何以会和纳粹紧密合作，但是以德国学者在研究中谨守的价值无涉来作为道德缺失的直接原因，也有不妥之处。

韦伯等学者之所以提出研究中的价值无涉原则，主要目的还是为了更好、更准确地进行观察，不希望浅薄的道德激情使观察失真（这也是常有的事），韦伯其实知道在研究中不可能真正摒弃道德，而只是以客观观察为基础，更准确、更妥善地将道德安放。当然完全有可能，悟性稍低的学者在价值无涉的研究中渐渐忘却了自身的道德责任，那么德国学者们将自己的技术应用于大屠杀也就再无什么障碍可言了。

电影《辛德勒的名单》

官僚制通常会有的组织目标和手段之间的混淆也发生于大屠杀中。一旦启动，屠杀机器就会形成自己的推动力：它清洗犹太人区的工作越出色，就越积极地追寻新的领地以试验它新获得的技能。随着德军失败的迫近，最终的解决目标显然不可能实现，那么，“保持屠杀机器继续运转的就完全是它自身的惯性和动力了。集体屠杀的技术不得不用只是因为它们是现成的，专家们是为他们自己的专业技能创造目标”。

还有一点让人震惊，纳粹屠杀那么多人，只需要数量微不足道的持枪军人。 数以千万计的受害者为什么不抗争？ 据历史研究，抗争存在过，但都被血腥镇压了，而且抗争数量的确少得可怜，与此同时，以犹太委员会（他们帮助登记和筛选，保证犹太人区的秩序，为最后的旅程积敛资金，总之，他们负责屠杀所需要的一切准备工作）为代表，大屠杀的高效是在受害者某种程度的配合下达成的，这一点让人非常震惊却是事实。 鲍曼将此种现象的原因依旧归咎到现代性的问题，“暴力从日常生活视线中消失是现代权力集中和垄断趋势的又一体现”。 人们早已交出了自我防卫权，当他们有一天突然面临邪恶并且始终令人害怕的强制监管者的时候，自己也就缴械投降了。

反思现代性，道德如何成为药方？

所有这些，都慢慢地使看起来不太可能的大屠杀成为可能，而它本身也可以作为一个现代官僚理性的范式。差不多每件事都以最小的代价和付出赢得最大的收获。鲍曼因此发出慨叹：“大屠杀的组织化过程可以编进科学管理的教科书。”鲍曼清晰地指出，大屠杀发生的真正原因乃是现代性自身携带的弊端，那么他提出的药方也就可以想象了——一种道德的社会学理论，换言之，无论如何道德责任都应该被谨记、被承担。和大多数哲学论争会导入伦理学范畴一样，对大屠杀原因的深层次探讨也难以避免地会进入复杂的道德辨析。

最后一章里，有关道德的社会学理论的探讨尽管和纳粹集中营里的事实似乎离得更远，但是对于鲍曼的这本书却是至关重要的，它是这本书理论深度的一个保证。 首先，大多数社会学论述没有涉及道德问题，其中原委是，社会学在19 世纪上半叶被创立，正是它对科学性一再强调的结果，因而它的整个话语系统是服从于科学的模式的。那么，鲍曼在这一章中深入探讨道德问题本身就有一定的创意（相比较他在之前章节论述的现代性和大屠杀的关系，尽管细致入微，却是在大量前人学者的观点中整合修正而来）。

纽伦堡审判

总体而言，鲍曼社会学角度的道德观是以法国19 世纪社会学家涂尔干的道德观为基础的，也就是强调道德的前社会基础，以此区别于认为道德是社会的产物这一广为流行的观点。因为如果不持和涂尔干相似的观点，大屠杀所提出的挑战就无法解决，在著名的纽伦堡审判中就遇到此类难题，某些纳粹分子宣称他只不过是执行了他的义务和工作，至少在德国社会他的行为似乎是合乎本国的道德的。

鲍曼则认为，强劲的道德驱力有一个前社会的起源，而现代社会组织的某些方面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道德驱力的约束力，也就是说，社会可以使不道德行为更合理，而不是相反。 随之而来的是在现代秩序下，道德法则与社会法律之间的那种古老的索福克勒斯式的冲突就再没有缓和的迹象。在这些情况下，道德行为的激励就意味着反抗社会权威，而道德责任不得不依赖其最原始的起源：在本质上对他人的责任。这看起来有点渺茫，让人不知所措，但是道德的确是由列维纳斯所说的那个作为一张脸的他者的存在而驱动的，他者的无力将个人的行动能力展现为责任。

回到纳粹集中营，许多人将自我保全凌驾于道德义务之上，从而助长了悲剧的发生，但是的确还有少数人将道德义务置于自我保全之上，正如鲍曼所说，重要的不是有多少人这样做—— 重要的是确实有人这样做了。 邪恶不是万能的，它可以被拒于千里之外—鲍曼的话语里到底有些苍凉。

本文节选自

《见证者之书》

作者: 凌越

出版社：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出品方：雅众文化

出版年: 202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