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韩国人总爱哭, 日本人却异常冷静?

✪ 崔吉城 | 日本东亚大学大学院综合学术研究科

【导读】为什么在韩剧里，演员们总是频频开怀大笑、放声痛哭，而日剧里更多看到的是通过克制的表演来表达深藏的情感？虽说哭是人类共有的情感表达方式，但不同国家的文化结构还是塑造出了各异的哭泣方式。中日韩三国虽然同属东亚文化圈，但各国却也存在一些各异的民族性情。例如，有的民族剧烈表达感情，有的则尽量克制，而这些区别在各国的哭泣行为上体现得淋漓尽致。本文比较了韩国人、日本人以及中国人的哭泣文化，尤其婚丧仪式中的哭泣行为。文章指出，不同文化中感情的表现幅度，与各自社会固有的制度和观念息息相关。因此，不同国家之间哭泣文化的差异不是悲哀感情的差异，而是感情的表现方式的差异。

本文节选自《开放时代》2005年第6期，转自“开放时代杂志”，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诸位参考。

哭泣的文化人类学——韩国、日本、中国的比较民俗研究

大韩航空飞机坠毁、朝鲜的金日成逝世或中国的毛泽东逝世时，日本人看到遗属和人民痛哭失声的情景非常震惊。对日本人来说这很特异，但在韩国人和中国人看来，也常感到日本人感情枯竭或无情。我参加过日本人的葬礼，切身感受到寂静的日式葬礼和韩国哭成一片的葬礼非常不同。日本人尽量克制不哭，韩国人则尽情痛哭。这种不同并非个人差异，而是基于各自社会深层结构的逻辑及文化的不同形成的。

从人种和民族上看，韩国人是和日本人最近。人种上，韩国人北边和通古斯族及蒙古族密切相关，南边和山阳、近畿的日本人密切相关。文化上，韩国和日本也很相似。语言同属乌拉尔—阿尔泰语系，都有敬语。在儒教文化、汉字文化、稻作文化等基础文化层面也多有共同点。但双方也有异质性，如议论或吵架时韩国人明确表述自己，积极主动发表见解，讨论中情绪反应激烈，往往瞬间爆发，起伏幅度较大。对韩国人来说，血缘关系比地缘关系重要，常依据具体场合的实力关系决出胜负，人际关系有流动性和情绪性特征。和日本人相比，韩国人引人注目。韩国女性特别关心美容整形，浓妆艳抹，坐着常翘二郎腿。男人爱走八字步，大摇大摆，给人印象张狂，频频和人握手。哭起来很剧烈。和人相遇，直视对方，常接触对方身体，动作幅度大。日本人则多屈膝、用手指比划、静止、抑制哭泣、合乎礼貌的无视（虽知晓对方却不打招呼）。

日本人不分男女大都抑制哭泣，在日本，服丧的儿女不能将泪水滴落到父母遗体上。与日本相比，韩国是并不特别抑制哭泣的社会。当然与其他民族相比，也不能说韩国人哭泣过度。韩国人悲哀时哭，高兴时也哭。以前电视经常炒作的场景，便是离散家族重逢时的哭泣。重逢相聚本应高兴，却泪流满面。偶尔出现不落泪的场面，人们便怀疑他们是否真有近亲关系或反映了人世间的冰冷，最终误解为该哭时不哭。韩国电影界主要靠女性哭泣赚钱，以哭片为主。电视剧也经常出现哭泣场面。

韩国人和日本人哭、笑的不同并非单纯的生理表现，而是文化不同所致。在汉字文化圈的东亚，除日本外对哭泣都表现得相当积极。韩国人从婴儿呱呱坠地的啼哭到面临死亡时家属的哭声，一生要体验形态各异的哭泣。芥川龙之介的小说《手巾》，精彩地描写了一位面临儿子死亡仍强忍哭泣的母亲。

是否克制哭泣，日本与韩国有差异，这可能与佛教有关。佛教也传到韩国，但影响不如日本那样深。韩国受儒教文化浸润，哭泣也强烈表现出儒教的影响。韩国社会有对哭泣持肯定意见的倾向。作为民俗的哭泣以与佛教和儒教之不同影响的方式而存在，故需对民俗的哭泣予以考察。我以为，要理解韩国人，理解韩国文化幽深的断面亦即怨恨的意识结构，就有必要对哭泣及其表现的感情和文化意义加以揭示和分析。

哭泣不是悲哀本身，它意味着感情处于极限状态。普雷斯纳把哭和笑联系起来，强调其一脉相通，认为伴之以表现方式的笑和哭均为人类所独有。哭泣减轻，未必意味着悲哀减少。他否定感情和哭泣的直接关系，强调哭泣仅是表现方式。故不能说经常哭泣的民族比无泪而泣的民族感情更丰富。就此而论，他是正确的。韩国人经常大哭，却不能因此说比其他民族更强地怀有悲伤情感。土耳其妇女服丧哭泣时有伤面流血的习惯，因为仅靠哭声不足以表现悲哀，故以血相供，这也是一种表现方式。

约翰逊对中国客家妇女在葬礼上哭泣的人类学分析，对韩国哭泣的研究可提供很多启示。这是一部民谣研究著作，它以张正平的《苦歌子词》为素材，认为新娘的哭泣和葬礼上的哭泣都有一定形式，并配有一定歌词。约翰逊指出，现在香港已相当欧化，大多数葬礼变成洋式葬礼，媒体的影响也使文化发生变迁。如今要在现场听传统歌曲很难，哭泣方式也大大改变，年轻女性已不知道应哭泣和如何哭泣了。

客家社会是彻底以男性为中心的父系社会。客家妇女大多未受过教育，只学些针织女工，多不能写字。女性在村落会议、亲属会议上均不发言。即便老年妇女有发言权，也很少能作为决定性意见被采纳。一般没有正式听取女性意见的习惯。女性只有在为数很少的婚礼和葬礼上通过哭泣抒发感情这是唯一允许表现自由的机会。和女性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男性则不能在葬礼上轻易通过哭泣表现自我。约翰逊指出，传统的哭便是女性的诗，哭词的内容是研究其意识结构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料。

哭泣有无声流泪之“哭”，有抽抽搭搭的“啼泣”等，但在韩国葬礼上一般却是礼节性的哭泣。儒教式葬礼给人哭泣贯穿始终的印象。哭乃哀悼死者之举。从人死到丧事结束，哭声不断被认为是正常的。葬礼结束后的首次祭祀，不仅丧主、参加祭祀的亲戚们也要一起哭。通常主要由女性哭，男性的哭声要小一些。

人咽气，全家人当场就哭。趁着设置牌位时，妻子搂着遗体捶胸而哭。葬礼过程中哭声不断。通常是边哭边说些表示悔恨的话。从早到晚每感悲哀就哭，有时边哭边接待吊唁客。即便远离他乡，接到父母亡故的消息便立刻哭。奔丧到灵前边礼拜边哭，然后再换孝服。以前只由男性组成出殡送葬行列，女性被排除，最近已无男女之别。当灵柩落入墓穴，丧主及兄弟等人停止哭泣，女眷们则继续哭泣。从墓地回家，主祭人手捧牌位，将其放在灵座上，眷属到牌位前痛哭。此后即便早晚不再上供，但感到悲哀就总会哭泣一番。每逢初一、十五必哭。丧期结束时，还有卒哭仪式。然后除祭祀之时便不再哭泣了。小祥之日，主祭人手持牌位，丧主及眷属亦要哭，大家在各自座位上更衣，再哭。祭祀完毕，即便早晚不哭了，可每逢朔望依然要哭。早晚向灵前上供，通常是边哭边礼拜。小祥、大祥，皆当哭之日。今天韩国有关民俗已被简化，但和李朝时代的葬祭相比也没多大变化，可知儒教祭祀影响深远。

哭泣一般是个人性的，即使有很多人参加，也能变成个性的哭泣。但有时也有对话式哭泣。如女儿和儿媳站在不同立场，有如吟唱般地哭诉和哀悼母亲之死。女儿说母亲一生劳碌，过着缺米少粮的生活；儿媳答曰曾对婆婆如亲娘一样尽心孝敬，哭泣以如此对话的方式进行。哭诉流露出单纯的悲哀、儿媳从婆婆那里承受的辛酸和做儿媳的难处等，有时还包括男人蓄妾的事。平常不能说的这时却能大声哭诉，这既是哀悼死者，同时也是倾诉自己的机会。

传统的韩国社会，在中国儒教文化影响下形成了父系结构，被记录和报道的社会情形很多和中国社会相似，包括为数众多的共同文化要素。社会拥有一种矛盾结构，妇女们热心劳作，积累财产，却只能在儿子和丈夫名义下生活，原则上通过男性才能继承和管理它们，这被认为理所当然。在这样的社会，女性结婚意味着接受父系社会的生活，同时也是一生考验的开始，即使说女人总是悲哀度日亦非言过其实。因此，女性借助葬礼之类礼仪场合发泄悲哀之情，男人们也有意提供一些这样的机会。

韩国女性未必像中国女性那样私下哭泣。虽然形式性不很强，但整体看却与上述中国女性的哭泣多有一致之处。在中国的葬礼上，男子个人性地哭泣或不出声抽泣的情形却与韩国的儒教式哭泣不同。在韩国的儒教式葬礼上，男性嚎啕大哭，特别是送葬曲主要由男性哭唱。也就是说，在中国限于女性哭唱的哭歌被形式化了，在韩国却分化成由女性哭泣、由男性吟唱丧舆歌。

结婚理应祝贺，似乎与哭泣无关，但众所周知，婚礼也是泪眼迷蒙的仪式。结婚虽有新郎和新娘相逢的愉快，可另一方面新娘却心怀不得不和娘家离别的悲哀。一般都把婚礼看作可喜之事津津乐道，其实未必如此。最近的婚礼确实变得只剩下祝贺了，这是以社会结构的变化为背景的。过去，在新郎是娶亲喜日，在新娘家却是女儿离去的悲日。尤其在出嫁意味着严格考验的传统社会，结婚意味着人生从此开始了可怕的冒险。由于在很多情形下对新郎的了解不够充分，新娘和女方家对结婚总感不安。新娘会自然因为离别家人和娘亲而哭泣，这是遍及古今和东西方社会的一般情形，差别只在于哭泣是否被礼仪化或形式化了。

在父系社会，女子被置于迟早要离开出生和成长的娘家而不得不嫁的命运。在传统社会，结婚意味着极大痛苦，所以，即将出嫁的新娘心情会变得沉重。现在时代变迁，儿媳的负担大大减轻，人们相信新婚的幸福可以实现。同时，新娘在婚礼中面临的压力也轻了，婚礼上的哭泣相应减少，即便哭也只表示对父母和娘家的爱与留恋。但有的社会如在中国的婚礼上，新娘必须哭泣，即使没有悲伤也需要礼仪性地哭泣。韩国虽然仿效中国，可婚礼并未模仿到形式化哭泣的程度。所谓形式化的哭泣，与韩国婚礼上新娘和母亲个人的流泪意义不同。

夏威夷大学的人类学家布莱克，曾就中国婚礼上新娘的哭泣问题做了分析：大体在结婚离家三、四天前，新娘把结婚看得如同面临死亡一般，哭诉着悲叹和怨恨交加的牢骚。结婚对新娘来说意味着与父母离别，故如同死一般悲哀。新娘的牢骚中混杂着对新郎及其家族的怨恨和责难。这种哭泣表现了离别娘家的悲哀、对父母家人的亲切孝顺等各种感情。新娘尤其对离开母亲感到悲哀。为强烈表现对母亲的爱，有时会超越家庭层面，村中其他姑娘也加入进来一起哭诉。

哭泣基本上流露了不愿离开母亲的情感，又表现出对母亲养育的感激。哭泣中含有一定的像诗一般的形式，大体呈七言、五十行。新娘的哭泣按重视孝道的传统伦理，乃是自古流传下来的中国婚礼的重要仪式性环节之一。对此，一些学者有过高评价的倾向，往往把它看成是传统风俗的残余或女性对传统社会的抗争等。布莱克认为，它终究只是婚礼的一个礼仪手续。女儿离开父母成长为大人的过程中，可不加限制地使感情喷发，这其实是为到婆家构筑新的人际关系所必要的通过礼仪。香港今天仍保留着此种风俗。

井之口章次曾指出，“哭女”在朝鲜、中国东北和中国内地均颇盛行，但不能用模仿和传播来解释日本的同类情形。他绘制了哭女分布图，对其存在根据作了说明：“涕泣”仪式乃是一种借助涕泣试图使死者复活的巫术。日本民俗中原有应克制哭泣的俗信。如认为眼泪若滴到死人身上，“三途之川”就会出现洪水，使亡者不能到达净土，故在葬礼上不哭。

哭泣既是一种身体现象，也是一种文化表现方式，随着时代变迁，其表现程度和方式也都在发生变化。韩国以前是否有过哭女不得而知，现在它作为一种民俗似乎并不存在。这也许意味着韩国与存在哭女的中国和日本相比，有着结构性的差异。韩国人在葬礼之际由于常有亲戚和邻居来哭，似乎并不需要哭女这类人。相比之下，这种风俗却见于日本和中国，不仅中国大陆，香港和新加坡等地的华人世界也一样。

对韩国人来说，哭泣是一种重要的表现方式，是一种文化，它通过儒教和萨满教得以扩张。儒教式葬礼中的哭泣有如曲子一般，但尚未达到送葬曲的程度。葬礼上要哭声不断，类似的儒教式葬礼在儒教文化圈各国，中国、朝鲜半岛、越南等国是共同的。在该地区有着促使哭女民俗出现的传统及习惯。然而，无论上述哪个社会都不是单一的儒教，所以，也就有了和其它宗教及习俗的融合。

本文对韩国人的哭泣及其与死亡相关联的丧礼做了考察。死亡显然是引发巨大情感波动的事件，但有的民族剧烈表达感情，有的则尽量克制。感情的表现幅度以及涉及死亡的感情流露，与各自社会固有的制度和观念息息相关，即使说感情具有人类普遍性，却也不得不承认其在不同文化和社会里具有多样性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