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一个人去世,他的近亲是否有权继承他的社交账号?

当一个人去世,他的近亲是否有权继承他的社交账号?

在一项调查中,478 名互联网用户被问及在他们去世后,他们希望谁能访问自己的各个账号?统计结果显示,22%的人愿意让父母看到自己社交网站上的内容,而68% 的人愿意让配偶或伴侣看到这些内容。

对于那些不希望其他人访问自己数据的受访者来说,最常见的原因是什么?你猜对了,这是一个一旦你咽下最后一口气,便通常在法律上不再成立的原因,而且直到最近, 在涉及逝者问题时,这个原因依然毫无意义,那就是:隐私。

01.数字时代,人类去世后留下的东西

逝者可能有隐私权的观点(即使是那些同伴和继承人早已去世的逝者)从未得到过特别认真的对待,但现在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重要。在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如此大量的个人信息在我们知情或不知情的情况下, 在谷歌、Facebook 和无数其他平台上被收集、存储、传输和共享。

埃及木乃伊留下了被亚麻包裹的尸体、珠宝和镀金的陪葬品, 尽管留存下来的纸莎草卷轴教会了我们很多关于埃及社会的知识, 但古代统治者并没有给我们留下很多现代意义上的个人数据。就我个人而言,我的外祖父母不仅留下了他们物质的、有形的物品,还留下了各种自传式的、能说明问题的文字和数字记录,包括布片上的标签,一本笔记本,上面有一辆大众威斯特法利亚露营车内部装饰的尺寸和草图,还有财务账目和其他各类文件,以及那盒“二战” 时期的信件。也许你会坚持认为木乃伊的文物,还有我外祖父母的遗物,应该是不受侵犯的。不过,无论你对此有何看法,这些材料的亲近感与数字时代人类去世后留下的东西相比,简直是小巫见大巫。

对于为什么家人应该接触到亲人的数字资料,人们经常提出的理由是,这与获取已故亲人的身体、语言和视觉记录没有什么不同。但是,数字记录是否具有某种特质,使得它们不仅是个人化的,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具有超个人化的特征?它们是否足以引发人们对逝者隐私的全面反思?

隐私可能是一项人权,但人类是会死的、有生命的、会呼吸的生物,有时在法律上被称为自然人。只有自然人才享有完全的隐私权。

以领土隐私为例。如果你去世了,你就不能继续控制你的财产,因为已经没有“你的”这个概念了。此外,你在生活中所占据的物理空间是有形的,比如你拿着钥匙的房子,你用栅栏围起来的土地,你用“私有财产——禁止擅自进入”的标志装饰的大门。在你去世后,所有这些都将传给你的继承人或国家,或归还给你的房东。

那么你的个人隐私呢?你是否有权免受不正当的侵犯,比如有辱人格的待遇、未经授权的搜查和人身攻击?在某些司法管辖区, 亵渎尸体可能是违法的,你的家人或亲密伙伴,即实际会受到这种侮辱影响的当事人,会被认为是罪行的受害者。

但在许多地方,逝者本身几乎没有身体隐私的权利,因此攻击逝者的身体可能根本算不上犯罪。另一方面,数字遗产以及数字纪念页面则更容易被访问和攻击。2011 年,一名来自雷丁、名叫肖恩·达菲的25 岁男子在YouTube 和Facebook 上发布视频和信息,嘲笑死去的青少年和他们的家人,他的攻击目标之一是娜塔莎·麦克布莱德的哥哥为她创建的悼念页面。最后,他被判有罪,并被处以18 个星期的监禁,但罪名是“恶意通信”,而不是嘲笑逝者。

最后,还有信息隐私,这指的是我们管理个人数据的能力,以及按照我们的意愿保护或披露这些数据的能力。这曾经是一个非常直接的问题,在某些方面与领土隐私和身体隐私重叠。如果你有私人性质的口头记录,你可以把它们放在你家里的文件柜里,或者放在你个人领地的某个延伸区域,比如你在银行租的一个保险箱里。你可以把个人照片锁在一个盒子里,如果这些照片足够敏感的话, 你甚至可以随身携带钥匙。

02.为什么一个“人”应该拥有去世后的隐私

与隐私一样,“个人数据”可以有不同的定义和子类别。一类信息可以用来识别、定位或联系特定的人。另一类是敏感的个人信息,你会判断这些信息是否与他人有关,而且可以选择将其隐藏还是披露,在什么情况下向谁披露。关于我们的个人数据在我们活着的时候应该如何受到尊重和保护的准则变得越来越明确和规范,但我们去世后这些数据应该如何处理,在很大程度上仍有待商榷。

但是,这重要吗?对于不保护逝者信息隐私的做法,通常的观点是它不会产生真正的伤害。本质上,逝者不会或不可能被这种侵犯伤害,因为他们已经去世了。按照无实际伤害的思路,为什么对逝者的个人信息实行免费开放访问政策会有问题呢?为什么一个死人(在法律上根本不是一个“人”)应该拥有“在去世后,保存和控制他或她的名誉、尊严、正直、秘密或记忆的权利”,也就是去世后的隐私?

埃迪纳·哈宾佳是这么认为的:去世后的信息隐私只是逝者长期享有的控制权的逻辑延伸(如果逝者来自具有相当程度的遗嘱自由的国家)。逝者(而不是国家)关于什么做法合适的想法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处理你保留的资产的能力。她写道:“如果财产是个人人格的延伸……那么人格同样会超越死亡……财产是通过遗嘱来超越死亡的。”

埃迪纳称,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法人”并没有随着死亡的到来而消失。“尊严、正直和自主性确实能在死亡后继续存在,有时甚至可以无限延续……因此,法律人格确实超越了死亡,隐私也应该超越死亡。”

当埃迪纳和我面对面地交谈时,她提到了我们遗留下来的数据相对超个人化的本质。——为什么要区别对待网上的东西和那些被遗留下来的实物呢?比如我外祖父母之间的亲密情书,这些东西如果没有被毁掉,近亲很容易就能拿到。如果没有人再写实体信件了,而都在网上书写,那么为什么丧亲者就不能看到他们一直能看到的东西呢?

“在网络世界里,我认为自主性(个人做决定的能力)应该是排在第一位的、最重要的价值。”埃迪纳说道。“个人应该有权选择如何处理这些账户,”埃迪纳继续说道,“但如果没有做出这样的决定,那么我认为近亲不应该拥有默认访问权限。”

那么,我们能否确切地知晓,一个人有没有对他去世后的信息隐私做这样的决定?英国数字遗产协会在2017 年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约90% 的受访者没有闲置账号管理员。 85% 的受访者表示,他们没有对自己的社交媒体账户做任何计划。在接受“数字遗产调查”的受访者中,只有37% 的人写过传统遗嘱,2% 的人回复说他们写过“社交媒体遗嘱”。

03.逝者的情感体验,优先于逝者的隐私

就在我和埃迪纳谈话的时候,新闻上报道了一个15岁的德国女孩在铁轨上自杀的故事。她的父母无法访问她的Facebook信息,但他们担心她在去世前曾受到欺凌,他们想看到女儿的电子通信记录。Facebook拒绝了,德国法院也拒绝了。

数字死亡(Death Goes Digital)播客和博客的作者皮特·比林厄姆(Pete Billingham)在一篇评论文章中写道,逝者的情感体验优先于逝者的隐私。这或许尤其因为逝者还是个孩子:“如果你是一名家长,你可以理解并同情他们,因为他们想要知道那些信息中是否藏有答案。这个念头会每天侵蚀你……让你想着,你或许能在孩子和朋友的对话中找到那句话,向你解释,引导你理解,或向你展示孩子为什么会去世。但如果你不知道孩子社交媒体账号的密码,你就无法进入那个世界。”

当死亡令人费解或出人意料时,当存在令人不安的问题, 却没有现成的答案时,许多人可能会说,悲伤的父母想要知道他们所能知道的一切,这是理所当然的。换作你,你会怎么做?在你的世界被摧毁后,你希望答案能给你带来一种难以捉摸的平静感,那么你会在孩子极其丰富的网络信息中寻找这种平静吗?你最终会得到你所寻求的解脱,还是更多的痛苦,这是一个未揭开谜底的问题。不论你是否意识到了,这都是一场赌博,对于你来说,这值得一赌吗?

我是一个独生子女的母亲,有一个深爱的女儿。我是一名心理学家,一名为丧亲之人服务的执业医生。我深切地、毫不费力地理解这些父母十分正常的愿望——想要获取这些信息,尝试并解决自己头脑中有关健康的女儿为何迅速衰弱和死亡的痛苦疑虑。我对数字时代的悲伤有足够的了解,能够理解实际的(或预期的)失去数字遗产访问权的痛苦。在数字时代,很多哀悼者都害怕并经历过这个过程。

尽管如此,我不确定自己是否认为他们有权访问孩子的私人数据。也许你同意关于死后隐私的道德观点,并认为,在未来通行的法律中,过度个人化的信息数据应该被视为逝者的合法延伸,就像物质和创造性财产一样。也许你不同意,所以不会持有和我一样的保留意见。

如你们所见, 我要么是一个太懦弱的记者,要么就是一名太敏感的心理学家,不敢提出这个话题。我怀疑这些问题会引起愤怒、伤害、自卫或以上全部三种情绪:如果你们的女儿实际上不希望你们阅读她们的信息,甚至即使她们去世了,也不希望你们阅读呢?

04.隐私边界已经永远被改变了

2018 年年初,我参加了“信息伦理圆桌会议”,不同领域的学者齐聚一堂,讨论大数据、算法、监控、 数据保护和隐私问题。

在我自己的小组中,有一位同事展示了在以色列进行的一项调查的结果。在这项调查中,478 名互联网用户被问及他们希望在死后如何处理自己的个人数据。其中一个问题要求受访者考虑,在他们去世后,他们希望谁能访问他们的各个账号。

具体来说,谁希望他们的父母在他们去世后能够看到他们社交网站上的内容?不到1/4(22%)的人表示愿意让父母看到自己社交网站上的内容,而68% 的人表示,他们愿意让配偶或伴侣看到这些内容。

那么电子邮件或其他私人渠道中包含的消息呢?不到1/5(19%)的受访者表示愿意让父母看到这些内容,而同意配偶查看私人信息的受访者比例稳定在68%。显然,我们和父母之间容易形成一道相对较宽的信息界限,这在青春期和成年早期表现得非常明显,这种习惯我们会保持一生,为的是让他们或我们获得更大的安慰,而这些偏好延伸到了我们死亡之后。

对于那些不希望其他人访问自己数据的受访者来说,最常见的原因是什么?你猜对了,这是一个一旦你咽下最后一口气,便通常在法律上不再成立的原因,而且直到最近, 在涉及逝者问题时,这个原因依然毫无意义,那就是隐私。

隐私,这是最后一个复杂的问题。关于它是什么的线索,不仅分布在本章中,而且整本书中都有涉及:“信息”“社交”“网络”。虽然日记可以纯粹为自己保留,但信息总是发给或来自另一个人。

与自己社交是荒谬的,我们无法组成一个人的网络。如果逝者的Facebook 时间轴上可见的内容通常是由多个个人共同构建的,那么作者身份可能是数百个人,但消息历史总是至少涉及其中一个人。我们谈论的不仅仅是逝者的信息隐私,还有他的身份和敏感数据。这涉及逝者在网上通过信的任意一人和所有人的数据。

这并不是说数字时代的人们不关心隐私,即使是那些从小就习惯了社交网络的年青一代,也会关心隐私。事实上,年轻人比他们的长辈更能保护他们的网络隐私。就在马克·扎克伯格宣布隐私不再是一种社会规范的同一年,一项研究正在进行,研究中71% 的年轻人称,他们已采取措施,掌控自己的隐私设置,47% 的博客用户(包括像Facebook 这样的社交平台用户)表示,他们曾经进行过“博客清理”,删除了一些评论和帖子,这些评论和帖子是他们发布的,但后来有了别的考虑。

一旦意识到信息披露对自己和他人的潜在社会影响,我们会评估、重新评估、校准和调整我们发布的关于自己的信息。我们意识到潜在的问题,但又受到参与所带来的利益的驱动,于是不断地对资产负债表进行计算:我将获得的社交好处是否值得我披露那一点点私人信息?最重要的是,无论我选择何时披露, 我是在向谁披露这些信息?对于这些数据,谁在我所选择的共享圈子里?

这时候,通信隐私管理理论就再次登场了,因为它再次与这个问题相关,并且很容易找出原因。通信隐私管理理论解释说,当一个人分享有关自己的“私人”信息时,就会从根本上改变这些信息的性质。最初的所有者不再是唯一拥有它的人,它再也不会像原本那样“私有”。一旦你告诉某人一些原本只属于你的信息,你选择的接收者或接收者们将成为该信息的联合股东或利益相关者,隐私边界已经永远被改变了。如果是一对一的电子邮件交流,隐私的界限便已经扩大到两个人,即一个二人组。如果这种情况发生在Facebook 上,你的好友个数是432,而且你把发布的内容设置为仅好友可见, 那么隐私界限就扩大到了432 人。

有趣的是,你很少听到有人说“请不要把这封邮件转发给其他人”或“请不要截屏或与他人分享这些内容”,他们通常不需要这么说。对于那些习惯了这种交流方式的人来说,这是隐含的要求,几乎每个人都明白,他们有责任维护群体的隐私边界。

当有人打破这一默示协议,将某个人的个人信息传播到圈外时,原因可能如下:他可能对文化背景并不知晓;可能不了解隐含的规则;或者在事情悬而未决、不够清晰时,人们难以对边界达成共识。偶尔有人会进行更明目张胆、更蓄意的侵犯。

在任何情况下,打破信任圈的人都可能得到言语或行为方面的负面反馈或惩罚。信息的原始拥有者甚至可能重新调整他们自己的边界,以排除侵犯者。但是,当数据的原始拥有者已经不在人世,无法再甩开边界侵犯者的手腕,重新划定自己的边界时,责任还在联合利益相关者的身上吗?他们是否会维持假定的互惠协议,以保护团体内部共享的信息?

当然,在逝者的内部信息圈子里,相关的人可能不仅仅忧心于逝者数据的保护问题,他们可能很关心自己的隐私。在一个只有实体信件的“蜗牛邮件”时代,家人可以很容易地获得照片和任何保留下来的日记。但是,获得他们的亲属写给别人的信将是一件更棘手的事情。与此相反,现在他们可能突然发现自己拥有了无数其他人写给已故家人的信,然后他们能够凭这些信,想象家人写给对方的内容。

一方面,这些资料可能不会让家人产生太多情感共鸣或影响,因为这些信件不是由他们失去的亲人撰写的。有时它们可能会给人安慰;有时它们可能会引发更多的不安,引发家人去世后难以解决的问题和疑虑:这个人是谁?他或她为什么要给我的儿子/ 女儿/ 妻子/ 丈夫/ 父亲/ 母亲写信?这段话是什么意思?他们是什么关系?相比今天,纸质信件时代不太可能存在这么多问题,通信的片面性在叙述中留下了很大的空白。现在的情况完全不同了。我们在信封的两面都贴上了邮票,写上时间、日期甚至是地点。过度个人化,确实会涉及更多人的个人数据,而不仅仅是逝者的。

05.一旦和我们通信的人去世,会发生什么

当我们在网上给密友写信时,我们很少考虑这样一个事实:如果和我们通信的人出了什么事,那么信件的读者可能会大幅增加。有时候, 我们可能会思考,当我们输入一条特别私密或特别敏感的信息时, 如果其他人看到了它,那意味着什么?

在各种设备上通过技术手段进行的沟通可能会导致信息落入他人之手,而那些无意的受众很容易就能认出我们,并与我们联系,提出他们可能有的任何问题或不满。这种情况或许会让我们踌躇不安,但我们几乎从未考虑过,一旦和我们通信的人去世,会发生什么。

让我们假设一下,和你通信的重要人物是他们信息隐私的坚定保护者,他们全副武装,拥有层层密码保护,但另一个人有充分的理由,希望在他们去世后看到这些数据。如果未来的法律认定死者没有权利继续将其以数字化形式存储的个人信息保密,这将如何改变你在生活中与朋友自由交流的状态?这会对我们的个人自治和自由构成什么样的约束?另一方面,如果有一天,死后隐私被纳入法律,有多少悲伤的家庭会发现自己无法接触到亲人曾经写过的任何东西,也无法看到他们最近的照片?在一个个人隐私如此频繁地涉及众多共同利益相关者的时代,我们该从何处下手,来探讨逝者的隐私?

我刚刚就这个不可推卸的挑战进行了探讨,设计了某种连贯的线路,带你初步了解了这个领域。我对那些隐藏在这些不为人知的规则背后,深感困惑和矛盾的人表示同情。在一个全新的、无限复杂的环境中,我们几乎不可能理解所有影响我们生活隐私的风险、裨益和其中的权衡,更不用说死亡了。

当一个活着的人所划定的界限在他去世后被改变时,确实会引发严重的动荡,遗留下来的过度个人化的数据可能会带来极大的安慰,也可能带来巨大的痛苦。在考古学家进入图坦卡门国王的坟墓的百年后,当我们进入死者数据资料的山谷,推开在那里发现的门时,我们也像卡那封伯爵一样,经历了奇迹和诅咒。

埃及法老图坦卡蒙陵墓

本文节选自

《网上遗产》

作者: 伊莱恩·卡斯凯特

译者:张淼

出版社: 海峡文艺出版社

出品方:未读·思想家

出版年: 20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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