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晓渡：邵燕祥遗体今早已火化，他是我精神上的父辈

8月1日，诗人、散文家邵燕祥于睡梦中离世，享年87岁。邵燕祥于1933年6月出生，籍贯为浙江萧山，曾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编辑、记者，《诗刊》副主编，中国作协第三、四届理事。

作为少年成名的文人，邵燕祥以诗名世，能娴熟自由地出入于新旧两个领域的诗歌创作，而在诗人的盛名之外，邵燕祥更是一位极具忧患意识与批评精神的杂文大家。1946年开始发表作品，1956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邵燕祥出版有诗文集70余种，杂文集《忧乐百篇》《邵燕祥随笔》分获第一届全国优秀散文杂文奖、第一届鲁迅文学奖。亦著有人生实录《沉船》《人生败笔》《找灵魂》《一个戴灰帽子的人》《我死过，我幸存，我作证》。

诗歌评论家唐晓渡曾和邵燕祥在《诗刊》共事过，并保持了终生的友谊。去年8、9月，唐晓渡还去家中看望过邵燕祥，彼时老人的身体状态还不错，走路很轻快，也很健谈。原本最近正打算再去探望老人，却不曾想斯人已去。据唐晓渡透露，遵照老人的意愿，后事从简，遗体今早已经火化，只有家人送别。

在唐晓渡的印象里，邵燕祥是一个非常严谨而又幽默风趣的人，给人如沐春风之感，但同时他的平和之中锋芒丝毫不减。他将邵燕祥视为自己精神上的父辈，在他看来，邵燕祥是这代知识分子里面，不多的或者说是几乎唯一的真实坦诚其整个思想历程的人。从邵燕祥身上，他看到了一种风骨和襟怀，看到了当代知识分子的精神，也看到了自己这一代人和前辈之间的谱系关联。

2014年时，唐晓渡曾跟邵燕祥谈论过想为其作传的愿望，但一直未来得及动笔，如今邵先生去了，这便成了唐晓渡心里永远的遗憾。

8月3日上午，凤凰网文化连线了唐晓渡，倾听他所认识和理解的那个邵燕祥。（采写：鹏远）

2019年9月，唐晓渡和徐敬亚夫妇去家中探望邵燕祥（徐敬亚/摄）

后事简办，只有家人参加

凤凰网文化：您最近一次跟他见面是什么时候？

唐晓渡：最近一次是去年8、9月。当时正好和两个诗人在日照开会，开完会他们来北京，然后我们就一起去看了邵燕祥。当然我一般每年都会去一次，总是有机会相聚。本来前几天我还在想，等疫情再松一点去看看老爷子，没想到昨天晚上就得到这个消息，非常突然。

凤凰网文化：那他这几年的身体状况怎么样？包括您去年8、9月的时候见他那次。

唐晓渡：还可以。他中间因为冠心病动了一次搭桥手术，但是后来恢复得还好。这两三年，精气神稍微受一点影响，总的说来思想还是很敏捷，而且原本他就是一个很幽默、很风趣的人。听力这几年是持续的衰减，有时候就要很大声的说话，他也不喜欢戴助听器，如果他觉得谈话比较重要会戴一下，但是基本上不影响交流。交流意识也还是很好，我们那次也是两个多小时，大多数情况下都是他在说话。后来我们走的时候，他送我们出来，我当时还开玩笑，说邵老师你走路比我还轻快，他走路是很轻快的。

他一直在写作，笔耕不辍，可以说一直在状态当中。生活也很规律。所以非常意外。

凤凰网文化：据您了解，先生的后事方面有什么安排吗？

唐晓渡：早上我接到他们家属发了一个微信，通知了这个消息，落款是以邵燕祥子女的名义，说后事简办，也是遵照父亲的意愿。我听出版社的这个同事说，他们家在第一时间只通知了章诒和一个人，而且是说先火化再发布。据我所知，今天早上火化，但是只有家人，没有外人参加，正好也是疫情期间嘛。

本来我昨天晚上从朋友那儿知道这个消息，还想去送老爷子一程，但是后来知道这个以后，我想还是尊重他本人和家人的意愿吧，不要让他们为难。至于后面，可能朋友们会有一个追思会吧。

2003年，邵燕祥七十寿宴后合影，前排左二为邵燕祥，后排右一为唐晓渡

他是当代知识分子精神的一个体现者

凤凰网文化：通过文字和思想，我们印象里的邵先生就是知识分子的一个良心，而就您跟他的亲身交往，您觉得生活当中、私下的邵先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唐晓渡：我们作为他的部下、同事，是亦师亦友的关系，当然应该还有更私下的日常生活，这个了解就不是太多了。

1982年我刚来《诗刊》的时候，一起去黄山开了一个小范围的会，在一起比较朝夕相处；前三四年，我们一起去台州参加过一个诗学研讨会，也单独在一起呆过。平时实际上就是工作，要么就是看他交谈。工作的话，他是一个非常严谨的人；谈话时，他是一个非常幽默风趣，使你如沐春风的人。一方面他很锐利，一方面又很睿智，说话的风格都是微讽的，话很平和，但是锋芒一点不减，该锐利的地方毫不留情，从来不磨灭自己的锋芒。

他是知识分子的一个良知，更重要的是，我觉得他是所谓当代知识分子精神的一个体现者。

凤凰网文化：这部分是邵先生被谈论较多、被大家相对熟悉的一面。先生是一个诗人，但对于他的诗，以往说的其实不算太多。您作为诗歌评论家，可以说一说他的诗吗？

唐晓渡：其实邵老师的诗歌评论很多，我大概写过两三篇东西。邵先生属于跟共和国一起成长的最早的这批诗人，他原来在中法大学，参加学生运动，所以很早就参加革命。16岁开始发表作品，作为一个诗人，最早是《歌唱北京城》为广大读者所知，那时候他是为整个新中国在讴歌。之后还有《中国的公路呼唤着汽车》、《我们架设了这条超高压送电线》、《到远方去》，应该说是当时那一代人的气象，还有那个时代整个社会蓬勃向上的气象，也是一种很锐利的经验。

他后来受挫的就是《贾桂香》那首长诗，当时批判官僚主义，也是帮助党整风。这个诗后来成了他被打成右派的一个主要罪状。实际上他跟王蒙是同时代的诗人和作家，王蒙当时是《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其实也是同样性质的，因为他们都是党培养的最早的一批作家，红色的诗人、红色的作家，都是帮助党整风，希望党好的初衷。

从那以后，1957年到1979年，他平时还是写了很多东西，但基本上都没有发表，也没有造成影响，即便发表有的也不能用他的本名。那时候他也写过剧本。他1979年重新开始发表作品，然后到80年代中期是他的一大喷发期。1983年我写过他的一篇评论叫《蓝色的火焰》，那一批作品也是和改革开放很对称的，以前是《中国的公路呼唤着汽车》，后来是《中国的汽车呼唤着高速公路》，隔着差不多整整30年。但这只是他很小的一面，真正引起我关注和非常有不可替代价值的是一批政治抒情诗，都是为改革开放鼓与呼，但反过来又非常警惕这个过程中的暗流和反复。像当时他的长诗《长城》，是把他那段时间的整个思想意识做了一个总结。

那时候他也开始大规模地写杂文。关于杂文，我有跟他聊过。本质上他就是一个抒情诗人。1957年以前，他是在特定的意识形态主导下，以一种特定方式来实现的；在1957年的遭遇以后，他的理性层面越来越重，当然也包括阅历越来越深，所以很多东西，可能他觉得用诗的方式表达不是最有利和最得心应手的，所以他更多地去写杂文。

但是我仍然觉得，他真正的诗歌成还是晚年的两个作品。一个是1987年完成、1988年发表的《最后的独白》，我们叫诗剧，他叫剧诗，诗的主人公是斯大林的妻子，从她自杀前的视角来写，反观她自己一生，实际上邵燕祥是借她的眼睛谈论斯大林和整个苏维埃，包括但不限于对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伦理、道德和美学层面上的很多思考，因为有戏剧化冲突在里面，所以情感冲突非常强烈，但是又渗透了深深的思考；另外就是组诗《五十弦》，那个是他从90年代初开始，大概一两年或者两三年之内连续写的。虽然他完全是用一个片段一个片段写的，好像写了五十多首，但《五十弦》实际上是回顾他这一生的，可以说超越了一代人、一个时代。

大概是完成了《五十弦》以后，后面我只看过邵燕祥零零星星的一些作品。大概是前年我去看他，我就说这以后没有太看到你的东西，是不是那时候就封笔了，他说其实没有，还是写了一些，当时还送了我一本诗集，应该是2000年以后一直到2014年的诗。但是我看了一下，很多都是古体诗了，新诗也写了一批。不过总的来说成就还是以《最后的独白》和《五十弦》为标志。

1978年以后，我们这代人有一个思想加速的过程，但是邵燕祥已经暗中生长和积累了很长时间。

邵燕祥是这代知识分子里面，不多的或者说是几乎唯一的，真实坦诚他的整个思想历程的人。就我个人而言，在老一代诗人里面，我特别尊敬而且我觉得特别对我来说具有个人思想史意义的——不但是个人思想史，还包括我们这一代人跟他之间的谱系关联——有三个人：牛汉、忆明珠、邵燕祥。可以这么说，这是我最敬重和尊崇的三位前辈诗人。像忆明珠基本上也是写到90年代初，诗就结束了，后面写大量的散文和旧体诗。虽然每个人风格不一样，但他们共同的特点是都有风骨，这个风骨也是我说的知识分子精神的核心。

2019年12月15日，邵燕祥夫妇到养老院探望钱理群，后排左一为邵燕祥，前排左二为钱理群（窦海军/摄）

他的反思经历了痛苦的过程，不是“觉今是而昨非”

凤凰网文化：钱理群先生写过一篇文章，以邵先生为一个代表书写30后这一代知识分子的命运。您作为后辈知识分子，怎么看待他们这一代人？

唐晓渡：刚才说的三个诗人，也是我精神的父辈。牛汉先生年纪大一点，像邵先生、忆明珠先生本来跟我父亲也是很好的朋友。所以其实我很关注他们这一代人的思想历程。

像忆明珠先生，他本来出身是大地主，很早就喜欢诗歌，家学功底好还迷恋新诗，当时也是爱国青年，就参加了国军，当文化教员，1946年在莱芜战役里被解放军俘虏了。俘虏了以后，很有意思，可以剖析那一代知识分子的整个心路历程。

邵燕祥跟他不一样，刚刚说过邵燕祥和王蒙属于党的自己人，是共产党队伍里的诗人和作家，是以共产国际和共产主义运动为标志的左翼文化的成果，他们主要的知识结构已经是左翼文化，包括哲学层面上美学层面上。但忆明珠是传统的仁义礼智信，主要是从中国传统里生长出来的，所以他的这个思想转变就很痛苦，越是有信仰的人转变的时候越是困难。

所以忆明珠抗拒了很长时间，才心悦诚服地转到了革命队伍里来，参加了解放军、志愿军，从部队、公安最后转业到地方到文化馆。这是他外在身份的一些变化，但是他作为一个诗人，思想历程的变化从来没有中断。

右一为唐晓渡，右三为忆明珠

有意思的是，我看过邵燕祥和忆明珠14岁到16岁时间的作品，他们都留下来了。他们作为诗人的特质的爆发都很早，然后一直长，穿过整个历史的云烟，最后实际上大家汇在一起了。而且我注意到，邵燕祥和尹明珠在回顾自己的思想历程时，都谈到屠格涅夫的《门槛》。就像张承志说托尔斯泰那句“在清水里泡三次，在血水里浴三次，在碱水里煮三次” 是那一代知识分子很多人共同的经历，对于他们这批知识分子来说，屠格涅夫的《门槛》是很重要的一个观察点，实际上都是经过了巨大的思想反复。

从邵燕祥、忆明珠身上，我看到他们这一代知识分子诗人，完整完成了他们的思想历程——经过反思、自我解剖，同时又经过了自我太息，并不是那种觉今是而昨非，咣当一下好像恶梦醒来那样的反思，很多人是这样的反思，然后把前面完全描绘成是一场受难的历史。怎么真实地反思自己的整个历程，里面有一个内在的非常痛苦的过程，我觉得这才是实实在在地对我们这些后来者特别有意义的地方。

所以邵燕祥对我来说，是这一代诗人甚至这一代知识分子具有辨识性的前辈。

其实我跟邵燕祥讨论过，我本来写过四万多字的忆明珠传略，稍微扩展一下就是他的传，邵燕祥我也一直想写他的传记，2014年我们谈过这个事，但是这几年一直还没有静下心来，还没有来得及做这个工作，所以昨天听到他去世的消息我特别难受，唉！

我们在《诗刊》同事的时间其实不是太长，我是1982年到《诗刊》，严格意义上同事三年多，但是我们这种友谊后来一直保持着，他在我心目里面一直就是我的师尊，就是我精神上的父辈，当然我不是盲目的那种，我也希望很理性地来看他的整个精神历程。但是他的人格魅力，他工作上的严谨，他内在的那种让你能如沐春风的感觉，他是需要一种襟怀的，不仅有情怀，还有襟怀，他是这样的一种魅力整合起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