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农村人对读书寄寓着宗教般的执着和热望

多起高考考生被顶替的沉冤旧案，掀开了长久以来挡在我们眼前的遮布一角。当代乡村，像一个褴褛的拾荒者，在跌跌撞撞中追赶着现代化的脚步，而我们往往只将乡村的颓败与萧瑟作为光鲜城市的底色。

“相对传统教育对乡村社会的滋养，现代教育，实际上一直以另一种隐蔽的形式将乡村掏空” ，一个失魂落魄的当代乡村所面临的困境，绝不仅仅是教育沉疴。

作为亲历者、介入者，作家黄灯曾带着谦卑与悲悯的复杂情绪，目睹过这片沉默的土地上亲人命运的变迁，他们内心所郁积的不幸和悲伤、抗争和坚忍。

“在个人化的命运流转中，他们以个体的丰富性，叙述着村庄现代性的整体实践，检阅着这一场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现代性实践的实际效果。” 她书写乡村图景，讲出亲人的故事，讲出隐匿的生存真相，并不是单维展现村庄困境以此唱衰乡村，而是对一个个鲜活个体痛苦的感知、是寻求改善路径之前的剖析和正视。

本文中，高等教育将兄弟二人置在命运天平的两端，成功翘起天平的是弟弟。而在城乡夹缝中穿梭着的哥哥，伴随着他的有希望、期待、急切和抗争，但更有着对命运枷锁挣脱的无望、无奈和承担。

丰三村里的路

和中国任何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一样，在父母老去、姐妹们相继嫁人后，作为男性的家庭成员一旦结婚，就意味着要担负起延续千百年来家庭运转的使命，在代际的轮回中，直到下一代成人，才算完成了人生任务。对哥哥而言，因为丈夫外出读书，彻底离开了家乡，这从形式上隔断了丈夫和家庭日常生存的密切关联，在社会身份上，丈夫和其他家庭成员也拉开了距离，维系他们的纽带，只有情感上的牵连和艰难岁月中的共同记忆。立起杨家门户的责任，实际上就落到了留守家中的哥哥、嫂子身上。

哥哥到现在还能回忆起童年的一些往事。在漫长岁月中，他和弟弟的交流，显然比其他姊妹要多。很长一段时间，因为家里住房紧张，哥哥和丈夫兄弟两个，单独住在早已破旧不堪的老房子里，其时丈夫才五六岁，哥哥也不过十二三岁。因为年龄太小，不懂事，加上肚子饿，兄弟俩日常的愿望就是弄到一点吃的，偷瓜果、挖红薯的事情都干过，哥哥到现在还自嘲当年“到处害人”。随着年岁的增长，哥哥不得不承担起长子的责任，很小的时候就必须干很多农活，放学回来，“就扯猪草，到处扯猪草，家里要喂猪”。尽管如此，日子依旧过得非常艰难，能否吃饱，始终是一家人最大的事情。四姐的回忆印证了小时候饿饭的噩梦，“妈妈曾经说起，我两岁时，有一次饿晕过去了，邻居听到消息过来一看，马上从家里拿出一升米借给妈妈，让她熬了一点粥赶紧喂给我，我这才慢慢缓过来，留下了一条命”。

哥哥

由于家境太过艰难，哥哥很早辍了学，十六岁不到就开始学剃头，从 1979 年起，走村串巷给村民理发，一个人一年才支付一块五，很多人最后甚至不给钱，后来一年的收入算起来大约有五六百元，很多钱根本收不回来。因为收入实在太低，在四姐夫的劝说下， 1993 年，作为最后一个留守村中的劳力，哥哥抛弃了十四年的理发营生，跟随姐夫外出打工，开始了在北京长达十八年的漂泊生活。走村串户地理发，尽管收入微薄，但还是极大地缓解了家庭的经济压力。哥哥提到，现在留存的土坯房，就是靠他当年理发累积起来的一百五十元，才得以开工。凭借微薄的家底，哥哥从此扛起了家庭重担，开始了一个农民艰辛的建房史：找舅舅借木料、借瓦，自己动手，终于搭建起几间土房，极大改善了家人的住房条件。

二十岁那年，通过别人介绍，哥哥和嫂子定了亲。嫂子家人来婆家看过后，没有嫌弃哥哥的贫穷。但因为娘家要留嫂子在家干活，以增加劳力，在哥哥再三要求下，直到定亲四年后的 1987 年，嫂子才嫁过来。哥哥到现在还记得当年婚礼的场景，“当时兴用轿子，但我没有用轿子，用的大卡车”。结婚第二年，他们就有了第一个孩子，男孩，养到一个多月，不知什么原因，第二天起来就没了，估计是冬天被子太厚，窒息而亡，“要是那个孩子在的话，今年都二十八岁了”。时光久远，哥哥的言语中依然难掩悲伤。两年后， 1990 年，嫂子生了振声，得以再次拥有一个男孩；但在振声之后，又失去了一个女儿，也是一个多月时夭折的；1993年，生下女儿时春。在哥哥看来，两个孩子的早夭，主要是偷生娘娘在作梗，也正因为这样，他对振声和时春极为宠溺，早年痛失幼子的伤心，让他难以理智地教育孩子。概而言之，相比分田到户之前的极度贫穷，随着兄妹的长大成人，物质极度贫乏的状况得到了改善，日子比起以前，已经好过了很多。

一家人命运的起色出现在 1990 年，这一年，丈夫考上大学。相比兄妹因为生活艰难，没有条件念书的无奈，丈夫的处境显然要幸运很多。等到他长大时，家里已摆脱赤贫状态，情况稍稍好转，加上他成绩一直很好，在送他读书这件事上，全家人都达成默契大力支持，并期待以此作为改变家庭命运的起点。在整个 80 年代和 90 年代初期，考上中专或者大学，是农村人实现阶层流动的最佳通道，他们对读书寄寓着宗教般的执着和热望。但事实上，和那个年代穷人家的孩子一样，丈夫在学校的生活极为艰难。在哥哥印象中，自 1984 年上初中后，家里就再也没有人送他去过学校，也没有人去学校看过他，家人对他在学校的情况一无所知。因为离家远，丈夫初中念的是寄宿，周三、周六才能回家拿菜、米去学校度日。所谓的菜，无非是常见的腌菜，只有一点盐味，根本没有多少营养，装在瓷瓶子里，哪怕长了霉，也必须吃，否则就只能吃一点光米饭。

嫂子对丈夫最初的印象，来自她嫁给哥哥时，作为夫家重要成员的新郎弟弟寒酸的打扮，“他读书的时候，蛮造孽。我记得他参加我们的婚礼，他穿的裤子，前面是一样布做的，后面又是一样布做的，两种不一样的布做一条裤子，颜色都不同。尽管他已经大了，也懂事了，但家里没钱，没有办法给他添置体面的衣服”。

值得庆幸的是，80 年代的城乡差距并不如今天显著，加上当时重点高中的主要生源都是来自农村的优秀学生，就算家境贫寒，求学的孩子心理也不会太过压抑。有些孩子，因为成绩出众，贫寒的家境倒为他们的人生平添了一份励志意味，我 1989 年上高中，仅仅比丈夫晚两年，对此深有感触。哥哥后来告诉我，丈夫上高中后，成绩一直名列前茅，高二那年，学校本想让他跳级去参加高考，但班主任不同意，1990 年参加高考时，他发挥失常，并没有如老师预期那样考到顶尖名校，但也上了重点大学的分数线。在填志愿时，丈夫原本想选择中南政法学院，但因为家境贫寒，和很多农村孩子一样，最后选择了华中师范大学。

和丈夫结婚后，我们经常在一起交流当年念书的情景，尤其是高中和高考，更成为我们日常讨论的话题。丈夫曾多次提到，之所以在高三时感到力不从心，主要原因是营养跟不上。学业压力大，脑力劳动强度高，但伙食实在太差，就算在高三的特殊阶段，依旧只能像平时那样吃腌菜，只能维持最低的伙食标准。一天到晚总想睡觉，感觉没有精神。常年的营养匮乏，对一个青春期的男孩而言，在关键时刻，确实会成为他人生冲刺阶段的实际阻力。丈夫的处境，总是让我想起高中阶段，我的一些家庭困难的同学的遭遇。我记得每次吃饭，一些家境稍好的孩子，总是能理直气壮地排队买饭，而经济困难的孩子，总是磨磨蹭蹭来到食堂，就着剩菜吃几口馒头和剩饭。当年班主任的妻子在食堂负责分菜，她宅心仁厚，总是会偷偷给我们多加一点。现在看来，当时一个月 60 元的生活费（米饭 5 分钱 1 两，素菜 2 毛钱 1 份，荤菜 5 毛钱 1 份），实在算不上太高，一天 2 块钱，足以维持基本生存。但我知道，宿舍那个姓湛的女孩，一个学期家里仅仅给了她 80 元，每个月伙食费 20 元都不到，盖的棉被又黑又硬，没有垫絮，垫和盖就那一床。我想丈夫在高中的生活，应该就类似于我身边这些同学，但不管怎样，熬过最艰难的三年，通过高考，他还是彻底改变了自己的命运，也给家里带来了转机，成为村里第一个大学生。直到今天，哥哥讲起当年得知弟弟考上大学的消息时，依然难掩激动和兴奋，“他考上的时候，我们正在后面收稻子，他把我结婚时买的录音机提到外面去了，听到上了分数线的消息时，他高兴极了，将手上的镰刀扔得很高，跳起来，说：‘我考取了。’我说：‘你回家回家，洗了上学校去呗’”。

1990 年代的中国，对一个农民家庭而言，通过读书走出农村，是所有家长深藏心底的信念，不要说考上大学，就是考上中专、大专，都意味着身份的彻底改变，意味着世代为农局面的终结，意味着进入体制、获得和农民截然不同的干部身份，在城乡二元对立的结构中，从天平的一头走到另一头。丈夫考上大学后，哥哥卖掉家里的两头猪，凑齐了学费和生活费，欢喜地让弟弟来到武汉，开始了另一种人生。尽管两头猪的价格是一大笔钱，但发自内心的高兴让整个家庭扬眉吐气。从上大学的第二年开始，丈夫通过家教和勤工俭学，完全能够养活自己，不再依赖家庭的资助和付出。1994 年，大学毕业后，丈夫分配到广西柳州师专，成为一名大学老师，当时每月收入 700 多元，从此开始回馈家庭。

1993 年，随着家庭成员的增多，哥哥理发的收入已不足以维持整个家庭的开支，在第二个孩子出生前，他听从妹夫的劝告，来到北京，从此开始了长达十八年的打工生涯。关于这一段经历，我和哥哥有过长聊：

1993 年，女儿还没有出生，我就出去了。妹夫在北京干，老说我待在家里不行，太困难了。因为当时家里还得种田，有七八亩地，还得喂猪，嫂子在家，她干不过来，什么犁田她都不会，担子也挑不动。但后来实在过不下去，没钱，太困难了，于是听从妹夫建议就出去了。妹夫出去很早，那时村里外出打工的人也多起来，我算是最后一个。

我第一次去北京，在工地干的是体力活：拉沙子，拉水泥，拿锹推车，一年大概可以挣两千多元，感觉也挺满意。因为在家干活太累，落下了腰肌劳损，妹夫对我有些关照，到第二年，就没让我干太重的活，主要是在工地看看材料，帮着照管一下，相比家里的劳动强度，就相当于修整了一年，腰病也好了。到 1997 年，食堂没人做饭，我就在食堂里面干活，事情繁琐，说不上轻松。后来看到食堂始终缺人，就叫你嫂子别种田了，到北京来，和我一起，在食堂给工人做饭。一百多工人的饭，就我和你嫂子两个人做。每天早上，你嫂子很早起来蒸馒头、煮稀饭，我就上街买菜、切菜、蒸饭，后来工人发展到二百多人，还是我们两人在对付，真的挺忙。一般早上三四点起来，晚上忙到十点多。就说做馒头，一天得做三次，一次做两百个，感觉就是累。那几年，应该说，工地一直都挺顺利，尽管辛苦，但 1998 年以前的工钱，也都结清了，所以 1998 年建房子时，刚给我一万，大姐借了一万，我一次性拿到工钱，就开工建起了现在的楼房。

但从 1998 年开始，我每年就过年时能拿一点钱回家，其他的钱就压在妹夫那儿，以妹妹的说法，说是帮我存着，到用钱的时候，一次性给我。我算过，他差我十多万。那时候，妹夫的工地运转正常，我除了想装修房子，也没有别的地方急着用钱，你说不给就不给呗，反正也没想到拿不回这笔钱。

当时工地的情况确实很好，接的工程多，工人也多，多的时候，有二百多人，最少的时候，也有四五十人。那时，我压根就没有想到，有一天妹夫会还不上我的工钱。他的性格我知道，他宁愿欠着亲人的，也一定要先给别人工钱。我确切知道工钱拿不回来是在 2008 年，所以从 2009 年开始，在感觉工地情况不行后，就再也没有去了。

在问到是否催过妹夫时，哥哥依然一脸淡定，“他没钱，我也没要，我和他说，反正你有钱就给，你不给我也没办法。我以前也问过妹妹工钱的事情，但妹妹说，你别怕，他给你存着，存着就存着呗。后来，我就一直没找他要过，他没钱，你要也是白要，我想着我妹妹，怕她造孽。我想着，找她要，她也为难，她为难，也没钱给你”。就像我问他，当年婆婆为什么不和继父离婚一样，哥哥淡然一笑，没有回答。也许，在他的经验世界中，隐忍是他本能的选择，生活任何额外的馈赠，对他而言都是奢望。

当然，真正让哥哥、嫂子心痛的是，将近十年的工钱没拿回的代价，是将孩子留守家中，让他们荒废了。以嫂子的话说就是，“钱也没赚到，伢儿们也丢了”。嫂子跟随哥哥外出时，女儿才四五岁，儿子才七八岁，正是需要照顾的时候，但当时为了改善家庭经济状况，哥哥、嫂子还是狠心将孩子留在了老人身边，“孩子肯定不愿意我们离开家，我们走的时候，女儿哭了好几场。但到非走不可时，就给她一些钱，五块、十块的给她，将她哄着，哄住了，趁她不注意，就溜出了家门，搭车走了。一走就是一年，中间也不会回来，和家里的联系，就是一个星期或十天一次电话”。

事实上，留守老人身边的孩子，不可能得到很好的照顾，当时婆婆年龄已大，只能管孩子的基本生活，给他们做点饭吃，学习上的事，完全没有办法。哥哥事后回忆，“孩子在家跟着老人，老人能做的，也只能是做饭给他们吃，在农村都是这样。一开学，将学费交了，每天的生活就开始重复。上午上学去，中午放学，回来吃饭，吃完饭，下午又上学去，天天都这样。我们不在家，基本放弃了对他们学习的管教，孩子爱怎样就怎样。其实我还是很喜欢他们读书，有时回来，还和他们说，没文化，你上哪儿都不行。当然，最希望的是他们能像刚一样，好好读书，考上大学，但这些期待，顾不上啊。再说，现在不比以前，考上了大学，也不见得能找到工作，想想也不强求”。

哥哥怎么也没想到，结束十八年的打工生活，直接原因竟然是四姐夫的破产。等到他回到村里，孩子们已经长大，最小的女儿也已经十八岁。子女长大，老人老去的压力，一件件摆在眼前。

2009 年回家以后，为了缓解生活压力，哥哥开始在附近村庄打散工，主要是在别人盖房子时提灰桶、运余泥，做一些小工。因为年龄大了，小工的重活还是感觉很吃力，“人多的时候，会轻松一点，人少的时候，确实感觉吃不消。每天干完这就是那，没有消停，早上七点上班，十一点半下班，下午十二点半上班，到五点半下班，一天固定一百元”。小工的活，都是熟人介绍，哥哥因为性格实在，愿意吃亏，别人信得过，找的人也还算多。几年来，让哥哥感到欣慰的是，2012 年左右，两个孩子通过手机 QQ、微信交友，各自找到了满意的对象。女儿出嫁后，在家人帮助下，及时帮儿子将媳妇娶回了家。侄子结婚时，尽管装修房子、买家具、付彩礼，也花了十多万，对这个毫无积蓄的家庭而言，经济压力非常大，但若按现在的标准，侄子的婚礼，花费倒也不算太多。以嫂子的话说就是，“尽管他们结婚算早，但话说回来，在外面多打两年工，钱会多存一点，但水涨船高，结婚的开销大了很多，压力反而更大。现在的姑娘，都要求男方买房买车，彩礼也贵，哪搞得起”？我后来才得知，仅仅两三年工夫，农村的婚恋市场已经彻底改变，因为男女比例的失调和女孩子的外出打工，农村适龄男青年的结婚难问题，已成为显著的社会问题，而侄子刚好处于这一年龄段。面对“城里买房，买车，十万块的彩礼”成为婚姻的最低标配，对于经济状况糟糕的男方家庭而言，顺利结婚成为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侄媳妇的哥哥比侄子还大，就因为家境太差，根本没有女孩子愿意上门。

尽管儿子结婚以后，哥哥背下了不少债务，但说到现在的生活，他发自内心地感到庆幸，“我对现状还挺满意的。到现在，有这样，挺知足的。我的能力不比别人强，但我的生活比上不足、比下有余。闺女嫁了，儿子结了，母亲也安顿了，就剩父亲一个，日子尽管过得也不宽裕，但有饭吃、有衣穿、有房住，也知足了。在我们那儿，有这样一句话，‘吃萝卜，吃一条剥一条呗’”。

哥哥的淡泊虽然让他容易获得精神满足，但还是无法掩饰其日常生活的窘迫。2016 年过年回家，在和嫂子的聊天中，我才知道，婆婆去世后，哥哥的生活遇到了不少麻烦。首先是婆婆丧事办完后，哥哥外出帮工，从墙上摔下来，腿部受伤，被迫在家里休息了两个多月。等到腿脚稍稍好转，在帮人架电过程中，又不小心触电，人烧成了黑炭样，头发、眉毛都被烧焦，唯一庆幸的是捡回了一条命。相比外出打工，在家里做小工，优势是工钱更有保障，毕竟都是熟人，结账一般是一个月一次，最多三个月算一次；不足之处是，打散工的薪水按日结算，受制于天气，比如下雨，就只能待在家里，并不能保证天天有事做，劳动时间难以保障。情况好的时候，一个月最多可以干十几天活，收入也就一千多元，家里的基本开销都保不住，手头依然非常拮据。这种情况下，哥哥、嫂子特别希望儿子和媳妇都能外出打工，“我和伢们说，这两年要出去，再不能待在家里了”。尽管孙子才一岁多，连话都不太会说，正是需要照顾的时候，但因为经济压力，侄子、侄媳妇还必须得出去。孩子延续父辈命运，孙子沦为新一代留守儿童，看起来已不可避免。

现在想来，婆婆在世时，哥哥、嫂子年龄再大，也因为有当儿子、儿媳的任务在肩，没有人将他们当老人看待，但婆婆一旦去世，哥哥、嫂嫂作为农民，步入晚年的真相就凸显出来。看到哥哥苍老的容颜和嫂子不再年轻的身影，想到他们和城里同龄人外表上的天壤之别，我切实感受到，生活对他们而言，更多是一种负重、忍耐和担当，根本说不上有太多的享受。我无法想象，在一家人没有重病、孩子教育开销也不大的情况下，哥哥、嫂子如此劳作，尚且无法获得基本的保障，若碰到大事、没有我们的经济支援，他们的生活会陷入怎样的境地？嫂子也因为我们对他们的帮助，一直心怀歉疚，“我心里有数，这么多年来，你们帮了不少，但各人有各人的家庭，你们在外面供房、养伢也不容易。我在湾里头，总是和别人说，我的弟妹还是通情达理，伢儿结婚找他们，老娘走了，也找他们。我们拿不出来，怎么办呢？要是我们混得好一点，就不用你们出这么多了”。嫂子从来不会想到，对整个家庭而言，尽管在大的事情上，好像每次都离不开我们的经济资助，但这些钱，也仅仅只能缓解他们基本的生存压力，根本不足以让他们过上体面、有尊严的生活。

在村庄现代性转型中，哥哥像所有普通农民一样，承受着时代带来的苦楚和欢欣，同时也像千百年来的农民一样，在艰难、平凡的生活中，维持着家庭的运转，延续着家族的使命。

本文节选自

作者: 黄灯

出版社: 台海出版社

出品方: 理想国

副标题: 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

出版年: 2017-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