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关系”“混圈子”“谈交情”,“圈子文化”为何让人爱恨交加?

“讲关系”“混圈子”“谈交情”,“圈子文化”为何让人爱恨交加?

2020年05月21日 10:05:48
来源:新京报书评周刊

朋友圈、工作圈、兴趣圈……在中国人的生活中,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圈子”,“圈子”之下交织着复杂的关系网络。关系深深地植入了中国人的文化根基,“讲关系”、“混圈子”、“谈交情”成为很多人的生存宝典与登龙之术,甚至“guanxi”这个词已被收录进权威英文辞典之中。

“圈子现象”是中国人独有的吗?中国人自己理解“关系”吗?早期的中国研究学者已经意识到,中国社会的组织形式与西方社会有很大差异,外来理论无法解释中国人的社会行为与关系网。费孝通就此提出“差序格局”概念,梁漱溟称中国社会是“家伦理本位”的社会,人类学家许烺光则根据“情境中心论”来解释中国人的文化心理。

沿着这样的思路,一些社会学家也把中国社会的特征定义为“关系社会”、“人情社会”。尽管它们在我们生活中无处不在,很多人在谈到“圈子”和“关系”的时候,自然而然地会联想到“走后门”、“找熟人”等破坏规则以谋求私利的现象,以及各种贪污、徇私等违法犯罪的行为。

“中国人喜欢用关系,也喜欢给关系套上很多负面因素。”在新京报记者的访谈中,清华大学社会学教授罗家德指出,中国人对“关系”存在着不少误解。作为社会学大师马克·格兰诺维特的弟子,罗家德发现中国的社会学分析一直缺乏一套他老师所说的“中型理论”。在近期出版的《中国治理》中,罗家德结合西方管理理论与本土管理实务,既在解释中国人“圈子现象”背后的文化心理,也在探寻适合今日中国组织的管理规则。

根据罗家德的研究,无论是“关系”还是“圈子”,在学术的观点上都不涉及价值判断。我们如能合乎分寸地运用中国人在人际交往中的智慧,一些由于“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产生的治理问题都能迎刃而解。

有趣的是,现代西方管理学也遇到相似的治理难题。传统的理论解释力不再,复杂思维则被引入管理学领域。在罗家德看来,复杂科学的概念特别适合用中国话语来解释。复杂思维强调的动态平衡、长远布局、“四两拨千斤”等理论内涵,中国人早已在几千年的生活实践和社会交往中融会贯通。

这些年来,罗家德走访调查小岗村、华西村、浙江义乌等地的企业生态,也在四川茂县、北京等乡村和都市组织发起社区营造运动。多年参与式观察的经验告诉他,中国人的“圈子现象”并非只能产生科层组织中常见的拉帮结派的潜规则。只要运用得当,良好的关系能让企业高效运作,有序的自组织也能填补政府与市场之间的空缺。

采写|新京报记者 李永博

罗家德,清华大学社会学系与公共管理学院合聘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领域:社会网络和经济社会学,拥有经济学背景的社会学家,善于用复杂网络阐述信息时代的底层逻辑,并将中国社会的“关系”、“圈子”等特质置于中国本土化管理研究之中。现任清华大学社会网络研究中心主任,清华大学社会科学院信义社区营造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社会学会社会网暨社会资本研究专业委员会创会主席。主要著作:《复杂:信息时代的连接、机会与布局》《中国人的信任游戏》《社会网分析讲义》《中国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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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子文化”:中国人差序格局的文化心理

新京报:“关系”和“圈子”被你视为中国人工作场域中的复杂系统要素。这与我们日常生活用语中的“关系”、“圈子”,在内涵上是否存在区别?

罗家德:当然在学术用语上两者有各自的定义,而且至今会有争论。在日常用语中,这两个词包含着更多的意涵,至少“关系”就有四类涵义。

与日常用语相比,我所定义的“关系”和“圈子”最大的内涵不同在于它们不带有价值判断。我们往往对这两个词汇有很强的价值判断,而且中国人常常倾向于带上十分负面的价值判断。但正如复杂思维所言,凡事有阴就有阳,“圈子”固然可能伤害更大群体的利益,但我们也可以换一个名词──“合作共生”,正如一群细菌抱团在一起,牺牲部分成为别的养料,以求种群延续。有正就有负,有利就有弊,它本身是中性的。

《中国治理》罗家德著,中信出版集团,2020年3月

新京报:正如你所说,提到“关系”、“圈子”、“人情”,很多人会联想到“走后门”、“徇私舞弊”等现象。你觉得中国人的圈子文化与现代社会的法治精神之间存在张力吗?

罗家德:中国人太爱使用“关系”、“圈子”、“人情”,所以它发生的弊端也特别多,尤其是破坏了法治,这当然值得警惕。但凡事有正就有负,有利就有弊。“法”用之太甚,也一样会出现僵化、无弹性、不适应环境的问题,这也是西方在检讨VUCA环境中的一大问题。

只看到法与关系的矛盾与张力正是二元对立的思维,但是复杂思维要看到多元融合,这也是中国人特有的思维方式,“阴阳相融,相生相克”。二元对立的思维只见其相克,不见其相生。在良法美义之下,人与人之间更容易建立信任的关系。反过来,美好的关系也应该是求其与法相生,正如费孝通常说的“礼治”。我们要追求法促成更有信任性的关系。关系的演化也带来礼,礼会建立更“自然而然”的法。

现代人很难做到克己复礼,欲望膨胀之后,美好的社群、美好的自组织被错用成了帮派、组织自我牟利的手段。复杂思维的逻辑,是好的关系应该促成好的法,好的法应该促成好的关系,我们该去求其相生,而不是只看到其相克。

很多人觉得我喜欢讲“关系”,但更多场合下我更愿意谈法治。用我的话来说,中国应该“警惕法,但更要警惕关系”。因为中国天生地爱用关系,就容易用歪关系。所以,在大多数场合下强调法治总不会错。

电影《中国合伙人》(2013)反映了中国的商业合伙和职场规则。

新京报:你在书中提到,圈子理论旨在强调一个命题:相比西方人,中国人始终试图把短期交易变成长期的人情交换行为。这种倾向是如何形成的?圈子文化是中国独有的吗?

罗家德:“圈子”是一个很中国式的词汇,在学术定义上,我称它为一个以个人为中心的人脉网形成的行动集。意思是说,为了一些共同行动的目标,我们会有一个中心人物,带动自己的人脉网形成一群人,这群人可能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产生一连串的集体行动。

在做学术研究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圈子”的规模,也就是个人关系之上的这层人脉网,大概是500人左右。这样规模的小团体,在西方习惯用small group来形容。

中国本土人类学中的一位重要人物许烺光,就特别喜欢研究小团体,他把西方人的小团体称为club,中国人的小团体称为clan,也就是宗族。到了现代社会,我就喜欢把宗族(clan)称之为“圈子”。顾名思义,两者的差别在于,西方人的club强调我们由于共同的理想、目标而加入,成员之间是平等的关系。中国人的宗族(clan)则是由一个拥有资源、动员能力的能人为核心形成的小团体。

无论在西方还是中国,这两种组织形式的小团体其实是同时存在的。难道西方就不存在“圈子”吗?所谓“国王的人马”,指的就是国王的个人人脉网形成的圈子。这样的分类绝对不是说中西文化就是如此截然不同,只能说在中国,圈子是更主流的小团体。

中国人的思维特点在于,我们习惯于用长期的眼光应对不确定的环境,懂得如何进行长期的布局。学术上常有一句话,“个体总是脆弱的,网络却是强健的(robust)。”中国人就特别明白,做很多事情都需要去建网络,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会产生所谓的“关系主义”。

比方说,中国人做生意的时候,不会只考虑成本效益赚了多少钱。当然赚钱也很重要,但他一定会同时平衡思考另外一件事:这次交易让我们的关系是否变得更强?如果这次交易会让对方不开心,关系就此断绝了,那么中国人宁可不赚这么多。把人情与短期交易的利益做一个平衡考量,是中国人特别会去思考的过程。

《中国商道: 社会网与中国管理本质》罗家德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1月

新京报:相较于现代中国管理界中常见的“圈子”,传统中国的熟人社会也有自身的运作逻辑。乡土社会的组织运作与大都市中的圈子文化有什么差异?

罗家德:这两者在本质上的变化并不大,两者同是以个人为中心的人脉网形成的行动集。这样一群人的聚集,会形成一个合作共生的关系。同时,我们也希望能在此之上形成自组织和自治理的秩序。但在内容上,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人脉网有比较大的差异。

第一个显而易见的区别是关系的来源,传统社会的关系主要建立在地理和血缘基础上,而如今的圈子可以来自兴趣或行业,甚至来自某个虚拟对象,完全不需要实体。

第二,人脉网之间关系数量的比例也发生了变化。以前,我们的关系圈里大多是熟人。到了现代社会,弱连带的数量远远大于强连带的数量。西方学者研究发现,普通人的关系圈中的熟人在120-270人之间,平均而言大约是150人,而其余的将近400人都属于弱连带。要维持一个熟人的关系需要花很多时间,而我们大脑的容量是有限的。在网络时代中,我们的关系圈大量扩张的其实多是间接连带。

由此,关系性行为的重要性也发生了变化。从前大家都在一个村子里,低头不见抬头见,你的任何行为都会对关系产生明显的影响。如今流行一个词“退群”,我们身边大多数的微信群非常容易加入,如果观点不合、话不投机,又可以随时退出。这也是关系网在现代社会的一个变化。

《云村重建纪事:一次社区自组织实验的田野记录》罗家德、孙瑜、楚燕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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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时代是人类社会最特殊的300年”

新京报:统计方法和数量模型是西方组织理论的主流方法,你在多年参与和观察中国企业与地方的治理实践后,发现传统西方管理学理论难以解释中国式管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

罗家德:首先需要说明的是,虽然西方主流的管理学多采用统计方法和数量模型,但过去比较静态的因果模型在西方的管理研究中同样面对很多质疑。

在信息时代,也就是我们常说的VUCA(即volatility易变、uncertainty不确定、complexity复杂和ambiguity模糊)时代中,传统的管理学方法有很大的限制性,如今西方主流管理学会结合更多的方法,如大数据挖掘、动态建模、复杂网结构分析与演化,以及行为与结构共同演化模型,等等。

造成这种变化的背后,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思维方式。传统的管理学理论,建立在西方的化约主义之上,化约主义认为个体的加总就等于总体,非常强调任何事情都要分类,寻找二元对立,探求因果关系,以总体解释个体或以个体解释总体,这种思维模式无法应对如今的VUCA时代。

《中国人的信任游戏》罗家德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2月

作为另一种看问题的方法,复杂思维的核心是反化约主义,重视动态、涌现、非简单因果,否定二元对立,而看到多元“势”的相生相克和动态平衡,而这些背后则是复杂社会网以及自组织的作用。当我们把这种看问题的方法变成学术研究的时候,它就会产生科学的方法,因此,复杂科学就是一个跨不同学科的科学研究。

新京报:你刚才提到我们正处于VUCA时代之中,哪些因素让我们的社会和生活越来越无常,越来越不可控了呢?

罗家德:实际上在我看来,人类社会一直都是复杂的。在人类近5000年的历史长河中,绝大多数时间都处在复杂社会之中,在过去的中国称之为乡土社会,在西方称之为decent society。

然而,从1733年人类进入了工业时代之后,忽然之间由于一连串特殊的历史因缘,我们在西方创造出了一个很特别的社会。工业社会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时期,它开始把所有的人都标准化、原子化。生产和消费也开始进入大规模化和标准化。在这其中,人的特色个性全部被抹杀了。工业社会的300年历史创造出的治理模式、政府制度和生产办法,在人类历史上都是极其特殊的。

但是,随着信息时代的来临,我们发觉个人的原子化是行不通的,因为无论你是否愿意,人与人之间都比以往更加紧密地高度连接在一起。与此同时,这种社群化现象也会出现负面影响,我们常说的“信息茧房”,就是指人容易陷入一个特定的圈子中。在乡土社会,这种圈子主要是存在于地理意义上的社群之间,如今,兴趣、行业等方方面面的圈子把你包裹在其中,只相信内部的谣言,而不相信外面的真相。

这些变化也直接反映在社会生产上。过去一个大公司有很长的生命周期,一个产业标准可以持续三五十年。现在,很多公司经过十年或十五年之后就消失了。二十年前我刚刚博士毕业的时候,做梦都想进去的公司,也在十年前就倒掉了。所以这是一个易变的、不确定的,不断地非线性高速演化、人与人之间又高度相连的时代。

李安导演的《喜宴》,反映了中国的传统家庭伦理和人际关系。

新京报:你在著作中常常运用中国典籍来解释复杂思维,复杂科学的概念为什么特别适合用中国话语来解释?

罗家德: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更适合于一个复杂社会。工业社会强调的是大规模生产,把每个人都标准化、原子化。这样的社会模式在VUCA社会中越来越行不通。我们发觉,任何事情都追求很明确的规则和因果关系是困难的,因为我们的时代每时每刻都在发生变化。西方的传统思维受到挑战,于是他们发展出了复杂思维,而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在这种环境下反而展现出了它自身的优势。

中国人的智慧在很多方面与复杂思维的概念相通。比方说,中国人一个非常好的传统,就是重视历史。中国人自古以来喜欢记录,这种历史的观念让我们习惯于用动态的、演化的、长期主义的视角来看问题。除此之外,中国人懂得道法自然,有自组织,自然而然生成的概念;懂得顺势而为,又懂得造势成势,所以有“四两拨千斤”的管理艺术;中国人知道长期演化,层层递进,所以会提前布局,这些智慧都与复杂思维相照应。

中国人也重视复杂社会网的存在,有“阴阳相融,相生相克”的思维,这也正是复杂思维的精髓。社会学上有一个术语叫做“关系主义”,这也能称作是一种社群主义,但与政治学上的社群主义的涵义并不相同。中国人倾向于一群人聚在一起,倾向于一群人进行自我赋权。这种中国文化的特色,使得我们自古以来就特别重视关系、人情和社群。因此在我们的管理实务中,早就把这样的智慧融入,而不用原子化的个人来看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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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企业到社区的“善治之道”

新京报:关系是多维度的,既包括日常生活的人际关系,也可以上升到企业管理、国家治理。为什么说中国人的“阴阳思维”、“顺势造势”的观念,很适应现代企业管理理念呢?

罗家德:我的老师马克·格兰诺维特(Mark Granovetter)的研究认为,关系间的动态平衡是企业家最重要的职能。企业家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左手能够掌握强连带以建立团队,右手能够掌握弱连带以掌握机会,掌握了团队和机会,你的创业就成功了。

如何区分情感性交往与工具性交往?我何时应该把关系网加大加密,又在什么时候把关系网减弱?如何在照顾圈内人利益的同时,又维护圈外人的公平原则?中国人自古以来就很擅长处理这些人际关系的动态平衡。

在动态平衡之外,企业家也需要懂得“顺势”与“造势”。文艺复兴时期的美第奇家族,就是顺势而为的典范。美第奇本是托斯卡尼大公,但他又不限于贵族身份,在时代潮流的推动下,他先去从事羊毛业,后来开始从事银行业,然后又跨入产业,之后又参与了佛罗伦萨的市政事业。最后,美第奇家族又跨入艺术界,带动了后来所谓的文艺复兴。

很难想象得到,几乎在同一个时代有一本书叫《堂吉诃德》,堂吉诃德代表那个巨变时代中无法顺势而为的贵族。新的时代到来,老贵族无法忍受大风车所象征的新工艺,只能一而再、再而三去挑战它。这是一种幽默,但却反映了那个时代展现出来的各式各样的不能顺势而为的现象。

顺势之外,企业家还需要学会适时造势,也就是我所说的“调控”。信息时代的一大特色,在于我们拥有了大数据,依靠这个工具,我们可以在蝴蝶效应的初始,真正的风暴来临之前作出判断:应该通过调控来扭转势头,还是作出创造性的破坏,顺势进入新的系统。

《社区营造的理论、流程与案例》罗家德、梁肖月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12月

新京报:提到社区治理,这些年来,你在中国各地推行“社区营造”的实验。社区营造对社会的自治理有何意义?

罗家德:我们发现,经历工业时代以后,所有的社会都会出现不同形式的社区营造运动,比如英国的第二故乡运动,美国的睦邻运动、社区再新运动,等等。为什么进入后工业时代的社会都会产生这些运动?

因为进入复杂社会以后,每个人的需求都不一样。而工业社会在原子化个人之后,已经丧失了社群的自我治理,只会出现彼得·德鲁克所说的“保姆型政府”和“万能型政府”。保姆型政府和万能型政府会把社会福利越扩越大,直到政府财务濒临破产,这一点我们从最近的欧债危机就可以看到。

在复杂的时代和复杂的社会,我们需要三种历练:既要有由上而下的管控,又需要自下而上的自治,而且我们希望这两种秩序相融相生,才是善治之道。而社区或社群,就是一个社会治理的最基本的自组织单位。

在社群的自我治理之下,政府只要用少量的资金进行有效地引导,社群自我就能提供各式各样的福利产品,简而言之就是复杂管理。可以说,社区营造就是培育这样一个过程。我们并不希望它对抗自上而下的力量,而是能够在由上而下的力量有效地、“四两拨千斤”地引导下,变成了一个自我组织、自我治理、自我供应各式各样的社会福利产品的过程,这就是社区营造的核心意义。

罗家德参与的北京大栅栏街道社区营造模式。

新京报:你参与的社区营造实验中,具体会做哪些工作?通过你的实践和观察,中国的社区营造大致处于什么样的阶段?

罗家德:这些年来,我们既在乡村做过社区营造实验,也在像北京这样的大都市中做过社区营造实验。我们的核心实验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方面,我们要让走出工业时代,进入后工业化甚至信息化社会的社区居民们自我结合起来,因此提供了各种养老育幼的社区导引和文化建设工作。这其中包括各式样的培训,我们也出了一系列的书,都是谈社区营造和社区规划的手册,主要是告诉大家怎么去做社区营造。另一方面,复杂时代的最大好处之一是我们拥有了大数据。我们需要考虑的是,如何用大数据帮助社区做自我管理,又如何与由上而下的力量做有效的融合。

中国刚刚走出工业社会,我们几乎是花了40年的时间走完了人家200多年的路,因此国内的社区营造还在一个比较初始的阶段。我们常常会出现社区居民“一抓就死,一放就乱”的现象,这其实就需要一个训练的过程。另外,我们也要注意到,社区营造运动并不是自动发生的。在全世界各地发生的社区营造运动过程中,政府往往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如何让政府理解并正确地引导,让自下而上的秩序与自上而下的秩序相融相生,是问题的关键。

本文为独家原创稿件。作者:李永博;编辑:徐伟;校对:柳宝庆。未经新京报书评周刊授权禁止转载,欢迎转发至朋友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