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离与疾病是如何被污名化的？

病人与瘟疫之间的隐喻是如何被发明的？隔离与疾病是如何被作为一种标签污名化的？在当下这个疫情攻坚战的严峻时期，我们有必要再次回望病人被污名化的历史，以此警醒自身：我们共同的敌人是病毒，而非我们的同胞。

这两天，日本某小学发给家长的一份通知，引起了很多网友的关注和讨论。信中大意为：

（1）大家知道、中国的武汉发生了新性肺炎；

（2）预防对策和流感一样，更要做好；

（3）随着疫情信息在新闻及网络上的扩散传播，请大家平等对待与中国及在武汉地区有生活关联的人，避免言论表述方面的歧视。恳请各位家长与孩子谈及此事时注重培养提高孩子正确的人权意识。

日本某小学给学生家长的一封信。

这封信之所以引起广泛讨论，一大原因是在我们被卷入这场疫情漩涡的同时，恐惧、怀疑、担忧与慌乱也将我们的情绪裹挟，全国多地出现了“围堵武汉人”的歧视言论与行为。甚至对流离失所的外地武汉人的热心救助，都会被斥为罪责。

“防疫，不是防武汉人！”

很多人可以高喊着这样的口号，但每当某场疫病威胁到自己的利害的时候，便会点燃人性中最野蛮卑劣的一面，将仇恨的怒火烧向自己的同胞。而这条野蛮引线埋藏之深，一直深入人类与疫病抗争史的核心地带。病人与瘟疫之间的隐喻是如何被发明的？隔离与疾病是如何被作为一种标签污名化的？在当下这个疫情攻坚战的严峻时期，我们有必要再次回望病人被污名化的历史，以此警醒自身：我们共同的敌人是病毒，而非我们的同胞。

撰文|李夏恩

灾难不仅会激发出人性中至善至美的一面，也会唤醒沉睡在人性中最野蛮卑劣的根性。诚然，在过去的几天里，无数闪耀着人性之光的时刻足以让人动容感泣：除夕之夜，承受巨大压力的一线医生崩溃大哭后，仍然顽强起身去抢救病患；吃方便面度过春节的医护人员，只能躺在地上休息极度疲累的身体；奉命奔赴疫区的女军医，在高铁上隔着车窗与丈夫儿女流泪挥别；只有口罩权作武装的送餐小哥冒着感染的风险，只为将热气腾腾的外卖送到医护人员手中；靠废品回收维生的八旬老人，将一万元现金交到募捐人员手里，拒绝留下自己的名字，等等。

但在这感人肺腑的合唱之中，也夹杂着野蛮的刺耳杂音。1月23日，武汉姗姗迟来的封闭城市的命令，奏响了杂音协奏曲的第一个音符。在此之前，人们不过是将“我从武汉来”当成是一句调侃，用以击退那些过年时喋喋不休的三姑六婆。但疫情消息的突然曝光，让武汉瞬间成为众矢之的。得知封锁消息仓猝连夜逃出武汉的30万人，被指责为不顾大局的自私自利之徒。次日，春运期间500万人离开武汉的消息，更给已经沸腾的舆论投下了一颗重磅炸弹。

一名在武汉辛劳一年返乡回家的打工者，发现自己已经成了家乡的流亡者。亲戚鄙夷的目光，邻人的风言风语，像箭矢一样群集他们身上，她四岁的女儿被亲戚邻居的冷言恶语吓得直哭，却没有人来安慰饱受孤立惊吓的一家人，甚至连超市老板都不愿卖商品给他们。一名从武汉坐高铁回到山东老家的医学生，刚下车就惊讶地发现自己和许多人的个人信息都被泄露了，其中包括自己的姓名、住址和身份证号，仿佛武汉人已经成了全城通缉的要犯。他或许意想不到的是，河北正定县竟然真的发布通报，对武汉返乡没有登记的人员进行悬赏举报，开出了每名1000元的悬红价码。

河北正定县发布对武汉返乡没有登记的人员的悬赏举报。

甚至对流离失所的外地武汉人的热心救助，都会被斥为罪责。在大理，一名武汉籍的民宿客栈老板，因为在网上发布消息表示自己愿意接待被各家酒店拒之门外的老乡入住，就遭遇了暴风骤雨般的网络暴力。客栈附近的一辆湖北牌照的私家车被人砸破玻璃，客栈所在村子的村支书更直截了当地警告他，如果他再敢接待武汉客人，“我们把你营业执照吊销，把你赶出村”。

肺炎病毒一路攻城略地，对武汉人的恐慌、歧视和排斥扩大到了整个湖北省。汽车牌照上的“鄂”字和来电显示的武汉号码都能引起一阵不安。各地对湖北人严防死守，一些地区甚至到了非法拘禁的地步，强制给湖北住户的大门外用钢钉铁板进行封门隔离。

如今，春节假期的即将结束和返程高峰的到来，这种“他人即是瘟神”的恐慌排斥心态，终于推广到了所有的外地人身上。在北京，众多小区纷纷贴出通告，将返程来京的外地租户拒之门外。可想而知，或许再过几天，因人人自危的自我隔离而空空荡荡的北京街头，会游荡着多少无处可去的返乡人员。

“防疫，不是防武汉人！”

这句适时提出的口号，可以说是为污名之下的武汉人乃至湖北人和全体外地人正名的最佳说辞。这句言简意赅的口号阐述的道理如此简单明了，相信所有人都会点头称是。但正如一名身在外地受尽白眼的武汉人所发现的那样：

“自己离武汉远的时候，他们会高喊‘武汉加油’；但当他们发现武汉人就在身边时，就会大骂‘武汉人滚出去’！”

1月29日，武汉一家医院内的发热门诊大厅坐满了输液的患者。摄影：新京报记者，王飞翔。

这一自我分裂的表现又散发着一股熟悉的味道——今天民众对武汉人的歧视和污名，在17年前非典爆发时，也曾被加在广东人的头上。在万众一心齐抗非典的高唱口号声中，广东人同样被视为到处乱窜的行瘟使者而饱受非议白眼，甚至加在他们头上的罪名爱吃野味也一模一样，只不过如今的蝙蝠在当年是果子狸。2001年冬天在京津两地蔓延的所谓艾滋病患者扎针事件，也曾引发了公众对本已饱受歧视的艾滋病人进一步的排斥和恐慌。在当年流传的谣言中，最极端的声音甚至叫嚣将那些艾滋病人抓起来关在一起，一把火统统烧死，这样艾滋病也可以彻底烧绝了根。

这些灭绝人性的极端话语，在今天听起来确实令人毛骨悚然，但想到不久前万人点赞的“武汉屠城”的微博。就会发现这种排斥、歧视和恐慌的集体心态有一条沾满火药的引线，每当某场疫病威胁到自己的利害的时候，这条引线便会点燃人性中最野蛮卑劣的一面，将仇恨的怒火烧向自己的同胞。而这条野蛮引线埋藏之深，一直深入人类与疫病抗争史的核心地带。

网友们上传的防疫拦路人员。

01

病人＝瘟疫：

隔离与疫病污名标签的发明

“患者是一名男性，患麻风病很重，他的亲戚决定把他活埋。”

1929年的一天，美国探险家约瑟夫·洛克在云南蒗蕖州目睹了骇人听闻的一幕。包括当地的土司和区长，没有人敢出面阻止民众对麻风病人的活埋。作为外来者，洛克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场颇具人类学价值的活埋仪式，用尽可能冷静的笔调将其记述下来。

对当地人来说，活埋一个麻风病人就像一场盛大的嘉年华会。他们会事先宰杀一头公牛，剥掉皮，然后把这张血淋淋的湿牛皮毛向下铺在山头的草甸上，让麻风病人坐在牛皮中央。让这位即将被活埋的家伙和动手活埋他的亲戚朋友一起饱餐牛肉、痛饮烈酒。直到大家在狂吃豪饮中变得醉醺醺的，那些动手活埋病人的人才围坐在病人四周，“表述他们的哀痛，告诉他离开的时辰已到，因为没有任何办法摆脱病魔，他只有离开他祖先的这块土地”。

活埋的过程充满了神圣和诡异的气氛，病人要被扎起来缝进牛皮里，抬起来装到木桶中，放进地上预先挖好的坑里。做这些事时必须很迅速及时，务必要保证病人是被活埋的，因为当地人相信“如果患者在牛皮扎好以前或安葬以前就已断气的话，那么麻风魔鬼呶奴就会逃回村里，使他的亲戚又患麻风病”。在活埋之后，村里的毕摩，也就是巫师会念诵一段名为“呶奴迪呶奴勃呶奴古雨”（Nunu ndu nunv pnunv ngu yi）的经文，用以“封闭麻风魔鬼呶奴的道路”，唯有如此，麻风病人才会与附在他身上的麻风魔鬼一起被活埋在地下，永世不得翻身。

清刊本《疡医大全》中麻风病人的插图

将病人等同于疫病本身，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正是这场活埋悲剧发生的根本原因。但如果仔细审视这场仪式，就会发现，这场仪式中最虚伪的一点，就是那些亲手活埋病人的亲友们以及主持这场活埋仪式的巫师，心里其实都很清楚病人并不是疫病本身，他充其量不过是盛装疫病的容器，是疫病魔鬼藏身的皮囊。纵然所有人都心知病人染病实属无辜，但为了自己不会感染这该死的疫病，因此大家便狠下心肠，将病人和疫病一起打包活埋，通过所谓封印疫病魔鬼的仪式让自己对刚刚活埋了自己的亲人朋友心安理得，由此掩盖自私自利的本性。

当然，这种故意将病人等同于病疫本身的自私虚伪，今人大可以被视为原始部落民众不开化的野蛮思维嗤之以鼻。但事实上，这种将病人等同于疫病本身的野蛮思维，却灌注于人性最深层的劣根本质之中，流毒至今。这种人性劣根的起源，是对疫病的无知和无能为力而引起的恐慌。作为一种疫病的麻风，与今天所谓的“武汉肺炎”、当年的“非典”以及让人闻之色变的“艾滋”一样，有着许多相似之处。首先，它们都是传染病，可以因与病人亲密接触而感染；其次，它们都会引起病患的身体严重痛苦，这种病痛让人避之唯恐不及；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难以医治。

在古代流行的严重疫病中，尤以麻风病最具代表性，在磺胺类药物和氨苯砜发明之前，麻风病几乎可以说是所向披靡的严重疫病。迟至晚清时代，在中医传统麻风病专著《疯门全书》中，还写道：“疾病之最惨、最酷、最易传染而不忍目睹者，曰瘟疫，曰疠疯”，其中瘟疫的治疗方法，尚有明末吴又可的《瘟疫论》记载良方，“兆民赖以生全”。而被称为“疠疯”的麻风病，则“几千百年，明哲代出，无不为之束手”。即使是像朱震亨这样的一代名医，“治效四人，后三人犹复发而毙”。

既然无药可救，那惟一能做的，也就只有尽量让自己不要感染上。因此，为防止与病患接触造成交叉感染的隔离法才非常早就被发明出来。在睡虎地出土的秦代简牍中就记载，应将麻风病人“迁疠所处之”，与外界隔绝。而在《圣经·利未记》中同样记载，应将麻风病患送往“营外”独居。

平心而论，以隔离病患的方法来防止疫病传染，本身无可厚非。而且患者为免他人感染而与社会隔离的行为，乃是一种自我牺牲，理应得到他人的尊重。但在古代社会，隔离产生的效果却几乎等同于将病患视作社会弃民，隔离所就像是监狱，而被隔离的病患则成了囚犯。他与囚犯的唯一差别就在于，囚犯是因为有罪，而隔离病患则是有病。不过这一点差别，对那些将病患送进隔离所的人们来说，要弥合也不算困难。

在极为看重宗族血缘社会关系的传统社会，要将一个人彻底排斥在宗族社区之外，并不是一件容易之事。毕竟古圣先贤谆谆教导为人立身要遵循亲亲尊尊之道，要孝事父母、亲爱兄弟，慈爱子女，推己及人，泛爱众人，民胞物与——社会关系的联结、亲情血缘的羁绊，能将这一切斩断最合理的托辞，就是这个被排斥在社会之外的人犯下严重罪行。而疫病是对罪行的惩罚。《诗经》中所谓“瞻印昊天，则不我惠，孔填不宁，降此大厉”就是指因为民人不敬上天，因此上天降下疫病。《墨子》的说法则更加明确：“惟上帝鬼神，降之罪厉祸罚而弃之”——既然疫病乃是上天降下罪罚，那么将这个被天地鬼神责罚的弃民，再驱逐出世俗社会，也就顺理成章了。

清末民间纸马《五瘟圣众》，民众在瘟疫爆发时祭祀的五位瘟神。

这种以疫病为上天降罪的观念，可以说是世界共享。《圣经》中将麻风病人视为被神离弃的不洁罪人，通过降下瘟疫的方式来惩罚背弃神意的埃及法老。基督教在西方取得胜利后，瘟疫更进一步被解释为上帝在惩罚异教徒。公元251年，一场大规模瘟疫横扫迦太基，迦太基主教西普里安如此解释这场瘟疫：“（瘟疫）的必死性对犹太人、异教徒和基督徒的敌人是一种灾难，对上帝的仆人则是一种有益的分离……正直者被唤去更新，邪恶者被带去受苦；更快地给予诚信者以护佑，惩罚加诸于不信之人”。

给疫病患者贴上上天惩罚的罪人标签，多少能让人在抛弃自己的亲朋好友时心里舒坦一些。但为了进一步扫除内心中的不安，一种比天罚罪人的标签更适用的污名标签也被发明出来。毕竟天意难测，但人事可预。因此，一张道德败坏的标签又被贴在患者身上。南宋医家陈言在《三因极一病证方论》中对麻风病因的概括极为精辟地道明了这一点：“《经》所载疠风者，即《方论》中所谓大风，恶癞是也。虽名曰风，未必皆因风，大率是嗜欲，劳动气血，热发汗泄，不避邪风冷湿，使淫气与卫气相干，致肌肉愤嗔，气有所凝。《千金》所谓‘自作不仁，极猥之业，虽有悔言，而无悔心’，良得其情。然亦有传染者，又非自致，此则不谨之故，气血相传，岂宿业缘会之所为也？”“嗜欲”“自作不仁”“极猥之业”“不谨”等等道德败坏的措辞，被加诸病人身上，可见病人之所以染病，全是因为自己放纵欲望，败坏伦理纲常，因此疫病上门也是自作自受，并不值得同情。

传染疫病、天降罪罚、道德败坏，三张污名标签三管齐下，牢牢钉在病人身上，为其饱受病痛折磨的身体，更加一击心灵重创。病人的隔离不再是一种为了公众利益的自我牺牲，恰恰相反，而是入狱服刑。任何将其遗弃的行为都无可厚非。《神仙传》中麻风病人赵瞿，家人听从他人“当及生弃之，若死于家，则世世子孙相蛀耳”的劝告，将其送置深山抛弃，乃是当时的常见处理疫病患者的做法，没人觉得有何不对。在中古时代的欧洲，麻风病人会被起诉判决有罪，教会会宣布病人要从人类社会驱逐出去。他被强令站在坟墓前表演象征死亡和入葬的仪式，牧师会在病人的头顶撒上泥土，象征性地将其埋葬，然后向公众宣布这个人在尘世中已经死亡。被当成死人的麻风病人必须穿特殊的服装，不允许和健康人讲话，财产和遗产继承权也被剥夺。

亲情、友情、爱情都在疫病患者面前重重地关上了大门。薄伽丘在《十日谈》中描述1348年横行意大利的瘟疫时，特意提到人们对瘟疫的恐慌到了泯灭亲情的地步：

“各地有不少这样的人，他们在建康时立下榜样，教人别去理会病人，后来到他们自己病倒时，自然也遭到人们的遗弃，没人看顾，就此一命归天。就这样，城里的人们竟然你回避我，我躲开你，街坊舍邻，各不相顾，亲戚朋友，断绝往来。这场瘟疫使得男男女女个个人心惶惶，竟至于哥哥舍弃弟弟，叔伯舍弃侄儿，姐妹舍弃弟兄，甚至妻子舍弃丈夫也是常见的事。最令人伤心和难以置信的是，连父母都不肯看顾自己的子女，好像这子女不是他们所生所养似的。”

这种给病人钉上污名标签逐出社会的隔离方法，成为了一系列惨绝人寰悲剧的始作俑者。1832年，一名叫袁世熙的文人记述在他的家乡浙江乐清的麻风病人“患是疾者，戚里恶闻，骨肉远避，痛苦之余，求死不能，求生不得，甚至有投水悬梁，自戕性命而衔冤于地下者”。1870年，一位来华英国传教士约翰·格雷在广州看到许多隔离麻风病人的“麻疯船”，这些麻风病人“不得不在河上四处漂泊，向来来往往的大小船只上的船民乞讨，麻疯船通常十只到二十只为一队。钱，差不多是从船民那里强夺来的。麻风患者经常靠剥取水上浮尸的衣物财物苟延残喘”。另一名在广东佛山的意大利传教士福尔考迪在探望一名被隔离在河岸洞穴之中的麻风病人时，后者因为不堪忍受这种痛苦，竟然请求探望他的神父将自己活埋——事实证明，即使病人不提出这个要求，对那些乐于给病人钉上污名标签以纾解良心不安的人来说，他们也很愿意拿起铲子，将病人连同疫病一起解决掉。

02

活埋病人！烧死病人！

仇恨与迫害的野蛮抗疫曲

活埋疫病患者，可以算得上是中国抗疫史上最悠久古老的传统之一。早在睡虎地出土的秦代简牍中，就记载患有疠疫的病人如果被认为有罪，应当处于“定杀”之刑。所谓定杀，“杀水中之谓也，或曰生埋”，也就是将疠疫患者活活淹死在水中或者活埋。这种将疫病患者活埋的传统，让17世纪初来中国的传教士倍感震惊，一名叫李科罗的意大利传教士记述道：“中华帝国内的另一个野蛮行为，就是活埋麻风病人。”美国探险家约瑟夫·洛克在1929年云南蒗蕖州目睹的活埋麻风病人的一幕，只是上千年来活埋麻风病人史中的沧海一粟而已。

活埋不仅是处理麻风病人的绝佳手段，其他传染性疫病，也可以用活埋来解决。肺结核在古代有一个令人闻声战栗的名字“传尸”，据说患有这种疾病的人传染性甚烈，“此症相传，灭门者有之”。《稽神录》中记载瓜步一个渔村就感染了这种疫病，“转相染著，死者数人”，于是这户村民的父母就听从他人劝告“取病者生钉棺中弃之，其病可绝”，将他们的女儿活活钉在棺材里，抛进江中。这种活埋疫病者的残忍手段，直到20世纪仍然恶焰尤炽。仅在广东，1934年，新兴、四会两县驻军下令抓捕麻风患者枪杀后集体深埋。1935年4月，广州军警当局在白云山横枝岗紫薇庙一带，集体屠杀300多名麻风患者。同年8月，广宁县捉获麻风患者49人，全部予以活埋。1936年5月，广东高要县县长奉指示，在肇城、大湾乡及六步乡对麻风病人执行枪决、活埋达200多人。

除了活埋之外，火烧也是解决疫病的一种方式，尤其是当民众认定病人对他们的日常生活造成了污染的时候，将他们连同疫病活活烧死也就更加理所应当。1742年，在江西平乐县的一个村子里，村民们指控几个一起住在村外茅棚里的麻风病人收留外面的麻风乞丐，偷窃村中鸡只和蔬菜。但他们犯下的最严重的的罪行，则是在村子的水塘洗澡，污染了村中的主要水源。因此，村民们决定趁这些麻风病人睡觉时用柴禾堵住窝棚的门窗，纵火将他们活活烧死。当地方官员审讯他们时，这些纵火犯表现得大义凛然：

“（他们）在村口水塘内洗澡，将来恐被传染，叫他们移往别处，不依，若要驱逐，又怕他们恃疾撒泼，无法处置……莫若乘夜待他们睡熟时去放火焚棚，将他们烧死，也替地方除害，省得传染别人。”

既然污名标签已经牢牢钉在这些疫病患者身上，因此无论采取何种残忍的手段对待他们都理所应当，甚至是为民除害的大义之举。不仅不该受到谴责，恰恰相反，应该得到颂扬，因为铲除这些疫病患者不仅根除了传染源，更为社会清除了污垢渣滓。比起中国式的活埋，欧洲的统治者们更青睐于将这些疫病患者活活烧死。法国国王菲利普五世对麻风病人执行严格的灭绝政策，一律用绳子绑到木柱上放火烧死。火刑也是当时对异教徒和巫婆的标配处刑方式。后者被指控在河流水井中投放毒药，跟魔鬼签订契约，给世间带来瘟疫。传染病患者被视同与魔鬼签订契约的女巫之流一同遭受迫害，成为世间瘟疫横行的罪魁祸首，必须进行肉体消灭才能根除祸患。

明代水陆画中向人间播撒瘟疫的五瘟使者

残害这些疫病患者，甚至还有更高尚的理由：彻底消灭世间的疫病和贫困，让人人都进入富足的美好世界。践行这一邪恶梦想的人，是15世纪罗马尼亚瓦拉几亚公国的统治者弗拉德四世，四个世纪后，他以斯托克经典小说《吸血鬼》中的邪恶主角“德库拉”之名闻名世界。但在当时，他乃是从奥斯曼帝国魔爪下解救罗马尼亚的民族英雄。他治下的种种暴政，也被时人撰写的编年史和传记美化为必要的残忍。在一份15世纪的传记中，描述了他是如何通过烧死穷人和病人来创造人间天堂的：

“一天，德库拉命人在国中发布命令，让老弱病残和穷人齐聚他的府邸。于是，一大群穷人、乞丐和病人便齐聚那里，等待德库拉大发慈悲。德库拉命人将他们带到一座事先准备好的大房子里，让他们尽情吃喝。这些人吃饱喝足后，德库拉亲自探望他们，问道：‘你们愿意让我使你们不再忧愁苦痛，在这世界上无所匮乏吗？’所有人都指望得到这恩典，便答道：‘我们愿意，陛下！’于是，德库拉下令锁上房门，然后放火把他们烧死。在烧时，他对贵族们说道：‘我这样做，是为了让他们不再成为别人的负担，我的国家从此不再有穷人，人人富裕。而且，我还拯救了他们，他们将不再苟活于世上，受贫困疾病之苦。’”

以肉体消灭的方式来消除疫病和贫困，卸下社会负担，建立美好社会，这一逻辑如今听来简直泯灭人性，但考虑到20世纪以降那些建立人间天堂的美好承诺，都是以将社会中某一部分人群斥为低劣种族或是阶级敌人，进行隔绝孤立，甚至将其集体灭绝作为践行手段，就会发现这野蛮的古老鬼魂仍然穿越千百年时光，附到现代人的身上。比之那些感染传播折磨身体的瘟疫，尤为戕害心灵，泯灭人性。我所查到的最后一则活埋麻风病人的个案，竟然发生在即将跨入21世纪的1998年。四川广元旺苍县的一位名叫康永奇的男子，因为怀疑自己的养父康兴文麻风病复发，与其他八名村民商议将其处理掉，以免传染身边亲人。因为听闻“麻风病人死后传染力更强，要在患者死后趁尸体尚热时立即埋葬，方可避免传染”，因此，他们决定将康兴文活埋。

当康永奇用塑料口袋套在养父头上，用麻绳勒住他的脖子，与同伙一起七手八脚地将老人装进麻袋里扎紧，拖到坑里时，他还能听到麻袋里传出“哧哧”的喘气声。一层又一层的石灰盖在麻袋上，微弱的呼吸终于被埋在沉重的泥土之下。当法官在法庭上审讯这些杀人犯时，没有一个人的良心受到触动，表现出任何悔意，他们甚至不认为自己是在犯罪，而是在解除一个身患疫病者的痛苦。联想到几天前那条叫嚣“武汉屠城”的微博以及下面的两万多条点赞，就可以想见这种残忍的心态即使在今天也并非没有市场。而他们不会想到的是，一个作用力必然会创造出一个反作用力。对疫病者贴上的污名标签和残忍的迫害，同样会招致肆无忌惮的报复。

1890年威廉姆·班尼斯特拍摄的清末一个麻风村里的麻风病人。

03

把瘟疫传染给他们！

病人的报复与互害社会的形成

眼前是一位妙龄佳人，在红烛的映照下面若桃花，温婉可人，几杯酒水饮下之后，尤觉曼妙动人。如此意外春宵，让这位外来客商不由得意乱神迷，与其床笫之间，共赴巫山。最妙的是，一夜缱绻之后，两人各自分散。仍然流连在昨夕春梦之中的客商，或许还以为前一天与这位女郎的偶遇乃是一场天降奇缘。但他意想不到的是，自己已经成了女郎温柔陷阱中的猎物，不久之后，他就会浑身麻木，继而皮肤溃烂生疮，染上可怕的麻风疫病。而与他一夜欢情的女子，则彻底摆脱麻风病的困扰，成为一个正常人。

一名女性将自己身上的麻风病，通过交媾的方式传染给男子，由此痊愈的治疗方法，被称为“过癞”。自南宋周密的《癸辛杂识》中记载了福建地区的这一异俗之后，同一类型的故事在明清时人的笔记小说中大量出现，习俗的分布地点也由福建转向广东。1601年，前赴广东履任的王临亨在《粤剑编》中就记载麻风疫病在广东传染盛行，患有此病的女性，会假装私奔，用以引诱男性与自己发生关系，之后，自己身上的病便可以完全转移到男子身上。清初屈大均的《广东新语》中对这种过癞习俗的介绍至为详尽：

“当垆妇女皆系一花绣囊，多贮果物，牵人下马献之，无论老少估人，率称之为同年，与之谐笑。有为五蓝号子者云：‘垂垂腰下绣囊长，中有槟门花最香。一笑行人齐下骑，殷勤紫蟹与琼浆。’盖谓此也。是中疯疾者十而五六，其疯初发，未出颜面，以烛照之，皮内赭红如茜，是则卖疯者矣。凡男疯不能卖于女，女疯则可卖于男，一卖而疯虫即去，女复无疾。自阳春至海康，六七百里，板桥茅店之间，数钱妖冶，皆可怖畏，俗所谓‘过癞’者也。”

屈大均笔下的“过癞”无异于卖淫，而且比起卖淫骗取钱财，麻风女传染无药可救的疫病，这种行为更加道德败坏，可以说是给病人贴上污名标签的典型。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未尝不是病人的一种报复。一如前面所述，在麻风疫病盛行的闽粤两省，病人往往被指责为道德败坏，会遭到社会歧视、迫害式隔离甚至是活埋的悲惨下场。因此，为了自救，故意采取这种“过癞”的形式，将疫病传染到对方身上，同时也完成了自己对这个歧视自己社会的报复。

从现实效果来说，“过癞”完全无济于事，最多不过是又制造出一个新的疫病感染者而已。但这种“你迫害我，我便将你变成同类”的报复方法，可谓疫病感染者最令人恐怖的武器。人们因为对疫病的恐慌而给病人贴上污名化的标签，对其进行歧视迫害，遭受社会摒弃排斥的病人，反过来也利用自身污名标签所带来的恐慌效果，来报复这个不公不义的社会——互害社会就以这种形式形成了，并且陷入了一个无限的死循环：社会越是给病人贴上污名标签，对其歧视迫害；绝望之下的病人就越发猛烈地用疫病制造恐慌，报复社会；而他的报复行为，同时又进一步证明了污名标签的可信性，更加重了社会对自己的恐慌和歧视。

以岭南地区“过癞”习俗改编的爱情故事《邱丽玉传》连环画插图。蓝本来自于宣鼎《夜雨秋灯录》中《麻疯女邱丽玉》小说故事。

自16世纪以降，随着迫害、丑化、活埋麻风病人的记载大量增加，麻风病人不择手段报复社会的各类案件也同步增长。除了“过癞”这一屡见记述的“习俗”之外。麻风病人的暴力犯罪行为更是屡见不鲜。在广东博罗县，住在附近山区的三百多名麻风病人竟然组成一个抢劫团伙，有组织地抢劫过往客商，奸污妇女。愤怒的知县下令将其围捕处死，结果这些麻风病人竟然“一夕遁去”。广东罗定县则发生了三个外地麻风病人轮奸一名村妇的惨案。当捕快前往逮捕三名麻风病人时，这三个人竟然用镰刀威胁捕快，还声称自己这样做是为了治病。屈大均在《广东新语》中特别提到这些麻风病人倚仗自己身患传染恶疾，让人恐慌，因此凶横异常，出门乞讨时，“人不敢以疾声厉色相待”。也因为他们被贴上了使人恐慌害怕感染的污名标签，因此被山贼海盗雇佣，作为他们绑架勒索赎金的中间人。连官府催收税款钱粮，也会雇佣这些麻风病人到税户家中“饮食寝处于其家，日肆骂詈，以秽毒熏染之，使之亦成恶疾”。疫病的污名标签竟然成了恐吓吓诈他人的凶狠武器，让屈大均不由得感慨道“盖有司以疯人为爪牙，盗贼以疯人为细作，其为无用而有用如此，疯人最为人害。”

最具讽刺意味的是，那些给麻风病人贴上污名标签，又反过来受到他们恐吓报复的人，也会雇佣他们去报复自己的仇敌。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后，清廷从各省调拨广东的军队，尤以湖南来的湘军最凶悍不法，这让广东人咬牙切齿。于是，他们故意暗中雇佣了一批身患麻风病的女子，送往军营充作军妓，将疫病传染给这些湘军士兵，“于是溃痈遍体，死相踵者过半，余多阵亡，获归者不数十人”。

互害社会的无限死循环似乎难以打破，但解决之道却异乎寻常的简单：一切的起点正是疫病的污名标签下的歧视和迫害，因此，只要将这个标签揭下，一切便可迎刃而解。1952年四川盐边县发生的麻风病恐慌就是一个绝佳的例证。盐边县可以视为一个互害社会的缩影。“得了麻风病，十人见了九人恨，父母妻儿不敢见，火烧土埋绝传人”。身患麻风病的人会被地方团保和族长组织人活埋或是活活烧死。而麻风病人也会用“放癞壳”，也就是投放自己身上的脓血皮屑的方法来加害于人，作为报复。1948年，一个外号杜癞子的麻风病人因为自暴自弃，四处“卖癞壳”，恐慌造成人人自危，群情激奋的民众将其活活烧死。直到1951年，民众还公开烧死了两名麻风病人。民众对麻风病人的恐慌，在1952年爆发，为了报复前来进行土地改革的工作队，“短短数日，县城机关的水缸，水井内都发现漂起了一层层白蒙蒙的癞子壳壳，街上卖的糕点、凉粉、凉拌菜、甜酒内也出现了癞子壳壳。不到半月，全县先后在集体食堂、个人家中发现的就有五十多起癞壳事件”。但接受了科学培训的工作队用石灰水对饮食进行消毒，对投放癞壳的人进行抓捕和公开审判，用强制的行政命令和法律手段制止了民众对麻风病人的歧视和迫害，并且建设康复院对麻风病人进行医治。没有人因为误食癞壳而患上麻风病，现代医学的特效药治愈了病人身体上的疫病。民众认识到那些麻风病人在本质上是与自己一模一样的人，而非带有某种污名标签的非人异类，由此社会上的歧视和迫害的消除，互害社会也迅速解体——污名标签就这样被揭掉了。

1510年的德国版画，描绘死神用瘟疫猝然夺走一个年轻男子的生命。

04

消灭疫病，而不是消灭人：

揭掉污名标签

“我们的目标，是在于铲除麻风病，不是在于铲除人。”

“我们的目标，是在于铲除麻疯病，不是在于铲除人”，邬志坚《对麻疯人的正当态度》，见《麻疯季刊》第三卷第二、三两期合刊。引文部分用红线标出。

这句话听起来是不是很耳熟？只要把“麻风病”替换成“武汉肺炎”，就会发现这句话与今天高唱的给武汉人正名的口号别无二致。但这句话说出的时间，却是在足足九十年前的1929年。说出这句话的人，是中华麻风救济会的创始人和总干事邬志坚。他相信20世纪随着科学昌明和医疗技术的发达，麻风病这一困扰中国人千百年的瘟疫，必定会被消除驯服。但当他践行自己的理想时，却发现自己不仅在和瘟疫作战，也在与千百年来人性中最野蛮卑劣的根性在作战。那种出于极端自私自利而歧视迫害疫病患者的邪恶心态所创造的互害社会，不仅毒害普罗大众的心灵，甚至在那些自诩受过文明熏陶的现代人脑海里，也占据一席之地。当他与一位“美国留学生，曾任东吴大学法科教授某君”谈起他的家乡福建“癞病之猖獗及麻疯人可怜的状况”时，这位自诩受过高等教育的文明人竟然“从容”地回答说：

“不错，敝省的癞病，确是很多，但这个毛病是无药可医的，所以对于麻疯人无救济的办法。就我看来，最爽快的办法，莫如将麻疯人拿来一一枪毙之！”

这句未加思索的回答，如此灭绝人性，让邬志坚倍感无奈：“处今科学孟晋，文化昌明的时代，吾们还是以中世纪的方法来对付癞者，思想落伍，贻笑世界，莫甚于此。”九十年后，当我们发现同样措辞的口号，竟然在21世纪的今天仍然不得不再次重复高呼，恐怕更令人感到莫名悲哀。经过一个世纪科学理性的文明思维的洗礼，内心却仍然未能扫除张贴污名标签的野蛮劣性。尽管我们不会再将患有肺炎的不幸病患活埋烧死，但那种歧视的心态和迫害仇视的话语，却意味着那古老的野蛮幽灵仍然徘徊在这片大地上。

1562年，荷兰画家老勃鲁盖尔绘制的反映战争和瘟疫恐怖景象的名作《死神的胜利》。

马尔克斯在《百年孤独》曾经虚构了一场瘟疫，这场瘟疫是一种失眠症，它最大的危害是随着失眠的加剧，人会逐渐丧失记忆。从今天的角度来看，清醒的失忆比睡梦中的遗忘更加可怖。后者是因蒙昧而对历史无知，因此继续过去的错误；前者则是头脑清醒地重蹈覆辙。如果身为一个受过科学理性洗礼的文明人，仍然继续让蒙昧时代的罪行在新的世纪搬演，那么感染身体的瘟疫纵使结束，毒害心灵的瘟疫却仍会蔓延，伺机等待着下一次的爆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