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一年，我们能从去年读过的书中窥视到怎样的未来？

为何2019年对“过劳问题”的讨论如此激烈？这个时代需要什么样的知识分子？哈贝马斯和吉登斯对欧盟的期盼能够实现吗？我们该如何面对亚洲的未来？在记者的全年回顾中，这些做过的题和读过的书都反映着这个时代的不同侧面。

撰文丨徐悦东

2019年，我做过许多新书发布会的报道，也采访过一些作者。虽然我所做过的书面向各异，但它们都或多或少反映着这个时代的不同侧面。这些书或是对这个时代提供了某些鞭辟入里的见解，或为我们思考未来提供了不同的参照系。以下是我在上一年的工作中，印象比较深刻的书。

2019年成了中国互联网的“过劳元年”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过劳时代》是我在《新京报》做了报道和采访的第一本书。除了报道此书的新书发布会，我还采访了中国适度劳动协会会长杨河清教授，探讨中国过劳问题的现状和解决办法。《过劳时代》以大量的数据、详实的案例立论，为我们披露过劳时代的实貌，并重点介绍了日本这个“过劳死”新闻频现的国家，以及其他发达国家在应对“过劳问题”上的尝试。

《过劳时代》，[日] 森冈孝二著，米彦军译，新经典文化丨新星出版社2019年1月

我对这本书的报道获得了极高的阅读量，并使得“过劳”这个话题冲上了微博热搜榜。这似乎是中国互联网有关过劳问题讨论的“先声”——在几个月后， “996”就成为了网络热点，在2019年的舆论场上掀起轩然大波，成为了一个经久不息的话题。在我的印象当中，这是中国互联网的舆论场上，第一次对过劳问题有如此强烈的关注和激烈的讨论。在公共讨论的意义上，2019年可谓是“过劳元年”。

去年，中国网民对“过劳问题”爆发式的关注，说明掌控主要舆论场话语权的网民，开始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当然，这也跟经济大形势有关。我们还可以将其放到一个更宏观的时长来看，《过劳时代》告诉我们，全球化、信息技术的发展、消费主义和雇佣关系的改变，使得这些年来发达国家从工时缩短的时代到过劳时代。所以，在面对“过劳问题”上，中国与发达国家虽然社会背景不同，但在过劳问题的成因上有着些许相似性。因此，我们除了可以借鉴发达国家在处理“过劳问题”上的历史经验教训，也要有大视野，要在全球化的背景下通盘地思考“过劳问题”。

这个时代需要什么样的知识分子？

去年，我与同事参与过一期有关桑塔格的专题。除了桑塔格的作品之外，《苏珊·桑塔格：精神与魅力》成了我在做这个专题时主要的参考读物。这是一本不同寻常的人物传记，它从多个维度挖掘了这位知识分子明星的方方面面，并试图为其“祛魅”。我依旧还记得，作者是如何在书里分析桑塔格能成为知识偶像的原因的。

《苏珊·桑塔格：精神与魅力》， [德]丹尼尔·施赖伯著，郭逸豪译，索·恩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11月版

当下是一个读图的时代，视觉形象对于一个“网红”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图片对于偶像的重要性就已经初露端倪了。桑塔格的照片对她“人设”的建构以及她的偶像化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此外，桑塔格既渴望被谈论，又喜欢制造着神秘感。她深知，她说出的话会引起怎样的效果。她以好斗的性格介入时代争论，并以激进的姿态和先锋的生活态度掀起潮流。她也利用其“性别优势”，“交际花”般地周旋于知识界，结交名流。

桑塔格的偶像化，似乎是大众传媒时代里公共知识分子明星的某种“范例”和“先声”，用今天的话说，作为一名“KOL”，她十分精通如何打造和维系自己的“人设”。她打造“人设”的方法，到今天依然可以被用来分析这个类型的知识明星。不过，桑塔格依然是特定历史时空下的演变产物，她试图呈现自我内核的同时，也始终没有脱离严肃的智识内容，她自己也希望能靠其严肃性而出名。

而在网络化、碎片化的今天，产生桑塔格这样的有着严肃知识内核的知识明星的土壤似乎不再存在。这种带有独立批判性质的公共知识分子的影响力变得衰微。这就像《思想产业》里描述的那样，大学里的知识分子在象牙塔里固步自封，而曾经辉煌一时，在各种高端杂志上对许多事情发表意见、针砭时弊、影响着社会运动和政治的公共知识分子的影响力不再，取而代之的是新一代的思想领袖。这类思想领袖的思想生产和传播，按照互联网时代的文化产业模式来运营和组织，他们就跟企业家一样，为了钱财一样经营着自己。他们不再以批判为业，而成为某些观点和思想的布道者。

《思想产业》的作者认为，这种变化的原因在于经济两极分化、传统权威公信力下降和政治极化。这些思想领袖的背后，往往有着财阀的身影。财阀通过资助各种研究机构、思想传播平台和智库，“捧红”这些符合他们理念的思想领袖，从而影响政策的制定和选民。而这些知识分子则争着得到财阀的垂青，从而能成为思想明星，获得巨大利益。

《金钱暗流》为《思想产业》提供了某种意义上的佐证。调查记者简·迈耶深入调查了美国第二大私人企业科氏工业集团的科赫兄弟，查清了以他们为中心和几大亿万富翁所构成的盘根错节的“科赫网络”。简·迈耶通过追索数十亿美元的“暗钱”运作轨迹，一针见血地揭露了“一小群拥有巨大财富的激进右翼家庭如何通过砸钱，且在少有公共披露的情况下，影响美国人决策和投票”的数代历史。

《金钱暗流》，[美]简·迈耶著，黎爱译，新星出版社2018年4月版

这些由“科赫网络”资助的研究机构、智库、媒体和知识分子，都将其精力放在推进保守的政治议程上，成为右翼意识形态的推手。当然，《金钱暗流》只揭开了美国右翼在思想市场中的“暗钱”脉络。在《思想产业》中，其作者还揭示了美国一些左翼的思想在思想市场背后的推手，诸如硅谷推动的技术至上主义和索罗斯为代表的全球化金融家所推动的“开放社会”。这个时代需要什么样的知识分子？具有批判性的公共知识分子的理想是否还能够复兴？这都是这些书引发我们思考的地方。

哈贝马斯和吉登斯对欧盟的期盼能够实现吗？

2019年6月18日是哈贝马斯的九十岁生日。我也参与了一期纪念哈贝马斯九十岁生日的专题。哈贝马斯在学术界地位和重要性无需赘言。《于尔根·哈贝马斯传：知识分子和公共生活》深入浅出地介绍了哈贝马斯的生平和他的理论及其发展，给我们勾勒出这位思想家的画像。在今天欧洲的排外的民粹主义崛起的背景下，重新审视哈贝马斯的知识遗产就显得格外重要。

《于尔根·哈贝马斯传：知识分子和公共生活》，[德]斯蒂芬·穆勒-多姆著，刘风译，索·恩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6月版

同许多欧洲左翼知识分子一样，哈贝马斯对欧盟更加深入的一体化抱有着非常大的期待。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说，若要在现实的公共生活中，对哈贝马斯的理论森林找一个落脚点的话，欧盟就是他理论的现实落脚点。面对英国脱欧、极右翼势力崛起等欧盟的危机，哈贝马斯认为，这是由于欧盟整合得还不够。因此，欧盟得促进遍布全欧洲的商谈和交往网络的发展，以及欧洲公民社会和政治文化的发展，这才有利于解决当下欧盟的危机。

《动荡而强大的大陆》，[英]安东尼·吉登斯著，陈志杰译，郭忠华校，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10月版

“英雄所见略同”，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也是这样想的。在《动荡而强大的大陆》中，吉登斯为欧盟加紧一体化建设而献计献策。在大体思路上，他基本赞同哈贝马斯对欧盟的分析，要解决欧盟的症结，就需要更深刻的一体化，通过建设欧洲的公民社会来建构出欧盟的身份认同。

他们都反对“疑欧派”的主张——选择“脱欧”，抑或其他想要加强自己民族国家主权的主张，这对解决欧洲的危机毫无益处。在2019年，英国“脱欧”拖了一整年，而2019年欧洲议会的选举结果则体现出欧盟内部政治两极分化的趋势。哈贝马斯和吉登斯对欧盟的期盼能够实现吗？这需要我们在未来几年中持续地进行观察。

我们该如何面对亚洲的未来？

在亚欧大陆的西端，“亲欧派”和“疑欧派”的争端此起彼伏。而在亚欧大陆的东端，许多学者开始讨论起了亚洲问题。在我采访《寻找亚洲》的作者孙歌的时候，她提到，她自己所做的工作和哈贝马斯为欧盟所做的工作虽然有所不同，但是这里面的为促进人类多元发展的精神是相通的。不同于哈贝马斯，孙歌更关注亚洲的多样性本身。孙歌的最终目标并不是指向建立一个因相互沟通理解而成为一体的共同体，而是使各种特殊性能得到充分的发展。这是一种“不齐之齐”。

《寻找亚洲》，孙歌著，一頁folio丨贵州人民出版社2019年10月版

孙歌认为，欧洲有建立一个统合的共同体并在内部保持多样的可能性。而且，这样的统合对欧洲内部的多样性并不构成伤害。但对亚洲来说，这个统合是不可能的。在这个情况下，亚洲有没有一种原理，能让不能统合的多样性之间，仍然建立充分的相互理解？这个原理的目标并不是求同存异，而是让各自以自己的方式充分发展，而发展的结果是谁都不像谁，但谁也不会去压倒谁、排斥谁。这是孙歌在思考亚洲问题上所定的基调，因为她认为，我们不可能简单地套用西方的理论来有效地解释亚洲的问题，因此我们要寻找亚洲自己的原理。

孙歌在她的日本思想史研究中关注到亚洲问题，并从和辻哲郎、竹内好、沟口雄三、陈嘉映等思想家中汲取思想养分，试图去寻找亚洲原理。类似的，李永晶也做日本思想的研究，但他的《分身》则从另一个角度来思考日本的亚洲问题。不同于孙歌在抽象的理论思考中寻找可能，李永晶理论宏大，由史及论，通过梳理日本的精神史，剖析出一条民族主义跟世界主义纠缠，最后融入世界主义的道路。李永晶认为，日本和中国互为“分身”，这也是我们为何要关注日本近代精神史的原因。

《分身》，李永晶著，一頁folio丨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0年1月版

在书中，李永晶提出了“新世界主义”的构想。而在国内，有关“天下主义”的讨论在学界愈加热烈。李永晶认为，国内学者对“天下主义”等的讨论，一方面要克服自身的民族主义倾向，另一方面要对未来的世界秩序提出一种愿景。而在这个意义上，“新世界主义”共享了同样的问题意识。但“天下主义”更多突显中国自身，而“新世界主义”则要将中国纳入到“世界”当中。因为只有在中国融入既有世界的过程当中，新的世界秩序，其中包括中国自身的内部秩序，才能得到更新和升级。

理论毕竟都具有一些乌托邦成分，但在环球政治波诡云谲的时代里，这些思考都是当下的知识分子试图重新把握和审视这个时代的尝试。除了对这个时代脉搏的把握和分析，知识分子总结经验、为当下献言献策也是很自然的事，即便现实或许远比知识分子们想象的复杂而多变。我们需要这种基于现实的理想指引，来面对和探索未知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