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家里没有酒鬼：父母酗酒对孩子的影响会伴随一生
父母在孩子心里种下精神和情感的种子。在有些家庭里，父母种下的是爱、尊重和独立，而在一些家庭里，则是恐惧、责任和负罪感。
“这个家里没有酒鬼”，通常出自酗酒型家庭成员之口。然而，否认、默许、收拾残局等关于“正常家庭”的伪装，给孩子带来的是诸多灰暗的感受：关于压抑与愤怒、关于角色倒置、关于信任的缺失、关于混淆爱与虐待的界限……
父母是为伟大的，天下无不是的父母，这是我们文化所一直宣导的，却也导致了痛苦与伤害的无处安放。瑞士心理学家荣格曾提出“阴影”的概念，即不能在阳光下呈现的心理，最后都会躲入阴影中，它并没有消失，而是会以我们不能控制的破坏性的方式出现。所以，我们需要下文的案例，通过对家庭模式的反思与质疑，去治愈和规避。
“正常家庭”的伪装对孩子来说尤为有害，因为这会让孩子否定自己的情感和感知能力的正确性。如果一个孩子总是被迫对自己的想法和感觉说谎，那么对他来说，想要培养强大的自信心几乎是不可能的。
格伦是一家小型制造公司的老板。他来向我求助，是因为他的怯懦和优柔寡断已经影响到了他的私人和工作关系。他说他常常会感到紧张不安，也曾无意间听到在公司干活的人说他“爱发牢骚”“令人压抑”。他发觉人们在他面前会很不自在，所以即便是熟识的人，与他发展成朋友也不是件容易的事。
在交谈中，格伦提起造成他工作压力的另一个原因。
大约六年前，我安排父亲来我的公司上班，希望他能过上正常人的生活。从我记事起，他就一直是个酒鬼。我觉得这份工作的压力让他变得更加糟糕。
他酗酒，对顾客无礼，让我丢了不少生意，我不能让他再留在公司里了，但是我又害怕。你怎么能解雇自己的父亲呢？这会毁了他的。每次我想跟他谈这件事情，他都只回答一句话：“好好跟我说话，否则免谈。”我简直要疯了。
格伦过度的责任感、救助父亲的需求、他自身安全感的缺失以及被压抑的愤怒，都是酗酒者成年子女的典型特征。
客厅里的恐龙
“不认账”对酗酒者家庭中的每一位成员来说，都是家常便饭。酗酒就像是客厅里的恐龙。对外人来说，恐龙是不容忽视的客观存在，但是对生活在这幢房子里的人来说，既然无法驱逐恐龙，那就只好对此视而不见。这是他们得以共存的唯一方式。谎言、借口和秘密就像空气一样充斥在这些家庭里，给家中的孩子造成了极大的感情困扰。
酗酒父母的家庭的情感和心理环境与吸毒父母的家庭大致相似。虽然本章中我选取的主要是酗酒父母的案例，但其实吸毒父母的孩子也有着类似的痛苦经历。
格伦的经历十分典型：
在我最早期的记忆里，父亲下班回到家都是直奔酒柜的。这是他每晚的惯例。几杯之后，他就会端着酒杯过来吃晚饭，他那该死的杯子从来就没有过空着的时候。晚饭过后，他才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喝酒。
所有人都必须保持安静，以免打扰到他。天哪，你可能会觉得他是在做什么重要的事情，可这个混蛋却总是喝得酩酊大醉。我记得很多个晚上，妈妈、姐姐和我都得一起把他拖上床，我负责脱掉他的鞋袜。
最糟糕的是，家里人对我们所做的事情只字不提。我们每晚都做着同样的事，以至于好长时间我都天真地认为，拖爸爸上床是常规的家庭活动，家家都是如此。
格伦很早就意识到父亲喝酒这件事是个大秘密。即使母亲没有叮嘱他不要和别人提起“爸爸的问题”，他的羞耻感也足以让他守口如瓶。全家人对外界摆出一副一切都很“好”的样子，为了对抗“共同的敌人”而团结一致。这个秘密变成了保持家庭完整的黏合剂。
这个大秘密具备三个要素：
在大量的证据以及自己令家人感到恐惧和羞辱的行为面前，酗酒者仍矢口否认自己酗酒的事实。
酗酒者的配偶（常常也包括其他家庭成员）否认问题的存在。
他们通常会找些理由来为酗酒者开脱，比如“母亲不过是喝点儿酒放松一下”“父亲在地毯上绊了一跤”，或是“父亲丢了工作是因为他的老板很刻薄”。
“正常家庭”的伪装，是家庭成员在彼此和外界面前做出的假象。
“正常家庭”的伪装对孩子来说尤为有害，因为这会让孩子否定自己的情感和感知能力的正确性。如果一个孩子总是被迫对自己的想法和感觉说谎，那么对他来说，想要培养强大的自信心几乎是不可能的。负罪感会让他怀疑人们是否会相信他。长大以后，受人猜疑的感觉依然存在，所以他们会刻意回避表达自己的意见，不去流露任何情感。就像格伦一样，许多酗酒者的成年子女都变得痛苦而怯懦。
要将“正常家庭”的伪装硬撑下去是极其耗费精力的。孩子必须一直保持警觉，常常害怕自己会一个不小心暴露了家丑，背叛自己的家庭。为了避免这种状况发生，他往往就不去与人交朋友，所以形单影只，内心十分孤独。
这种孤独感使他在家庭的泥沼中越陷越深，使他对少数与自己共同保守秘密的人——他家中的“共谋者们”——产生了一种强烈而扭曲的忠诚感。对父母强烈的、是非不分的忠诚成了他的第二天性。成年之后，他这种盲目的忠诚仍在控制并破坏着他的生活。也正是这种盲目的忠诚，使格伦在公司生意受损的状况下仍然无法请父亲离开公司。
被遗忘的孩子
既然大部分精力都被耗费在拯救酗酒者和维持伪装的无谓努力上了，酗酒者家庭留给孩子的时间和关爱自然就微乎其微了，孩子的基本需求也就难以得到满足。就像所有不及格、不称职父母的子女一样，酗酒者的子女也常常觉得自己被父母无视。这也造成了一个无法摆脱的困境：家庭的问题越是严重，孩子就越需要情感上的支持。
在格伦与我探讨他现在的问题与童年时情感波动之间的关联时，他回忆道：
朋友们的父亲与他们一起做过的事情，我父亲从来都没和我做过。我们从未一起打过球，更没有一起看过比赛。他总是说：“我没时间，以后再说吧。”但是他总有时间坐在那儿喝个烂醉。妈妈总是说：“别总拿你的事来烦我，你就不能跟朋友们出去玩吗？”可我哪有什么朋友！我不敢带任何人回家。家里人对我不闻不问，好像也不关心我有什么麻烦，只要别找他们来解决就行了。
我对格伦说：“这么说，他们对你不理不睬你也可以接受是吗？被人忽略的感觉是怎样的？”格伦回忆着，脸上的表情变得痛苦起来：
这种感觉很不好。很多时候我觉得自己像个孤儿。为了让大家注意到我，我什么都愿意做。十一岁的时候，有一次我去朋友家玩。他父亲把钱包落在了走廊的桌子上，于是我就从里面拿走了五美元，希望能被逮到。父母要打要骂都无所谓，只要他们知道我的存在就行。
小小年纪，格伦就接收到这样的信息：他的存在于父母而言，是火上浇油而不是锦上添花。而他的存在不受欢迎这件事又通过这样一个事实得到了强化：只要他不露面，便可以逃过父亲频发的暴力言行。
我问格伦，他是否认为小时候让他不敢积极表达自己观点的恐惧，现在仍在控制着已经成年的自己。他伤心地承认了：
我想是的。我从来不敢对任何人说任何有所冒犯的话，不论我多想这样做。我咽下太多话了，有时候真觉得自己需要把它们倾吐出来。可我就是无法勇敢地面对别人，哪怕是我最关心的人。如果我觉得自己想说的话会伤害到别人的感情，我就说不出口。就是这样。
和许多酗酒者的子女一样，格伦认为自己要对所有人的感受负责，就像小时候他要对父母的感受负责一样。他竭尽所能地避免与父母发生冲突，因为他不想给其他人（包括他自己）造成痛苦。他无法像正常的孩子那样表达自己的情感，于是只好把它们压抑在心底。
成年之后，他仍在延续这一模式。当格伦帮忙把父亲安置在床上时，当他努力让父亲不再烦躁时，他的行为是家长式的，而不是孩子式的。当孩子被迫肩负起家长的角色时，便失去了供他学习的角色榜样，这对他正在形成中的自我认同感产生了威胁。这种极具危害性的角色倒置在酗酒家庭中尤为常见。
修复过去的神话
结婚没多久，格伦便发现自己娶了一个偷偷酗酒的女人。不过就算结婚前他就知道，应该也不会改变决定。他只会说服自己相信他可以改变她。酗酒者的子女成年后的配偶常常也是酗酒者。
许多人对此感到不解：为什么在酗酒家庭的混乱环境中长大的人会愿意再次经历这种痛苦呢？其实，每个人都有重复熟悉的情感模式的需求，不论这些情感是多么痛苦又或者对自己有多么大的伤害。这种熟悉感为我们的生活提供了舒适感和整体的架构。我们知道其中的规则，也知道会出现些什么状况。
更重要的是，我们重现过去的冲突是因为我们希望这一次可以让一切进展顺利——我们最终将赢得这场战斗。这种对过去痛苦经历的重现被称作“强迫性重复”。
另一个常常因为过去的巨大影响力而被打破的誓言是：永远不允许酗酒家庭中标志性的暴力和虐待再次出现。
乔迪是一位二十六岁的年轻女士。她是一家私立的成瘾物质滥用诊疗所的康复顾问，在诊疗所主管的建议下，她来找我做咨询。和该项目中的许多顾问一样，乔迪自己也是正在康复中的酗酒者以及吸毒者。我第一次见到她就是在医院为庆祝她戒酒（戒毒）两周年而组织的小型员工聚会上。
乔迪最近刚刚与一个有暴力及虐待倾向的男人分了手。她的主管担心她禁不住诱惑又和那个男人复合，于是建议她来找我咨询。
在我们第一次单独会面时，乔迪看起来态度强硬而敌对，她一点儿都不觉得自己需要帮助。我很想知道在这伪装背后隐藏着怎样的痛苦。她的开场白是这样的：
他们说我最好来这里治疗，否则就炒我鱿鱼。你就不能让我破个例吗？告诉他们我一切都好，不需要回来治疗。
“看得出来，到这儿来你真的挺激动的。”我回答道。我们都笑了，这使原本有些紧张的气氛有所缓和。我告诉她，我知道她来找我并非出于自愿，但既然来了，不妨试试看能否有所收获。于是，她同意到我的治疗小组试一试。
我告诉她，她的同事们非常担心她会回到有虐待倾向的男友身边。乔迪也承认大家的担心不无理由。
我真的很想念那个笨蛋。其实他基本上算是个好人，只不过有时候我比较啰唆，会惹他厌烦。我知道他是爱我的，也一直希望我们能找到解决办法，好好地在一起。
在我看来，乔迪是混淆了爱和虐待之间的界限，她好像总是下意识地引发爱人的怒火，并以此作为他的热烈与激情的证明。我问她是否觉得这种感觉很熟悉，在她与其他人的关系中有没有出现过类似的情况。她想了想，回答道：
我觉得，这和我跟我爸的关系有点像。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顶级酒鬼，过去常常打得我们屁滚尿流的。他每个礼拜差不多有五晚是喝得醉醺醺回家的，然后就找各种理由毒打我们，他会打到哥哥流血才肯罢休。妈妈完全无法阻止他，她太害怕了，什么都不敢做。
我会苦苦地哀求他停手，但他就像疯了一样。我并不想让你觉得他像个怪物，因为没喝酒的时候，其实他还蛮酷的。他曾是我最好的朋友。过去一起玩儿的时候，我开心极了，就我们两个。直到现在我也还是很喜欢当时的那些日子。
许多酗酒者的子女磨炼出了极高的容忍度，能够接受常人无法接受的事情。乔迪完全不知道关爱儿女的父亲会如何行事，只能想当然地认定如果她想要与父亲共度美好时光，就必须要忍受那些糟糕的日子。她在爱与虐待之间建立起一种心理联系，并且渐渐相信没有虐待就不会得到爱。
无法信任任何人
大部分酗酒者的成年子女对亲密关系心怀畏惧。这是因为他们最初且最重要的关系教会他们：他们爱的人也会伤害他们，而且非常难以捉摸。成年人之间成功的关系，不论是爱人还是朋友之间，很大程度上需要双方互不设防，彼此信任且开诚布公——而这些因素在酗酒家庭中早已遭到无情的摧残。
所以，对许多酗酒者的成年子女来说，因内心极度矛盾而变得感情凉薄的人往往更具吸引力，因为这样一来，他们便可以想象自己身处一段亲密关系中，同时又不必面对内心对真正的亲密关系的恐惧。
乔迪的“杰柯尔与海德”式的男友是她父亲的翻版——有时很可爱；有时则很可怕。选择这样一个易怒又有虐待倾向的男友，乔迪不仅可以重温与童年时期相似的经历，也可以永远不必冒险涉足真正的亲密关系这一未知领域。她坚信父亲一直都是唯一真正理解她的人，她不愿打破这一神话。这一神话的力量无比强大，不仅损害了她与朋友、与我以及与治疗小组中其他成员之间的关系，甚至令她最终放弃了自己。
我仍然记得她宣布离组的那一晚我心里的伤感。我提醒她，她一直都知道治疗是痛苦的，痛苦是整个过程中无可回避的一部分。有那么一瞬，她看起来似乎就要改变决定了，然而随后：
听我说，我不想放弃我父亲。我不想生他的气，我也不想一直为他跟你们辩解。父亲和我真的很需要彼此。为什么我要相信你而不是他？我不觉得你或是这组里的其他什么人会真的改变我，也不认为在我受伤的时候，有谁真的帮得上我。
乔迪所在治疗小组的其他成员都是童年时期曾经遭受虐待的成年人，他们明白乔迪一直以来承受着怎样的压力，所以对她极为支持和关爱，但她却无法接受。对乔迪来说，这个世界就是个尔虞我诈的地方，到处是摧残别人情感的坏人。她坚信如果与别人走得太近，他们就会伤害她、让她失望。讽刺的是，这些想法放在她父亲身上倒是十分贴切。
乔迪对他人的信任缺失，是父亲酗酒对她造成的巨大伤害。如果连自己的父亲都无法信任，你还能信任谁呢？信任是我们的感情产物中最孱弱的一种，在严酷的条件下，它通常是第一个消亡的。
在中毒的成年子女所受到的伤害中，信任缺失是最普遍的一种。来听听格伦的说法：
只要我妻子想独自做些什么，我就总会感到害怕<span 哪怕她只是和女儿们出去吃个饭。我担心她会抛弃我。我就是不能完全信任她。我怕她会找到一个比我更好的人，然后抛弃我跟他远走高飞。我想让她一直待在我身边，一直在我的可控范围内，这样我就不用一直担心了。
嫉妒、占有欲和怀疑是许多酗酒者的成年子女的人际关系中反复出现的主题。他们很早便知道，关系总会遭到背叛，爱最终会招致痛苦。
没有童话般的美好结局
酗酒家庭极少会有童话般的美好结局。在理想的世界中，你的父母会为自己的酗酒行为负起全部责任，参加治疗项目，最终戒酒成功，清醒地面对世界。他们会承认曾给你的童年造成恐慌，努力成为有责任心的、慈爱的家长。
遗憾的是，现实与理想往往相去甚远。酗酒、否认以及歪曲现实等诸多问题常常在父母一方甚至双方去世之后依然留存。许多酗酒者的成年子女热切地期望他们的家庭生活会神奇地演变成“奥兹和哈里特”模式，但这样的期望最终只会让人大失所望。格伦对这一点的领悟颇为心酸：
大约在一年前，我父亲第一次对我说他爱我。我给了他一个拥抱并表示感谢，但不知怎么，这并不足以弥补这么多年来他说我差劲对我造成的伤害。而讽刺的是，我一辈子都在盼着这一天的到来。
格伦最终得到了自己长久以来翘首以盼的“我爱你”，但这还不够。这句话令他产生一种空虚感。父亲不过是说说而已，并没有采取实质的行动——他仍然酗酒。格伦的错误在于，他一直在等待父亲做出改变。
如果你是酗酒者的成年子女，那么请你记住，掌控自己生活的关键在于：如果不能改变父母，那么就自己做出改变。你的幸福没必要仰仗父母。即使他们一成不变，你一样可以战胜童年时期遭受的创伤，并摆脱他们对你成年后生活的控制。你只要坚持努力就好了。
在此，我想对我所有来自酗酒或吸毒家庭的咨询者们提个建议：加入酗酒者成年子女联合会或是类似的组织可以使我们的治疗事半功倍，加快进程。这些组织可以为你提供极大的帮助。通过分享各自的经历和感受，嗜酒者和吸毒者的子女将会认识到自己并非孤立无援。他们将正视“客厅里的恐龙”，向“驱逐恐龙”的终极目标迈出第一步。
内容选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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