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大春：孩子没什么长进，是因为我没什么长进

身为一个父亲，那些曾经被孩子问起“这是什么字?”或者“这个字怎么写?”的岁月，像青春小鸟一样一去不回来。我满心以为能够提供给孩子的许多配备还来不及分发，就退藏而深锁于库房了。

老实说，我怀念那转瞬即逝的许多片刻，当孩子们基于对世界的好奇、基于对我的试探，或是基于对亲子关系的倚赖和耽溺，而愿意接受教养的时候，我还真是幸福得不知如何掌握。

美好的时日总特别显得不肯暂留，张容小学毕业了，张宜也升上了五年级。 有一次我问张宜:“你为什么不再问我字怎么写了?”她说:“我有字典，字典知道的字比你多。 ”那一刻我明白了： 作为一个父亲，能够将教养像礼物一样送给孩子的机会的确非常珍贵而稀少。

——张大春

01 吝

这篇稿子原本不是为了认字，却是出于伤心而写的。

纯以字言，在《说文》里，吝是“恨惜”之意，特别指陈的是一种“恨所得（收获）者少，而惜所与（付出）者多”的心理状态。那么，“多文之以口”，用大白话说，则是“恨惜”这种情态虽然可以形之于言语，究竟难以坦率直述，每每要曲为解说，以自掩饰。所以“文”在“吝”这个字中，不应该只被视为一个声符，它还抽象地勾勒出小气鬼的人格特质：用大量的语言或文字来掩饰直口难言的那种贪得无厌、不甘分享的“恨惜”之情。

张容在九岁生日这一天为了不让妈妈用他的新橡皮擦擦抹张宜的字迹而发了大脾气，他说得很直接 ：“橡皮擦是我的，字是妹妹的。”

我告诉他，整整九年前，我的好些朋友们到医院来探访，看着婴儿房里沉睡着的新生儿，不免问起我怎么期待这孩子将来的出息。我总说：“没别的，只希望他是个健康、正直、大方的人。”

张大春与儿子张容

在回忆起九年前的顾盼期许之际，我发了更大的脾气，历数张容不与人分享所有的悭吝之事。接着，我让他拿纸笔写下日后绝对不许旁人分享的东西。“你一项一项给我列清楚，从今而后，有什么是除了你之外，不能有别人碰的东西。”

张容哭着，想着，最后使劲儿在纸上写下他九年来所写过的最大的字 ：“我的身体”。

他已经明白，也无奈地屈从了我的责备，但是并不服气。他的意思再明白不过 ：如果这张纸算是一份合约的话，那么他的确愿意和包括妹妹在内的人分享他所有的东西；不过，同意签署这一份合约的人（简直地说，就是他爸爸，我）从今以后也不能以任何形式碰触他的身体，不论是牵手、摸头或拥抱。

“你的意思就是说我不能碰到你，是吗？”

他坚决地点点头，泪水继续流着。

“也不能抱你？”

“反正你也快抱不动我了。”他继续顶嘴。

这真是一次伤心的对话。我猜想不只他是一个“恨惜”之人，我也是的。

面对那舍不得分润于人的个性，我之所以愤愤不平，不也显示出我十分在乎自己的谆谆教诲之无益吗？不也是一种“恨所得者少，而惜所与者多”吗？

我无言以对，避身入书房，抄了一阕几个月前张容顶嘴之后我所填的词，调寄《金缕曲》，题为《答子》： 侧袖揩清泪。 怨阿爹、惊声雷出，骂人容易。 执手只堪勤习课，不许流连电视。 才八岁、情犹如此。 纵使前途无尽藏，料生涯说教平添耳。 无奈我，是孩子。 谁将岁月闲抛弃。 看儿啼、解儿委屈，付吾心事。 称意青春浑轻放，旦暮逍遥游戏。 渐老懒唯存深悔。 辞赋伤心成玩具，便才名空赚仍无谓。 儿顶嘴，我惭愧。 展读再三，我哭了，发现孩子没什么长进，是因为我没什么长进。

02 公鸡缓臭屁

“增加文言文的教材比例”似乎变成了家长们对于台湾十年教改之不耐所祭出的一枚翻天印。望重士林文苑的教授先生们异口同声地说：唯有增加文言文教材比例，才能有效提高学生们的语文竞争力和审美能力。

这事可不能人云亦云，而且说穿了会尴尬死人的。试问，哪一位教授或者作家能挺身而出，拿自己“文言文读得够多了”当范例，以证明提高文言文比例是一桩刻不容缓的盛举呢？或者反过来说，这些教授作家们是要把大半生的成就当作反面教材，认定自己就是因为文言文读得不够，才写到今天这个地步来的吗？

正因为每个人的写作成就不同——像我就认为同在支持提高文言文比例之列的余光中和张晓风两位，根本不是一个等级的作家，而李家同与文学的距离恐怕比我与慈善事业的距离还要远一点——这样把古典语文教育当群众运动来鼓吹，不是宽估了自己作为一个作家的专业论述价值，就是高估了自己作为一个公共人物的影响力，或者，根本低估了语文教育的复杂性。

语文教育不是一种单纯的沟通技术教育，也不只是一种孤立的审美教育，它是整体生活文化的一个总反映。我们能够有多少工具、多少能力、多少方法去反省和解释我们的生活，我们就能够维持多么丰富、深厚以及有创意的语文教育。一旦反对“教育部”政策的人士用“教育部长”的名字耍八十年前在胡适之身上耍过的口水玩笑，除了显示支持文言文教材比例之士已经词穷之外，恐怕只显示了他们和他们所要打倒的对手一样粗暴、一样媚俗、一样没教养。

“笨蛋！问题是经济。”的确是选举语言，克林顿一语点破了对手执政的困境，不是因为这是一句鄙俗的话，而是它唤起了或挑破了美国公民确实的生活感受。我们可以同样拿这话当套子跟主张提高（或降低）文言文教材的人说：“笨蛋！问题是怎么教。”有些时候，那种执意在课堂上强调、灌输、酝酿、浸润的玩意儿，未必真能得到什么效果。

我女儿念过两个幼儿园，课堂上居然都教唐诗，不但教背，还教吟；不但吟，还要用方言吟；不但小班的妹妹学会了，她还教给了念一年级的哥哥。我自己为了进修认字，偶尔写些旧体诗，可是就怕我枯燥的解说挫折了孩子们对于古典的兴趣，所以从来不敢带着孩子读诗。有一回我儿子问我：“你写的平平仄仄平是不是就是妹妹唱的唐诗？”我想了半天，答称：“不是的，差得很远。”

“那你能不能写点好玩的？”他说，“像妹妹唱的一样好玩？”

接着兄妹俩来了一句：“公——鸡——缓——臭、屁！”

张大春的两个孩子

直到他们同声吟完了整首诗，我才知道，那是《登鹳雀楼》：“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我趁机解释：“依”字和“入”字是动词，在前两句第三个字的位置。可是到了三、四句，动词跑到每句的第二个字“穷”和“上”了，是不是有上了一层楼的感觉呀？

他们一点儿兴趣都没有，只反复朗诵念着他们觉得好玩儿极了的一句，并且放声大笑：“公——鸡——缓——臭、屁！”

那是闽南语，意思是：“王之涣作品”。孩子们不要诗，他们要笑。你不能让他们笑，就不要给他们诗。诗，等他们老了，就回味过来了。我觉得幼儿园教对了，也并非因为那是“王之涣作品”，而是因为孩子们自己发现的“公鸡缓臭屁”。　

03 命名

我所认识的几个小孩子都曾经“虚构”过自己的朋友。朱天心的女儿谢海盟是其中的佼佼者─她创造出来的小朋友“宝福”一直真实地活在父母的心里，直到幼儿园毕业典礼那天，朱天心向老师打听“宝福”的下落，甚至具体地描述了“宝福”的长相和性格特征，所得到的响应居然是：“没有这个孩子。”做妈妈的才明白 ：女儿发明了一个朋友，长达数年之久。

我自己的女儿给她的娃娃取名叫“蔡佳佳”，蔡佳佳的妹妹（一个长相一样而体型较小的娃娃）则取名叫“蔡花”。我和她讨论了很久，终于说服她 ：“蔡花”这个名字不太好听，她让步的底线是可以换成“蔡小花”，可是不能没有“花”。理由很简单 ：已经决定的事情不能随便更改。“蔡小花很在意这种事情！”─这里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小分别 ：虽然“蔡花”只不过是个玩偶，而“蔡小花”已经具备了充分完足的性格。

张大春与女儿张宜

就在这一对姐妹刚加入我们的生活圈的这一段时期，女儿对她自己的名字“张宜”也开始不满起来。有一天她忽然问我 ：“‘páo’这个字怎么写？”我说看意思是什么，有几个不同的写法，于是顺手写了“袍”“刨”“庖”“咆”，也解释了每个字的意思。她问得很仔细，每个字都看了一遍又一遍，最后慎重地指着“庖丁”的“庖”说 ：“这个字还不错，就是这个字好了。”

“这个字怎么样了？”

“就是我的新名字呀！”

“你要叫‘张庖’吗？那样好听吗？”我夸张地摇着头、皱着眉，想要再使出对付“蔡花”的那一招儿。

“谁要姓‘张’呀？我要姓‘庖’，我要叫‘庖子宜’。”

她哥哥张容这时在一旁耸耸肩，说：“那是因为我先给我自己取名字叫‘跑庖’，所以她才一定要这样的，没办法。”

“我给你取的名字不好吗？”我已经开始觉得有点委屈了。

“我喜欢跑步呀，你给我取的名字里面又没有跑步，我只好自己取了。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呀！”

我只好说“庖”不算是一个姓氏，勉强要算，只能算是“庖牺”（厨房里杀牛？）这个姓氏的一半。

“‘厨房里杀牛’这个姓也不错呀？总比‘张’好吧？”张容说。

“我姓张，你们也应该姓张，我们都是张家门的人。”

“我不要。”妹妹接着说，“我的娃娃也不姓张，她姓蔡，我也一样很爱她呀。姓什么跟我们是不是一家人一点关系也没有。妈妈也不姓张。”

他们谈的问题─在过去几千年以来─换个不同的场域，就是宗法，是传承，是家国起源，是千古以来为了区处内外、巩固本根，以及分别敌我而必争必辩的大计。然而用他们这样的说法，好像意义完全消解了。

“你也可以跟我们一样姓庖呀？”妹妹说。

“你就叫‘庖哥’好了，这个名字蛮适合你的。”哥哥说。

“对呀！蛮适合你的。”庖子宜接腔做成了结论。

本文摘自

书名： 《认得几个字》

作者: 张大春

出版社: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品方: 理想国

出版年: 2019-11-1

编辑：_童_指杏花村 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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