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尽已无擎雨盖,红炉小雪照夜白 |今日小雪

荷尽已无擎雨盖,红炉小雪照夜白 |今日小雪

假设这一天,还没有来得及落下的冬雨因靠近了寒冷气流,刹那间自在飞花一场,纷纷坠叶无尽。但还没落地却就又化尽了。地面原本尚未寒透,人家家里又早升起了火炉或者来了暖气。我猜小雪这天的雪就算真的下了,也一定是不长久的。像场轻忽的幻觉。

“小者,未盛之辞。雪者,六出之花。”

“十月中,雨下,而为寒气所薄,故凝而为雪。”

我有一点点喜欢薄字:日薄西山的薄就是这个薄。本意是草木丛生,彼此挨得很近,引申为靠近、接近。在此处,因为靠近的是寒气,就更虚无缥缈一点。苏东坡的《后赤壁赋》写的正是这个季节的事,“霜露既降,木叶尽脱,人影在地,仰见明月,顾而乐之,行歌相答。已而叹曰:“有客无酒,有酒无肴,月白风清,如此良夜何!”客曰:“今者薄暮,举网得鱼,巨口细鳞,状如松江之鲈。顾安所得酒乎?”薄暮的薄,恰好也是这个薄,也是靠近。薄有时是厚的反义词,有时是滋味平淡——世味年来薄似纱,谁令骑马客京华;有时是说人不厚道,譬如“刻薄”;有时就直接是微,小,弱。不管怎样,都很适合小雪的节气,因为有个小字。

假设这一天,还没有来得及落下的冬雨因靠近了寒冷气流,刹那间自在飞花一场,纷纷坠叶无尽。但还没落地却就又化尽了。地面原本尚未寒透,人家家里又早升起了火炉或者来了暖气。我猜小雪这天的雪就算真的下了,也一定是不长久的。像场轻忽的幻觉。

当时答应专栏时被交代了一句,别的节气不写,白露和小雪总归是要写的,“因为名字美”。结果不知出于怎样的执拗之心,咬牙把其余谈不上“名字美”的节气一个个也写下来了,类似强迫自己进行思想体操和文字锻炼,又像每隔半个月审视一次自己的生活。等真到了小雪跟前,却只遭遇了北京的大风,急降温,和并无一丝雪意的干冷晴天。《月令七十二候集解》里说小雪三候:“初候虹藏不见。二候天气上升,地气下降。三候闭塞而成冬。阳气下藏地中,阴气闭固而成冬。”二候的“天气”和我们所理解的现代意味上的气候不同,是“阳气”或“元气”;韩国有个护肤品牌子叫“后”,专有一个系列叫“天气丹”,大概也是此意。同时“地气”也绝非时下的“接地气”,而是阴气。阴阳二气本应调和,倘若“君若清路尘,妾若浊水泥”,一拍两散,分道扬镳,就不免天地隔绝,消息闭塞而进入寒冬。

古往今来除阴阳家、医家、风水师或天文历官等专业人士要吃这碗饭外,阴阳概念也早进入了中国人日常的方方面面。比如“山北为阴山南为阳,水南为阴水北为阳”,无数地名由此而来。说某地女比男强,就是“阴盛阳衰”;一个人去看中医,很容易“阳虚”或“阴虚”甚或“阴阳两虚”。总之大抵原则是,“凡运动的、外向的、上升的、温热的、明亮的、无形的、兴奋的、外延的、主动的、刚强的、方的……都属于阳。凡相对静止的、下降的、寒冷的、晦暗的、有形的、抑制的、被动的、柔软的、圆的……都属于阴”。即便不理论化,中国人对此大抵都有一种似乎模糊其实坚固的判定,比方说《红楼梦》第三十一回,翠缕赏着赏着花就和自家小姐史湘云论起道来,先问“阴阳可有什么样儿”,湘云答“不过是个气,器物赋了成形。比如天是阳,地就是阴,水是阴,火就是阳,日是阳,月就是阴”,而飞禽走兽,则“雄为阳,雌为阴,牝为阴,牡为阳”。但当翠缕问到人可有阴阳时,湘云便啐了一口不肯作答——事关男女,似乎就不是闺阁女儿可以分较的了,一说就是错。

翠缕笑道:“这有什么不告诉我的呢?我也知道了,不用难我。”湘云笑道:“你知道什么?"翠缕道:“姑娘是阳,我就是阴。”说着,湘云拿手帕子握着嘴,呵呵的笑起来.翠缕道:“说是了,就笑的这样了。”湘云道:“很是,很是。”翠缕道:“人规矩主子为阳,奴才为阴.我连这个大道理也不懂得?"湘云笑道:“你很懂得。”

一番问答,翠缕的娇憨烂漫跃然纸上,史湘云的回答虽四平八稳却基本不错,所谓阴阳者,有名而无形,是相互关联的两面,既对立,又互化。外语里的阴性阳性,却显然不在这范畴内,读研时上德语课,就很吃惊“太阳”竟是阴性,“月亮”却是阳性,实在挑战中国人的固有认知,也因为思路转不过弯,终于没能坚持下来——像湘云说的,“牝为阴,牡为阳”,男性通常被目为阳刚,女性形象则长久归于阴柔。但倘若男女争斗呢,就是简单的“阴阳失衡”?

刚好几天前又重看了一本性别意识强烈的小说,《房思琪的初恋乐园》。

我一直不大愿意谈这本小说,也许是因为看时太痛楚,又因为作者已不在,更不愿当众造次妄言;大陆版的责编约过我几次公开做这本书的活动,最后也都推了。

但事实上,这已经是我自己看的第三遍了。

林奕含作为年轻的女性写作者,有极明确的性别自知,也对性别、强权、体系的压迫足够敏感。在小说里她试图建立起一个乌托邦一般的女性共同体,聪慧而并不美的女孩刘怡婷,长大嫁人却依然孱弱的邻家姐姐伊纹,以及被打断定格在十三岁、永远回不到性侵之前的世界的房思琪。文中许多句子都极美——无论从语法还是意象的角度——这热爱文学的少女天才的陨落也就因此更教人痛惜。但无论如何,这不是文学的错,更不是林奕含或房思琪们太过软弱。

李国华第一次借看展之名带房思琪开房,后来很多公众号都引用过,“计程车直驶进小旅馆里”,但却很少有人提到房是自己冒着大雨走到车上,浑身都湿透了。

“老师看上去是很喜欢她的模样的意思,微笑起来的皱纹也像马路上的水洼。李国华说:‘记得我跟你们讲过的中国人物画历史吧,你现在是曹衣带水,我就是吴带当风。’思琪快乐地说:‘我们隔了一个朝代啊。’”

有时我试图对自己解释为什么不敢当众谈论这本书,除了性侵话题太沉重之外,大概还因为在字里行间看到了一个敏感聪颖的少女对爱与知识的主动追慕,以及最后惨痛的“爱失禁”。就像格雷厄姆·格林说的,“当我们爱上我们的罪时,我们就要下地狱了。”当然也可以说她只是运气太糟,在情窦初开的豆蔻年华,就过早地被从体力到年龄到阅历到恋爱经历都明显高于她数倍的狼师将若干其他可能性洗劫一空。但以她的早慧骄傲,初恋时爱上同龄男孩的可能又几乎没有——即便有,她也很大概率会感到另一个性别的幼稚简单甚至粗陋,而得到满足。在很长一个阶段内,男女生的阶段性发展差异十分显著。同龄的出色女孩比男生显见地早慧太多。她们难寻知己。

小说对此同样有清醒的自省,虽然这样坦率的自我暴露很容易被看客们谴责成自作自受:“房思琪对倒错、错乱、乱伦的爱情,有一种属于语言,最下等的迷恋。”但是,当她这样写的时候其实早已经认识到了,“联想、象征、隐喻,是世界上最危险的东西。”但即便她如此自我检讨,我也绝不想为李国华们辩护,更不欲指责文学误人。文学只是容器,镜面,海洋或空气,是一切,也可以一切都不是。只有当被巧言令色鲜矣仁的既得利益者滥用时,它才仿佛是不义的。但真正不义的,当然也不是文学,而是恃强凌弱本身。

《小团圆》的结尾,张爱玲提到威尔斯小说《摩若医生的岛》里,牲畜变成人以后隔些时又会露出原形,要再浸在硫酸里才能复原,这被称之为“痛苦之浴”:

“她总想起这四个字来。有时候也正是在洗澡,也许是泡在热水里的联想,浴缸里又没有书看,脑子里又不在想什么,所以乘虚而入。这时候也都不想起之雍的名字,只认识那感觉,五中如沸,混身火烧火辣烫伤了一样,潮水一样的淹上来,总要淹个两三次才退。”

这种失恋的痛苦强度之烈对普通人来说已经难以想象;然而试想张爱玲遇到胡兰成时至少已经二十三岁了,胡和她的强弱对比并非鸿沟,而不像房思琪和李国华之间各方面全然的不对等,甚至于李也知道自己是绝对意义上的强者,因此说最喜欢她的“娇喘微微”。

思琪很惊诧。知道是形容黛玉初登场的句子。她几乎要哭了,问他:“《红楼梦》对老师来说就是这样吗?”他毫不迟疑:“《红楼梦》,《楚辞》,《史记》,《庄子》。一切对我来说都是这四个字。”一刹那,她对这段关系的贪婪,嚷闹,亦生亦灭,亦诟亦净,梦幻与赌咒,就全部了然了。

林奕含在访谈里某个瞬间仿佛无所谓地笑道,“这就是一个小女孩爱上诱奸犯的故事。”一开始女主角也许以为这就是文学里写过的爱情,越不容于世越可能是真爱。当她终于完全明白这不是,从一开头就完全不是的时候,早已经回不去了。受害者只能逼迫自己爱上施虐者,因为在某个层面上,他们竟然成了同谋。

即便用最冷静的眼光看待这样一本书,也很难不被字里行间漫溢出来的强烈真实的疼痛感染。一切本来不该这样。但一切竟然就如此这般地发生了。如果林奕含还活着,我读到这样一本半自传体小说会怎么想?如果可以从时光隧道去到两年前四月的台北,我如何阻拦这样一个被侮辱和损害的少女自戕?求求妳,只要活下去。见到明天的太阳,一切都会好起来的。这世上没有大到不可以原谅自己的错。人不是白纸,弄脏了就再也无法回头,人生本来就是更复杂更难以用是非对错定论的一个漫长过程。像雪花一样格外精细纤弱的灵魂,应该像黄碧云《无爱纪》里的林楚楚,“好好地守好自己的心”。或者也可以一封封写信给她,像《无爱纪》里的绛绿写给楚楚的父亲林游悠:

“雪的温柔是雪掩盖了世界,无论这个世界那么丑恶或肮脏。”

“我听说越过西伯利亚的列车,一共六天,每天见到的都是雪,我不知道这一生有没有机会到这列车轮一下班。但从上海到长春,一样从泥黄的土地而渐见雪,就像生命渐渐走到静默无人之处,必将无所怨怼。搅完卫生倒过热茶之后,我有一点时间坐在窗前看雪原。不全是白,有黑枝好像乌鸦在栖。我在雪原的寂静里给你写信。”

但我一边想,一边依然觉得很难。一切语言面对真正的痛苦仿佛都是无力的,隔靴搔痒的:如果我在她仍活着时读到这本书。如果在她还在世的时候有机会认识她,如果她足够坚强可以消化这一切,我们所有人,都能保证不在背后指指点点,而不漠视幸存者像脱了一层皮才辛苦踣踬至此的惨烈吗?

我试想了一下,觉得自己或许可以做到感同身受,不八卦,不指责,但也还是会害怕直面这样的悲哀,就像拖不动陷入泥沼的沉重肉身。我甚至可能会被这样的自我袒露吓到,不敢在这样血淋淋的伤口面前投下任何无意义的安慰。就算写信给她,又可以在信里写什么呢?她都已经理智强大到给自己创造了那么多个分身,怡婷和伊纹,饼干和郭晓奇,从她心底长出来的幻象,永远不会质疑和指责她的,可以分担她痛苦的角色。她都可以冷静地用文本去分析一城一池之得失,清晰指出自己的谬误,但是她依旧无法面对已然残破的生命本身。在中间完全不起眼的某段,她写,”人生无法重来的意思是,这一切都只是为了日后能更快学会在不弄痛老师的情况下帮他摇出来。意思是人只能一活,却可以常死。这些天,她的思绪疯狂追猎她,而她此刻像一只小动物在畋猎中被树枝拉住,逃杀中终于可以松懈,有个借口不再求生。大彻大悟。大喜大悲。”

我忘了是什么时候看到这本书的台版的。大概在她自杀后不久。即便知道作者已经去世,开始读之前,她的生死同样离我十分迢远。想不到的是读完后,竟然痛得像自己的一部分死掉。读一遍死一次,因此分三年,读了三遍。否则承受不了。

第三遍的时候我发现房思琪和刘怡婷永远在唇语,其实只是林奕含习惯了自己和自己说话:那是她对这个世界的腹诽。她很清楚对于女性而言,无论美貌还是丑陋,太强烈的表达欲都并不讨好。因为几乎没有人认真听一个小女生的感受,只要她不是自己的情人或者女儿。只要她还没有惨到付出生命代价。

“她们很少在人前说心里话。思琪知道,一个搪瓷娃娃小女孩卖弄聪明,只会让容貌显得张牙舞爪。而怡婷知道,一个丑小女孩耍小聪明,别人只觉得疯癫。好险有彼此。否则她们自己都要被自己对世界的心得噎死了。读波特莱尔而不是波特莱尔大遇险,第一次知道砒霜是因为包法利夫人而不是九品芝麻官。这是她们与其他小孩的不同。”

也许林奕含的不幸还在于始终没有找到生活中的刘怡婷——我猜。即便怡婷有原型,大概也是很多个不如她的女孩子七拼八凑成一个,始终找不到那么感同身受,智力志趣处境又相当者。太彻底的孤独加上运气不好,李国华或陈国星们对她的灵魂也并不比对那些懵懂少女更多一些尊重,这当然是因为她美且自知,因此对世界的判断常过于乐观——我理解为什么林要把小说里的房思琪写得比自己实际遇到陈国星时的自己要小几岁,大概因为这样看似绝对的幸运其实会造就更可怕的纯洁和更无丝毫防备的善良,甚至是自以为可以掌控自己命运的虚妄。因为得到太多,受到的教育又太理想化,所以永远对他人有一种抱歉之意。这当然是七宗罪里最大的一宗:骄傲。骄傲到比一般人更强烈地渴望接近真实,天真到不惜置自己于险境——而她毕竟又是一个手无寸铁的少女,一旦被展示世界污秽不堪的真相,又比其他人更震惊、挫败、幻灭、无力承受,进而认知失调、步步踏错。

“她爱老师,这爱像在黑暗的世界里终于找到一个火,却不能叫外人看到,合掌围起来,又鼓颊吹气揠长它。蹲在街角好累,制服裙拖在地上像一只刚睡醒不耐烦的尾巴。但是正是老师把世界弄黑的。她身体里的伤口,像一道巨大的崖缝,隔开她和所有其他人。她现在才发现刚刚在马路边自己是无自觉地要自杀。”

我想到一些更近处的事,自己,或者身边的朋友。东亚的女生也许都太在意外界评价了,太渴望得到他人的爱和肯定了——也许九零后会比八零后好一些,八零后又比七零后好一些——虽然这样的代际划分其实也十分之粗暴而且无效,就像《房思琪的初恋乐园》,绝对不像它初版时封面宣传那样,只为了控诉台湾的升学主义。在教育制度背后显然还有更大的黑影,更铁板一块难以撼动的男权社会话语体系。站在太阳光里的既得利益者,为了些微乐子,可以笑着烫死一整窝蚂蚁。这样的恶从来存在,但小小的房思琪没有能力想到。

也许可以怪我们对人性的全面教育从来缺席。不是说得太好,就是说得太坏。近年且有越来越温良恭俭让和理想化的倾向,连“防人之心”都不大提了。诗书礼义教得太好,结果最后所有受害者都在向施害者道歉,因为自己没办法说“不”,因为自己的弱。尤其男女还实施双重标准。荡妇羞辱当然是显著的错误,但更隐蔽的事实是,很多受过高等教育的男性女性同样有程度不轻的厌女症,以为女人不是圣母,便是娼妓——归根结底先认定女性是较劣等的第二性;再判定弱者为了生存,总会更不择手段。

在这样的情形下,能够设法甩掉这几千年渣滓沉疴去芜存菁的,无论男女,都是坚持不断自我教育以求进步的少数真正的“人”。但李国文们显然不是。他也许恰恰是太在这个酱缸文化里面了。林奕含在视频里痛斥“一个真正相信中文的人,他怎么可以背叛这个浩浩汤汤已经超过五千年的中文语境?为什么可以背叛这个浩浩汤汤超过五千年的中文传统?”却忘了《狂人日记》里早写过,“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李国文是教中文的。他也许恰恰是太在这个男性中心的文化传统语境里了,所以完全不觉得自己有错。书里有一处形容他注意到房思琪女童式样的白袜子,脑海中闪过一句:“方求白时嫌雪黑。下面不记得了,无所谓,反正不在教育部颁布的那几十篇必读里。”

其实这句出自东坡先生的《书墨》,“余蓄墨数百挺,暇日辄出品试之,终无黑者,其间不过一二可人者。以此知世间佳物,自是难得。茶欲其白,墨欲其黑;方求黑时嫌漆白,方求白时嫌雪黑:自是人不会事。”

漆是物,雪是物,李国文眼中的房思琪显然也是物。像瓷器、步摇一样精致的物。而人心永远不足,永远在等待下一个更美,更好,更年轻的物,这是握有权力者的迷思。他绝对是心理学上那种有收藏癖的人,否则不会把占有最美的年幼者压在身下并令之狗哭,认定是最高成就:

“他真想知道这个房思琪是怎么哭笑不得,否则这一切就像他蒐罗了清朝妃子的步摇却缺一支皇后的步摇一样。”

林奕含真的懂得李国文,一维,诸如此类不把女人真正当人看的男人。当一个少女所有气力都用于理解施暴者的逻辑并经年累月不断以生命反驳证伪之后,她才终于冲破所有巧言令色的禁锢而最终成长为一个大写的“人”,才会指出任欲望滴落在小女孩洁白的鞋袜之上,并歌颂“我的生命之火,我的欲望之光”的悖谬。另一个角度来说,《乐园》也是一个洛丽塔拿起笔勇敢地夺回话语权的故事。

小时候读《一树梨花压海棠》,只觉得欲望何其真实,文笔何其冶艳。但站在洛丽塔的角度又会怎样重述这个故事?亲生母亲死于亨伯特对自己的欲望,自己的一生同样毁于亨伯特对自己的欲望,但更可怕的——是《洛丽塔》仍然可以写得非常美。就像《乐园》一样。林奕含去世前八天的视频里说“我的整个小说,从李国华这个角色,到我的书写行为本身,它都是一个非常非常巨大的诡辩,都是对所谓艺术真善美的质疑”。但这本书当然不止是诡辩。文学和话语一直有自己的力量。让弱者能有机会开口说话,即便充满闪躲的修辞,不无迟疑的指控,也从来都比任何代言人来得更公道,更真实,更重要。

书中房思琪和刘怡婷是冬天出生的小孩——林本人却生于春天,是浪漫多情的双鱼座——也许因为人物背景的设定,这小说很多时候都让人觉得寒凛凛的,即便盛夏,也随时从字里行间冒出一股空调开得过足的冷气。书中最有季节感的,正是一段关于冬天的描写。

“刚上高中的生日,我们跟学姊借了身份证去KTV,大大的包厢里跳得像两只蚤。小时候两家人去赏荷,荷早已凋尽,叶子焦蜷起来,像茶叶萎缩在梗赏,一池荷剩一支支梗挺着,异常赤裸。你用唇语对我说:荷尽已无擎雨盖,好笨,像人类一样。我一直知道我们与众不同。”

有那么巧,神话里的哪吒也是剔肉还母剔骨还父,最后也用荷花荷叶做了身体,这故事也是一个不甘屈服于既定规则有点“一根筋”的小孩反抗秩序和父权。最近红极一时的国产动画片改成了父慈子孝的大团圆,设定很感人,但看完也就忘了。偏是那些残酷的,不完美的,让人心底痛烫如灼的,合卷后久久不能忘怀。

怡婷和房思琪开玩笑,说“人家在路上讨的是钱,我们讨的是爱。”这本书里明确说出的“爱”都和真正的爱无关,有时是老师挂断电话的前奏,有时是思琪的自欺欺人:“爱老师不难”,有时甚至是小女生的文字游戏:“啊,这个世界,人的感情不是贫乏,就是泛滥”。但有一次北上去读书(也就是继续从家中回到台北李国文的阴影里)时,思琪在火车上哭了。怡婷开玩笑问这算不算乡愁。“思琪的声音像一盘冷掉的菜肴,她说:‘怡婷,我早已不是我自己了,那是我对自己的乡愁。’如果她只是生他的气就好了。如果她只是生自己的气,甚至更好。忧郁是镜子,愤怒是窗。可是她要活下去,她不能不喜欢自己,也就是说,她不能不喜欢老师。如果是十分强暴还不会这样难。”要很久之后,怡婷才明白,这世界,是房思琪素未谋面的故乡。

但问题在于这故乡原本也不过就是这样。不是没有美和奇迹,但更多的是肮脏污秽。也偶有零散如金砂的快乐,但随时也可能遭遇不可直视的人心。看她最后视频里每句话说出都吃力。要低头看一眼笔记——看到这也难过得要死,在那一端她还活生生地,对自己比对任何人都更刻薄也更清醒自知:如果可以活得更久一点儿,这样才华横溢的女孩又将会迎来生命怎样的灿烂,抑或堕入怎样的黑暗?

可其实再也不会有比死亡更坏的结局了。死,就是一切的可能性都没有了。房思琪说得不对,人生不能重来的意思是,人固有一死,却有无限种生。且战且看。

但我也不是要指责。

小雪这一天可说的由头其实很多。可以谈谈用冬泉酿造的小雪酒,以白居易著名的《问刘十九》起兴——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再说说雪夜访友。也可从诗人徐铉写过《和萧郎中小雪日作》说起,聊聊这位编过《太平广记》《文苑英华》《说文解字》的南唐旧臣的生平。甚至可以重新讲一遍《太平广记》的故事,比如《申屠澄》就发生在雪天,而且女主角还是个颇有决断的老虎姑娘,很可爱。

但我只想提这本书里提到的诗,“荷尽已无擎雨盖”,刚好也是小雪光景。这首诗原本是东坡先生送给好友刘景文的:

荷尽已无擎雨盖,菊残犹有傲霜枝。一年好景君须记,正是橙黄橘绿时。——《冬景》

希望林奕含在天上依然会被这些动人的字句安慰。文学不承诺任何,但文学包罗万有。陆游写《初冬》也好,“平生诗句领流光,绝爱初冬万瓦霜。枫叶欲残看愈好,梅花未动意先香”。清冷,雅致,美。像初生羊犊在草地上喝水的美。像房思琪以为本应该拥有的故乡的美。

《乐园》的最后,伊纹请怡婷记住这一切:

“怡婷,你才十八岁,你有选择,你可以假装世界上没有人以强暴小女孩为乐,……可以假装世界上只有马卡龙,手冲咖啡和进口文具。但是你也可以选择经历所有思琪感受过的痛楚,学习所有她为了抵御这些痛楚付出的努力……你要替思琪上大学,念研究所,谈恋爱,结婚,生小孩,也许会被退学,也许会离婚,也许会死胎,但是,思琪连那种最庸俗、呆钝、刻板的人生都没有办法经历。你懂吗?……你要紧紧拥抱着思琪的痛苦,你可以变成思琪,然后,替她活下去,连思琪的分一起好好地活下去。……你可以把一切写下来,但是,写,不是为了救赎,不是升华,不是净化。……怡婷,你可以写一本生气的书,你想想,能看到你的书的人是多么幸运,他们不用接触,就可以看到世界的背面。”

这就是小雪日想向大家推荐的。看上去不美,题材比起战争、政治或民生来说似乎也毫不宏大,但“小情小爱”竟关乎生命本身。修辞与真善美有关。美和暴力有关。大便和人的本质有关。落笔准确与否,和生死有关。

小说可以杀人,亦可以活人。也许部分原因在于由谁来讲述,由谁来呈现,是那些此前始终沉默的,还是那些既得利益而毫无怜悯者。我欣赏的青年女作家张怡微有一次在访谈里说:“女人写小说历史不长,女人拿笔的历史都不长。因为自古以来,女孩子的感受不重要。所以我们在做的这件事,就是把一些女孩子感觉到的世界记录下来。表达得也许不太好,可能也没有建立自己的秩序,总比没有声音好。“另一次我亲见她对更多年轻的读者说:“所以女孩子一定要拼命读书,写字,尽量发出自己的声音。”

这也是一种看似柔弱实则坚韧的力量。

而我是女子。也时常身处偏见、悖谬、不自信和失语中。也只有拼命继续写下去。

“小者,未盛之辞”。脆弱易逝如小雪,没机会聚沙成塔,而我们作为幸存者却目睹这直见性命粉身碎骨的过程,让我想起读大学时在BBS上看到的一句话:我是落向红炉的一点雪,在将化未化的瞬间。

宋朝的宗杲禅师说得更好: 好将一点红炉雪,化作人间照夜灯。

如此这般,存在过的,爱过的,恨过的,质疑过的,以血泪书写成的……最终如雪水在人心间流转,直至惊动暗室百千灯。

文珍,青年作家,生于湖南,长于广东。曾出版小说集《十一味爱》《我们夜里在美术馆谈恋爱》,2017《柒》。台版自选集《气味之城》(2016,人间出版社)。历获第五届老舍文学奖、第十三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最具潜力新人奖。现居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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