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爱和知识解决不了的虚无症:从格非《月落荒寺》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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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爱和知识解决不了的虚无症:从格非《月落荒寺》说起

2019年10月25日 16:57:16
来源:凤凰网文化

导语:“格非在多部小说里以知识分子为主角,但他们不再是兼济天下、以家国为己任的历史参与者,而是一个个边缘人,在急促的社会转型期无所适从。《春尽江南》里,诗人谭端午沦为无所事事的废人。《月落荒寺》中,宜生名利兼收,仍解决不了生命的空无。这些知识分子都不再是社会的主角,也无法通过劳动介入社会变革,他们要么迎合潮流,成为商业和政治的附庸,要么主动边缘化,成为一个无关紧要的人。”

《月落荒寺》是格非最新的长篇小说,小说开篇即写了主人公的困境。哲学教师林宜生妻子出轨,婚姻破裂,自己和儿子处在难解的尴尬中。林宜生是卷入商业社会的知识分子的写照。他是苏州人,在南京学习十年,然后北上,成为北京一所理工科大学的哲学教授,教授“马原”和“毛概”。受益于市场经济和国学热,他在各地讲课,收入和地位跃升,名也有了,利也有了,可却仍感到虚无,尤其是在妻子与白人派崔克(Patrick)出国、儿子不服管教后,他走到了生活的十字路口,感受到无力和彷徨。 宜生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这是格非设的第一个悬念。另一个悬念,是一位叫楚云的女人的出现和消失。她是中年知识分子喜欢的那类女性——青春光彩,充满生命力。楚云和宜生,仿佛是两个世界的人,但他们不期而遇,坠入爱河。然而,有一天,当宜生服用了抗抑郁药(“丙咪嗪”)入梦时,楚云却消失不见了。

长篇《月落荒寺》(格非 格非《月落荒寺》在《收获》连载,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楚云给人的感觉如梦似幻,却也正如她的名字,“楚云易散,覆水难收”。整篇小说的氛围也陷入到这种缥缈中。恰如“月落荒寺”这个意象所提醒的,清净,空无,却有一丝光亮。小说真正提到“月落荒寺”是在后面,楚云和音乐鉴赏家杨庆棠聊到德彪西的一首曲子:

“这首曲子的中文翻译,可以说是五花八门”。庆棠认真地回答说:“有译成‘月落古寺’的,有译成‘月落古刹’的,也有译作‘月落禅寺’的,比较通行的译法是‘月落荒寺’。我倒更倾向于将它译为‘月照萧寺’。”楚云想了想说,相比较而言,她还是觉得译成“月落荒寺”稍好一些。

“月落荒寺”这个如此中国的名字,原来取自德彪西的曲子。宜生从未听过德彪西,却对“月落荒寺”耳熟而心惊。原来,这个空净的意象,勾起了他一段难以启齿的往事。在黄山,宜生曾和另一个女子险些“越界”,他虽然最终没有肉体出轨,但在精神上,他背负了沉重的负担。他回想起那一天:“溪谷对面有片竹林,竹林边有座颓圮的寺庙。一弯新月在黑黢黢的竹林上方露了脸。月光静静地洒落在荒寺的断墙残壁上,四周一派沉寂。”

《月落荒寺》究竟要写什么?我想,一篇关于格非的采访提供了线索。在《上海书评》发布的《格非谈<江南>内外》中,格非说 :“实际上我当年部分参考了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里讨论的‘常人’——海德格尔将其定义为‘无此人’。很多人活着,但并不存在。存在是我们的最低目标,也是最高目标。用米沃什的话说,我们所面临的存在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我在此’。为什么是我?为什么我在此,而不在彼?每个人都希望自己存在,感受自己的有效性,确认自己生命的意义,而不仅是像符号一样的活着。”

格非在多部小说里以知识分子为主角,但他们不再是兼济天下、以家国为己任的历史参与者,而是一个个边缘人,在急促的社会转型期无所适从。《春尽江南》里,诗人谭端午沦为无所事事的废人。《月落荒寺》中,宜生名利兼收,仍解决不了生命的空虚。这些知识分子都不再是社会的主角,也无法通过劳动介入社会变革,他们要么迎合潮流,成为商业和政治的附庸,要么主动边缘化,成为一个无关紧要的人。

格非小说中知识分子的处境,同胡风在《时间开始了》里的自信、小说《春春之歌》热烈的知识分子口号相比,俨然换了人间。知识分子要处理的不再是天下问题,而是自我的矛盾,他们面对地位的落差,尝试克服内心的无力,但怎么克服呢?格非也没有明确的答案。他一度把路径指向生活,暗示知识分子放下“大词”,关心生活中具体的美好,或者回归传统,抵御资本主义逻辑主导的商业社会带来的种种问题,但这些解决方式失之于轻易,显得十分勉强,就像《月落荒寺》里缥缈的楚云,能给予知识分子一时慰藉,不能真正解决他们的精神危机。

格非反反复复探讨的这个问题,也就是海德格尔提出的“常人”与“非人”,不只是知识分子的问题,而是我们时代相当一部分人的迷惘。

什么是值得过的生活?我们穷尽半生,可能都没有答案。可惜,格非没有进一步深入这个问题,他对理论的依赖、极强的分析视野、概括视野,反而削弱了小说写作的共情能力。《月落荒寺》的群像是知识分子,他们热衷于谈论萨特、德彪西、麦克维尔,他们的觥筹交错,甚至月下独酌,都伴随着用典的缠绕、知识分子的卖弄和牢骚,格非当然不是为了炫耀才写这些典故,他提到卢卡齐等人,都是在提供钥匙,为他在小说中埋下的意义迷宫解锁。卢卡齐的“时间机器论”、周德坤的《深渊大饭店》(与卢卡齐提到的“深渊大饭店”互文),还有萨特的“两种生活论”,都是为了格非的主题服务。

《月落荒寺》

从《月落荒寺》联想到格非这二十年的创作,他都在处理知识分子和商业社会的关系。格非意识到乡村的消亡不可避免,所以他写作《望春风》,弹奏一曲乡土的挽歌。同时,他看到知识分子在都市为主的商业社会的无所适从,他写《春尽江南》,写《月落荒寺》,乃至更早的《欲望的旗帜》,都在探讨当知识分子不再崇高,甚至沦为“末人”,他们如何自处,又如何调节自己和世界的关系。格非并非仅仅为知识分子辩护和感伤,他看到的是知识分子固有的局限,与其说这一代知识分子在边缘化,不如说他们离开了本就虚高的位置,二十世纪为知识分子制造了幻梦,很快又捏碎,循环往复,直到心如死灰。

格非的《江南三部曲》

当格非回溯历史,他发现当今知识分子的困惑,早在历史上就多次浮现,比如他屡屡提及的《金瓶梅》和明中后期社会,那就是一个资本主义萌芽出现,士人集体困惑、堕落的时代。在格非看来,《金瓶梅》的问题,既是明代的,也是现代的,他写了那么多小说,都在回应《金瓶梅》,因为那是他最喜爱的小说之一,他曾公开表示,自己对《金瓶梅》的推崇更甚于《红楼梦》。

但是,格非在完成《江南三部曲》后,他的创作也出现了一定瓶颈。一个是题材和人物关系的自我重复。一个是叙述语言的知识分子腔。格非写得最传神的人物是知识分子和充满欲望的女性,但在描绘其他人物时,就显得概念、泛泛。《月落荒寺》里的楚云,在人物塑造上并不如宜生饱满,她更像一个知识分子想象的女性,投射梦幻和欲望的符号。小说第26节楚云对校长说的话,还有第27节宜生和儿子伯远的对话,雅则雅矣,但那是知识分子的腔调,落到现实里、非知识分子的语境,就会略显尴尬。

格非在《月落荒寺》里致敬了《金瓶梅》,他笔下的男女情事,和《金瓶梅》的写法如出一辙。《金瓶梅》里,最色情的事不在妓院而在家里(格非语),《月落荒寺》中,最色情的部分同样在家里,例如第27节,伯远和友人婉希在家中你侬我侬,婉希俯下身子,亲了他一口,调情似的问他,丁丁有多长,又说,自己给一个叫陈翰文的男生吹过,二人眼神交错,面红耳赤,离云雨情也就半步之遥,小说优雅的氛围,在这里陡然变为世俗,与之对比,宜生和楚云的调情就朦胧许多,用词也更文雅,这是因为,格非并不很现实地写宜生与楚云,自始至终,楚云更像知识分子的一个梦,一个情人,她不涉及柴米油盐,没有自己的脾气,她的出现和消失,都是功能性的,为小说的情节服务。

《月落荒寺》的女性大多是被动的、功能性的,缺乏自己内在的张力。比如:第32节,楚云去接待一个来自美国的教育团,想起她当年在芝加哥,一个老外和她搭讪,随手搂住她的肩膀,小说写道:“刚到美国的楚云,觉得拒绝人家有点不太礼貌,就怯生生地答应了。那个人将她直接带回了自己的公寓。楚云糊里糊涂地跟他上了床。”楚云在这里完全是被动的,她为什么跟那人回家,为什么上床,她的心态变化是怎样的,在小说中没有交代。仿佛她就这么轻易地把自己交了出去。在完事后,楚云虽感到一点屈辱,但小说对此仅是一笔带过,旋即转入楚云和那人温和的对话。

同样,宜生妻子和加拿大男人之间,妻子也是一个被欲望牵引、模糊不清的符号,妻子具体的心境,在小说中也被隐而不表,我们能看到的,是男性知识分子为主体的叙述,而女性充当配角、符号和欲望的化身。

反倒是伯远和婉希之间,俨然《金瓶梅》的遗腹子,就是很现实的俗,俗里面又有些秋风扫落叶的苍凉,这样的写法,格非在《欲望的旗帜》《江南三部曲》也有过,这是他和大部分知识分子写作不同的地方,他虽然写知识分子,但更关心他们世俗和庸碌的一面,精神的崇高被解构,取而代之的是世俗的欲望和凉薄。当现实压垮理想,人被琐碎缠绕,主人公们产生厌世情绪,而稍微能救济他们的,是书本和女人,但对这二者的依赖,也在无形中消磨他们。

在格非的小说中,知识和女性是两大叙事动力,也是欲望横生和毁灭的表层原因,学者梅兰指出:“格非1986年至1996年的中短篇小说几乎分享着同样一个故事原型:孤独的男性诗人/军人/知识分子/和尚禅师,等等,早已窥破现世的废墟性质,但却一而再跌倒在女性肉体的诱惑/犯罪/洗礼/耻辱/幻灭上。死亡、北伐、编故事(写作)、回忆、革命、历史、抗日、亲情、精神病、隐居、应试、王国、修道、学术研究、婚姻友情,等等,都只是神秘而强大的女性肉体/欲望影响下带来的副产品。女人成为格非小说中典型的喻体,女人越蓬勃,越反衬男性知识分子的空无,女人的介入和离开,都成为知识分子在失势以后,对过往的追忆和对现世的嗟叹的触发机关。

千禧年后,格非虽然退出了先锋姿态,用更现实主义的笔法写作,但他的思考仍是先锋的,延续着他在《欲望的旗帜》里的表达,一个《金瓶梅》式的困局,知识分子被三重落差压得喘不过气——理想和现实、过去和现在、欲望和萎靡。格非的小说里流露着沮丧。

固然,格非对知识分子书写存在反思,早在《隐身衣》和《江南三部曲》里,他就不乏对知识分子自恋的讽刺,对男性知识分子为主体建构的历史保持怀疑,比如《隐身衣》中,一个做胆机的生意人对教授不吐不快:“如果你不是特别爱吹毛求疵,凡事都要去刨根问底的话,如果你能学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改掉怨天尤人的老毛病,你会突然发现,其实生活还是他妈的挺美好的。 不是吗?” 这段话,其实就是格非借人物说话,言说的对象,就是知识分子。但是,格非虽然有自嘲、讽刺、怀疑,囿于身份和写法,他的小说仍会不时流露出说教和引用癖,表现出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崇高倾向(这种崇高,不是知识分子在精神上觉得自己很高尚,而是一种对文本话语权的垄断),智慧的引用固然讨得评论家的欢喜,可对文本氛围的损害是不可回避的,格非小说中的断裂和尴尬,往往都在引用与说教中,反而是他不引用、不说教的时候,写得行云流水,营造出典雅的意境。

总的来说,《月落荒寺》是格非继《江南三部曲》后的延续之作,他把他还没说完的话,对当代生活的困惑,写进这部小说里,纵观格非的文学谱系,《月落荒寺》是接近于《春尽江南》《隐身衣》的作品,延续了格非回归传统叙事,探索现代生活伦理的基调。格非是难得有深刻问题意识的小说家,但是,怎么克服自我重复,完成更加纯熟的叙事,可能是他下一阶段的难关。二流的小说让读者感叹作者的智慧,一流的小说大象无形,作者隐于幕后,却能用文字透视人们内心最幽微的存在。格非是智者,他比评论家更清楚自己的困境。

多年前,格非用“雪隐鹭鸶”论述《金瓶梅》,它的意思是“白色的鹭鸶站在雪地里,不认真观察,很难发现它的存在,而只有等到它飞起的一刹那,你才会惊呼原来雪地里还藏着这么一只鸟”,其实,《金瓶梅》的境界,就是“雪隐鹭鸶”这四个字,我想,格非孜孜以求的,也是这种境界吧。

【作者简介】宗城,90后自由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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