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国华：论华东师大“长寿系”是怎样炼成的

相当长一段时间以来，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在非正式场合下进行自我宣传的时候，都指出该系以长寿系著称：我系80高龄以上的有六十多位，90高龄以上的接近二十位。当然，最著名的三位老人是施蛰存先生、徐中玉先生和钱谷融先生，他们都以期颐之年的高寿陆续往生别一不可知的世界了。一个院系能有如此众多的寿星，也许不是一件偶然的事情，也许与某种泰然任之的传统相关，也许这样精神血脉的铸就传承，就与这三位世纪老人相关。因为实际上在中国这样的尊老社会，在某些具有相对独立性的较小社会空间也就是所谓“单位”中，其群体总体上的行止性情，往往会镌刻着前辈长者的个人印记。

很遗憾，我聆听施蛰存先生教诲的机会并不太多。2003年，我重返华师大中文系没多久，施先生即安然长逝了。我跟施先生只有一次近距离接触，那是1996年，在他的弟子也是我的大学同学宋广跃兄的带领下去看望他。印象最深的是年逾九秩的他，对我们同去的女同学衣服与身材的互为映衬关系、上衣与裙裾的色彩搭配与款式风格发表了精妙的美学评论。一位耄耋老人，其心灵超越出了已经日渐衰迈的身体，依然观照着生命之光的狐步舞，依然散发出新感觉派的高蹈气息，他还是一位洋场翩翩少年优雅的玩赏心态，这在当时就深深打动了我。

当然，我接触更多的是徐、钱二老。据我个人来看，尽管施先生的社会声誉可能要更为卓著，但是徐钱二位对华师大中文系的实际影响要更大一些，一小部分原因是他们就住在与华东师大一路之隔的师大二村，中文系的许多活动会经常得到他们的有力支持，他们也乐于出席，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因素可能是因为他们在中文系退休的时间要晚于施先生：施先生退休于1986年，徐先生退休于1989年6月，而钱先生则晚至1997年，更何况徐先生担任过不少行政事务，钱先生的诸多弟子名满天下，而施先生很少过问中文系的大小事务。

2013年10月，徐中玉与钱谷融在上海同济大学。摄影：杨剑龙

我曾经分别请教过徐、钱二老高寿的秘诀。徐先生的回答，坦白地说，显得非常平实甚至平庸。他告诉我说，他每天到长风公园散步，控制饮食，每天抽烟不超过三支，至于喝酒嘛，他从未喝醉过，原因是他喝啤酒从来没有超过一瓶，这个回答和任何电视台的养生节目上嘉宾的标准答案应该是一致的。我问他父亲享年多少，他回答九十一岁。因此我推论基因是决定性的。但是徐先生的长子徐隆教授认为情况并非如此。徐隆教授指出，他父亲能成为人瑞，与他顽强进取的个性相关：他复出的时候已年过花甲，正是人们享受承欢绕膝之乐，也就是颐养天年的时候，但是对他来说，这只不过是人生的又一次辉煌的开端。我跟钱先生谈起他的高寿的时候，他就告诉我说：几年前，有个年轻人敬祝他长命百岁。然后笑着评论道：他的意思我活不了几年了。钱先生对别人用老年人这个标签所赋予的内涵来对待他，始终不以为意，2016年他以98岁的高龄还去北京参加了中国作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创造了一个令后人难以企及的奇迹。也许忘记年龄（“不知老之‘已’至”）正是他永葆活力的决定性因素？

显然，徐钱二先生的性格是迥然不同的。徐先生如夏日之日那样令人敬畏，而钱先生如冬日之日那样可爱。尽管我们可以说徐先生“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尽管他实际上相当谦逊温和，但是即使是燕居闲聊时，他也往往正襟危坐，神态严肃，举止端庄，我们很难会想起来跟他开玩笑。徐先生基本上是没有太多私人的感情流露的。方克强教授说，徐先生从来不会有忧郁或者感伤的时刻。在一定意义上，钱先生集中了徐先生所没有的一切性格特征：徐先生理性，钱先生感性；徐先生近儒，钱先生近道；徐先生一丝不苟，钱先生自由洒脱；徐先生热心实际事务，钱先生超然物外；徐先生向中文系捐款一百万，钱先生散书给任何人。但是他们二老，也包括前面提到的施先生，可能有个突出的共同点：可以说他们都是性情中人。实际上，性情中人不仅仅可以视为这三位百岁老人的共性，在一定程度上，还可以视为华师大中文系师生的集体性性情特征。我丝毫无意于说，华师大中文系的每个师生都具有这个特点，甚至也不是说几位老先生在任何时候都合乎性情中人的人格形象，但是无论如何，我们可以说，如果我们以“性情中人”这个符号标签去想象华师大中文系的师生，会觉得两者相吻合的比不大吻合的经验要多一些。当然，20世纪90年代以来，其强度是否逐渐减弱，我很难断言，不过人们经常说，华师大中文系的人“好玩”“有趣”，这倒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虽然“好玩”“有趣”，或者个性鲜明，可能只是性情中人的一个侧面。

那么，我说的“性情中人”是指什么呢？我说的是任其性命之情的人，也就是保守住本真的天性，不以外物来役使自己本心的人。当然，这套两千多年前庄子的术语，可能经不住后结构主义哲学的挑战，因为所谓天性或者本心在福柯这样的批判理论家看来，很可能不过是话语的建构的产物。不过，假如我们承认，每个人在某些特定阶段都拥有具有连续性的某些对自我的期待和要求，并根据这些——或者可以称之为“理想自我”——来确定自己的社会定位，寻求自我实现，并赋予自己的行动以意义与理由，如果是这样，我们也可以说我们拥有一个自性，可以说我们要守住自己的心，虽然这种自性或者本心未必具有超时间的本质属性，未必具有永恒的稳定性。在这样的意义上，“性情中人”可以说是那种听从自己内心呼唤的人，也就是不愿随波逐流听命于外物的人，也就是那种能够做到适性逍遥、跌宕自喜的人。其具有可见性的状态是外不设防、内不失正、内外一统，表里如一。一个人越是胸有城府、越是骄矜高冷、越是装腔作势，就越不是性情中人。

毫无疑问，钱先生就是典型的性情中人。他挂在口头里面的话，就是他喜欢自黑自己“懒惰、无能”，别人夸奖他善于培养学生，而他总是说他不过是擅长来料加工。关键的并不是他故作谦逊，而是我相信他自我认定如此。他虽然拥有巨大的名声，但是我猜想他相信庄子“名者实之宾也”之类的名言，并不认为应该享有与盛名相符合的厚遇。胡范铸教授告诉我说：钱先生曾经投稿给《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因为没有按照学院派话语风格来写作，他只好退稿。但是钱先生从来不以为忤，此后他对钱先生有所托请，完全不受此事影响。钱先生当然也喜欢倚老卖老，但仅限于在作为老顽童跟别人开玩笑他要占人便宜的时候。记得有一次我跟他下棋，我赢了他，他就批评我说：“你陪我老人家下棋，主要是让我开心的，你怎么可以赢我呢？你对老人家尊重吗？”第二盘棋我下输了，我说钱先生你看这回我输给你了，他也并不饶我：“你有本事能赢我吗？”他喜欢跟我唇枪舌剑，其反应速度无人能及。我曾经在微信中记下这些话，可见一斑：“太阳最暴虐的时候一过，我拿了一盒猴魁去拜访钱谷融先生。快到他家门口的时候，看到他挥动着拐杖，在阿姨的陪伴之下，昂然前行。他看到了我，说：啊！你怎么出现在这里啊？我说：来看你啊。他说：荣幸！你怎么和安徽有关系啊？我说我祖上朱元璋，是凤阳人。他说，你把安徽茶叶送到我家，我们就此别过。我说，陪你聊聊啊。他说，不行，你卑之无甚高论。我说，不对，我个子比你高，如何不是高论呢？他说所以需要卑之啊。我问：钱先生你现在还读书么？他说不读书怎么叫钱先生啊。我说，你身体这么好，怎么办到的？他说我减肥成功了啊。我调侃他：钱先生你头发不如徐先生多，不过你额头很亮啊。他回答说：其实我本来该做皇帝的。”“钱先生……一见到我就说看上去我长大了。我说为什么啊？他说你长胡子了。我说，啊！我以为已经刮干净了。他说年轻人啊，仪表还是很重要的。你要经常接受批评，要不然怎么会进步呢？……我说，98岁的老人家你狡猾狡猾的！他说：哼！偏偏你把我的岁数记得这么牢！”但钱先生并不是那种只会说那种别人爱听的话的人，有时候他对人的评骘非常犀利，比如，他有一次告诉我说：胡风被搞成一个反党集团，与这些人本身的性格倾向有关系，不过他们里面，贾植芳还是不错的。他对时下有些风头正健的人一针见血的评论，时常不留情面，他似乎并不担心听者会传话。

徐先生则属于性情中人的另一种标杆。他是属于那种追求事功的人，但是这个事功对他来说，并不是谋求自身的荣誉或利益，而只是谋求事功本身所蕴含的社会价值或社会正义的实现。举例来说，他联手匡亚明先生，倡议大学语文课程的开设，只是痛感于高等教育存在着人文素质的全面走低、传统价值面临沦丧的危险。职是之故，他也欢迎其他学校或专家对此事业的支持。至于后来由于大学语文教材的大量印行从而使得大学语文的教学变成一项有利可图的买卖，这样的变化是有违他的初衷的。徐先生一个最为令人惊叹的地方在于，他熟悉中国社会的游戏规则乃至潜规则，但是他在相当程度上能做到“物物而不物于物”，也就是说，他能够利用这些规则为自己所献身的事业服务，但是自己并不被这些规则所控制。他高瞻远瞩地推动了三个全国性一级学会的建立，并使它们挂靠在华东师大中文系，他承办了许多学术期刊（当时著名的《文艺理论研究》由于无人愿意承担人力、物力的付出，因而成为烫手的山芋，他毅然接手，一度甚至自掏腰包以支持刊物的正常运行），他还抓住改革开放之初百废待兴的历史机遇，大胆推行了许多制度革新，例如优秀文学作品可以替代学士学位论文写作，招收超龄人成为中文系学生等，一时间华师大中文系出现作家群、批评家群，成为全国中文学科的翘楚，成为文学青年向往的殿堂。但是，学界对他称许最多的，并不是他超强的行政能力，也不是其重要的学术贡献，而是他刚正不阿的挺拔人格。他爱憎分明，嫉恶如仇，对他所理解的正义，从来是不计得失、不顾后果地加以追求和落实的，他毫不妥协、百折不挠、敢于担当的硬骨头精神赢得了知识人的广泛认可。老庄之道认为，要保身全生，应当和光同尘，与世推移。但徐先生这样硬朗性格的人，这样无畏于开罪他人、处世绝不圆滑的人，也能够取得世俗成功，并能尽其天年，竟至于享年105岁。长寿基因之外，是不是内心磊落、境界阔大这样的卓越品格有以至此呢？

徐先生对人有极大的包容心。华东师大中文系的人，那种猖狂不羁（有所进取）、狷介不群（有所不为）的人，也就是任由自己的个性做主、不愿随俗从众的人，那种出没于“丽娃河畔的文化幽灵”（张闳语），那种奇人、怪人、畸人、异人，之所以大面积存在，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得到这位曾经执掌过中文系的老先生的庇护，当然也是因为受益于几位民国老人的身传言教（名单当然包括但不限于施、徐、钱三老）。从阿多诺的角度来看，所谓性情中人，率性而为，从心所欲，有可能违背了客体性优先原则，不能将自己客观化，其偏差的方面，将会引导人走向原子个人主义，缺乏与社会共同体的良性互动。事实上华师大中文系也有不少人也曾经荒腔走板，曾经干过许多不能转化为佳话的荒唐事。从这个角度来看，性情中人绝不意味着好人，或者值得我们要成为的人。因此，指认华师大中文系人多半是性情中人，笔者在自我赞美的同时也是一种自我批判。当然，话说回来，在中国这个有着强大集体主义传统的社会空间中，个人主义也许只能以性情中人的面相自我呈现，而它与这个社会某种程度的紧张关系，也许显示了被遮蔽的真实界的某些症候，因此它依然具有某种合理性。

最后回到我的问题意识来：华东师大中文系何以成为长寿系？因为华师大多是性情中人。性情中人何以往往长寿？苏东坡云：“安心是药更无方”。性情中人坦荡清澈，不被外物所摧折改变，而是将外物内化，从而能够做到一念放下，万般自在，不让自己处在内心的自我交战状态。古人云：仁者寿。附带说一句，其实恶人也可以长寿，只要他能够做到足够的无耻，因为这样他也是内外一贯的。

然而，性情中人容易长寿，这个论点能够得到经验科学的支持吗？很抱歉，也许我这里在进行一种文学叙事。所以，既然如此，请允许我断章取义地或者干脆地说就是歪曲地引用德里达的一句名言，聊以自辩：“文本之外别无他物”。

（本文原刊于《文艺争鸣》2019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