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尔什维克的“妇女部”与苏联妇女的解放问题

亚历山德拉·科伦泰 (1872–1952)

亚历山德拉·科伦泰(Alexandra Kollontai)和她的同志们在1918年创立了妇女部（Zhenotdel），以确保妇女能够全面参与苏联社会的事务。她们试图给中亚穆斯林妇女以自由，其努力显示了革命的解放承诺——以及在没有获得被压迫者的积极支持的情况下，强加变革的危险。

苏联共产党（CPSU）中央委员会妇女部的十年历史是一部将妇女解放置于苏联计划之核心的斗争史。它于1918年12月由亚历山德拉·科伦泰和伊内萨·阿曼德（Inessa Armand）等布尔什维克妇女创建，为工农阶级的妇女参与社会和政治生活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平台，将革命直接掌握在她们自己手中。然而，即使在那些精通苏联历史的人当中，这段经历仍然鲜为人知。

苏俄革命的主张之一是促进妇女权利，不过这通常是一个原则性的宣言，并没有深刻改变妇女的实际状况。毫无疑问，革命头两年出台的法律法规承诺，要前所未有地改变妇女在社会中的作用，如1919年出台的《婚姻、家庭和监护法》。该法典结束了对婚姻的宗教制裁，允许离婚，宣布男女依法平等，并且保证同工同酬。此外，它使堕胎合法化，规定男性最低结婚年龄为18岁，女性为16岁，需要双方的一致同意才可结婚。

人们普遍认为，一场孤立的革命的局限性意味着这些合法权利仍然停留在纸面上——也就是说，没有认真的计划将它们转化为真正的妇女解放。然而，这种看法是不准确的。妇女部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部门——尤其是对成千上万从中受益的妇女而言。它在整个苏联倡导妇女参与社会和政治生活。1920年，它走得更远，建立了共产主义妇女国际（Communist Women’s International）——这个项目一直持续到1930年，此时它和妇女部都被关闭了。

妇女部的活动范围很广泛。它开设了公共食堂、洗衣店、托儿所和幼儿园，并组织计划在男女平等的基础上招聘妇女进入工作场所。它设立了代表会议，为工作场所和社区内的工人阶级妇女开辟了发声的渠道，还开展了一系列实习方案以培训妇女在工厂和政府部门担任新的角色。它设立了工厂和工作场所检查制度，以监督（保护工人妇女健康和安全的）法律的实施，甚至在工作场所以外还组织了失业妇女、建立了合作社。在苏联，妇女部采用了创新的工作规范，吸引了仍在传统隔离中的农民和城市妇女，使其走向集体经济和文化项目中的独立活动。

但是，尽管这些举措使妇女部在工人阶级和农民妇女中广受欢迎，但大多数男性党员，包括领导层成员，却并非如此。事实上，促使布尔什维克女性在1918年创建妇女部的原因，正是因为她们看到了男性在妇女解放问题上非常消极，他们认为妇女解放比被围困的国家面临的重大经济和军事挑战次要得多。面对这种情况，1918年12月，亚历山德拉·科伦泰、伊内萨·阿曼德、康科迪娅·萨莫洛娃、克拉维迪亚·尼古拉耶娃和娜杰日达·克鲁普斯卡娅等妇女主动组织了一次工农妇女大会。

这项活动吸引了来自年轻的苏联各地的代表，他们一致认为有必要建立一个专门的组织。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于1919年8月将这些新成立的委员会合并为妇女部。一些学者认为，这是中央委员会为了保持对妇女运动的控制而采取的别有用心的行动。然而，布尔什维克妇女欢迎妇女部的成立，毕竟妇女部承认了妇女运动的意义。12月的工农妇女代表大会迫使中央委员会采取行动，但这绝对不意味着关于女性问题的核心地位的争论已经在党内获得了胜利。

布尔什维克保守主义

妇女部领导人认为苏联社会主义的成败取决于妇女问题。承认妇女权利对克服危机至关重要，这远不是一个可以推迟到帝国主义对苏联国家的威胁被击败之后的问题。毕竟，要动员妇女捍卫革命，首先需要赢得她们的支持，让她们认同革命是一种解放力量。妇女部杂志《共产主义妇女》（Kommunistka）的作者们一直认为，如果不把这种理解融入党的工作的各个领域，苏联社会主义就没有真正的发展前景。但是，尽管一些男性在领导层给予了支持，但女性角色的深层变化仍被视为未来的事情。妇女部要求党内立即采取行动并改变态度，这往往被视为一种令人讨厌的行为，偏离了应对内战和经济生存的（男性的）严重威胁。

这种保守主义不应该简单地被视为苏俄的落后；毕竟，这是一个工人阶级迈出了最先进步伐的国家。但是这场革命确实有许多不足。一个关键问题在于革命前的布尔什维克在家庭问题上缺乏理论工作。在1917年之前，除了反对资产阶级女权主义之外（资产阶级女权主义被认为是一场分裂性的局部运动），妇女解放在该党的政治讨论中处于边缘地位，。即使是奥古斯特·倍倍尔（August Bebel）在1879年、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在1884年提出的关于克服社会主义下妇女受压迫的典型建议，似乎也没有得到广泛讨论。有些依靠妇女的积极行动的倡议——如组织女工，开展反对俄罗斯女权主义的运动，出版发行《妇女工人》（Rabotnitsa）杂志，并为国际妇女节组织活动等等。但是，如果布尔什维克的男人在革命前没有把妇女权利视为一个关键问题，他们就不可避免地会把妇女权利视为革命之后的一种偏离。

也有例外——特别是列宁本人。在1920年接受克拉拉·蔡特金（Klara Zetkin）采访时，他对这场革命“将妇女纳入社会经济、立法和政府”以及通过“公共厨房和公共食堂、洗衣店和修理店、托儿所、幼儿园、儿童之家、各种教育机构”的进步“认真执行我们的方案中关于将独立家庭的经济和教育职能转移到社会的要求”表示极大的自豪，但是他自己的观点并不总是代表着党内规范——事实上，在同一次采访中，他抱怨道，“不幸的是，我们仍然可以说我们的许多同志，‘在共产主义者的伪装下是一个庸俗的市侩’，因为‘他们对妇女的心态是奴隶主的心态’。”对列宁来说，政治上至关重要的是“在党内和群众中把旧的‘主人’思想彻底根除”，并形成“一支在理论和实践上训练有素的男女同志队伍，在劳动妇女中开展党的活动”。

妇女部的观念

与她们大多数的男同志相反，妇女部的领导成员研究和讨论了恩格斯和倍倍尔关于妇女受压迫的根源的思想。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恩格斯阐述了早期人类社会是母系和共产主义社会，所有形式的劳动都采取集体方式；私有财产的出现摧毁了这些公共纽带，并将财产集中在少数人手中，最终导致国家统治、家庭私有化和男性凌驾于女性之上。妇女被民间社会边缘化，并被儿童保育和家务劳动奴役。因此，早期共产主义的崩溃导致了“女性的历史性崩溃”。

正如妇女部的主要成员所理解的那样，十九世纪的一夫一妻制家庭只是一种压迫性家庭形式的最新例子，在这种家庭形式中——倍倍尔称之为“黑暗和迷信的地方”——妇女本身被视为财产。实现社会主义意味着超越这一机构，重申妇女在社会所有领域的核心作用。恩格斯认为，女性参与“社会生产会改变性（sexuality）”，并挑战父权制家庭的控制。摆脱家务劳动和育儿的苦差事将会带来性解放。他和倍倍尔都认为，工人国家必须立即采取行动，将妇女从这些负担中解放出来，同时进行法律和政治变革。

列宁就妇女权利问题发表了各种演讲，而科伦泰是唯一一个试图借鉴恩格斯和倍倍尔思想的人。在她关于在后革命时代的苏俄能取得什么样的成就的观点中，她经常被严厉批评为乌托邦式的：正如她的传记作者凯西·波特（Cathy Porter）所说，科伦泰倾向于将未来的共产主义公社与现存的苏联国家混为一谈。科隆泰在1920年10月在《共产主义妇女》的一篇文章中声称，“我们的工作是决定我们家庭制度的哪些方面已经过时，决定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男女之间的关系，以及哪些权利和义务最能与新工人的俄罗斯的生活条件相协调。"这乍看起来是一种教条的、干涉性的政策。

但科伦泰确实有一个观点——她在《性关系和阶级斗争》（Sexual Relations and the Class Struggle）中提出，“历史的所有经验都告诉我们，一个社会团体在与敌对社会力量斗争的过程中，会形成自己的意识形态，进而形成自己的性道德。”她指的是这场斗争应该有意识地进行，而不仅仅是在不采取行动的情况下留给未来，否则更保守的形式就会胜利。在提到“敌对的社会力量”时，科伦泰无疑是指那一年新经济政策引入的市场力量及其对妇女在工作场所和家庭的负面影响。内战期间被招募到工业部门的妇女被从那场冲突中返回的男人抢走了工作。事实上，随着女性失业率飙升至总妇女人数的70%，许多妇女失去了经济独立和对她们作为工人应有的尊重。新经济政策也是妇女部行动能力的一大挫折，因为妇女部的资金和工作人员都被削减了。新经济政策时期的《共产主义妇女》充斥着抗议的文章，认为在新的条件下保持对妇女平等的承诺依旧很重要。人们经常争辩说，新经济政策是让年轻的苏联得以生存的必要条件；但是女性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并使苏联社会的性质变得不甚乐观。

苏维埃中亚地区的妇女解放

在科伦泰的领导下，妇女部还试图将其工作从苏维埃欧洲扩展到苏维埃中亚地区，以及乌兹别克斯坦的城镇和城市。中亚是一个按性别划分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女性被隔离、蒙着面纱，不允许与直系亲属以外的男性接触。妇女部决定设立仅针对妇女的倡议，以吸引妇女参与社会和经济活动，在此期间，妇女部表现出了优秀的想象力和文化敏感性，她们成立了只有妇女参加的俱乐部和合作社，围绕它们组织了托儿设施、医疗咨询和文化活动。科伦泰在为《共产主义妇女》写的一篇文章中称这些学校是“妇女通过自主活动被苏联所吸引，并开始在自身内部培养共产主义精神的学校。”文章的主旨是，一旦妇女及其周围的社会变得更加开放，她们就能更多地参与公共事务。

然而，由于党内缺乏对妇女事务的领导和指引，妇女部的努力受到了巨大的阻碍。当地妇女在参加俱乐部和合作社时受到了激烈的反对——这种反对往往来自本地的党内男性。一位作家在《共产主义妇女》上恳求她的男同志认识到，“吸引妇女参加工作并向她们提供工资具有社会和政治重要性，因为她们会认为自己是社会的平等成员，并努力发展经济。”在1925年9月，另一位作家抱怨说，“即使到现在，实际上也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组织女性手工业工人。我们必须有系统地开展工作，否则就会失败。”同年晚些时候，随着乌兹别克妇女杂志《扬吉约尔》（Yangi Y’ol）的发行，以及与苏联政府结盟的查地（穆斯林世俗）民族主义运动中被招募的乌兹别克女性，妇女部取得了一些成功。许多主要城市设立了妇女专营店，围绕这些商店成立了生产者-消费者合作社。妇女可以直接向其他妇女出售她们的产品，而不是依靠主要的合作社来帮助她们。有趣的是，据报道，这些举措得到了非党内男性的认可，因为他们不需要再陪妇女去逛商店和市场了。乌兹别克斯坦妇女在合作社中的人数从1925年10月的225人增加到1926年10月的1500人。虽然这无疑是一个很小的数字，但它表明有可能以微妙的文化方式为妇女提供经济独立。

商店里也有政治和实践活动。她们建立了母婴活动区，举办了《扬吉约尔》的阅读和讨论，还有扫盲班。一位叫布图索娃的同志描述了一种“乌兹别克妇女正在寻找自己的生活的感觉，这种感觉在她们的家庭环境中是永远无法获得的。”因此，对当地妇女有实际用途的组织形式也将促进她们的自我赋权。到1926年底，据报道乌兹别克斯坦有34个妇女俱乐部和90个“红角”——妇女聚会的临时场所，还有43个妇女商店。那一年有71000名妇女参加了为期六个月的医疗咨询。

乌兹别克斯坦的胡居姆(Hujum)运动和五年计划

尽管妇女部的头几年为苏联中亚地区的妇女带来了重大进步，但这些积极的发展被1927年的事件彻底抹去了。1927年的国际妇女节，发起了“胡居姆”运动，其中心目标之一是在10月底之前——正好是革命十周年——令当地所有妇女摘除面纱。该命令来自苏俄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由东部的党内组织中亚事务处（Sredazburo）领导。妇女部接到命令要全力以赴争取这场运动的成功，但回应却喜忧参半。塞拉菲马·柳比波娃是妇女部的一名重要成员，曾是乌兹别克斯坦工作的核心成员，她对胡居姆运动非常反感。她和其他俄罗斯活动人士认为，这会激起女性对党的敌意。事实上，妇女部从未推动过大规模的去面纱运动：专门为女性设立的俱乐部、合作社和商店正是为了提供有利于变革的保护性环境。相反，胡居姆运动会让这些女性直接对抗她们的家庭和社区。柳比波娃被解除了乌兹别克妇女部的领导职务，更顺从新路线的安东尼亚·努赫拉特被任命为负责人。尽管受到党内领导层的压力，《共产主义妇女》在胡居姆运动期间——1927年3月至5月——几乎对此只字未提。事实上，第一篇提到这件事的文章是在1927年8月，中亚事务处的一名领导成员——克拉维迪亚·尼古拉耶娃（Klavdiia Nikolaeva）代表党的领导层，写了一篇措辞强硬的谴责信，指责妇女部党员。

与《共产主义妇女》相反，乌兹别克日报《扬吉约尔》热情地为胡居姆运动喝彩。许多当地居民认为，胡居姆运动会直接对抗乌兹别克社会中的保守势力，从而加速他们的解放。这些妇女急切地参加了1927年3月8日的示威游行。然而，其他妇女——当地共产党员的妻子和女儿——也被迫掀起她们的面纱。

当然，胡居姆一直与妇女解放无关。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启动的同一年，这反而是对中亚社会的先发制人的打击。突厥语的“胡居姆”在俄语中被翻译成nastuplenie，意思是“攻击”——也就是对东方伊斯兰神职人员和其社会文化结构的攻击。与民族主义者合作的时期已经结束。中央委员会代表安娜·努克拉特（Anna Nukhrat）向妇女部活动人士保证，胡居姆运动证明了苏共领导层会坚定支持妇女部的活动。恰恰相反，实际情况是妇女的权利被践踏在脚下，她们为了一项不属于她们自己的事业而成为烈士。

在1928年12月，东部妇女部活动人士会议召开之前，《共产主义妇女》编辑娜德兹达·克鲁普斯卡亚（Nadezhda Krupskaya）在杂志上发起了一场关于胡居姆的辩论。在这场辩论中，积极分子发言谴责了这场运动对他们的工作造成的破坏。克鲁普斯卡亚在会议上谴责了该运动对宗教活动的攻击，该发言全文发表在《共产主义妇女》上。她认为，对社会的每一个成员强加统一的标准并迫使他们放弃重要的文化习俗，这在政治上是非常危险的。但是她领导的抗议行为很快被扼杀了。《共产主义妇女》在1929年被简化为生硬的公文和报告：一月号发表了雅罗斯拉夫斯基的会议讲话，他是斯大林的坚定支持者和反宗教运动的领导人。与克鲁普斯卡亚对耐心和文化敏感性的要求相反，雅罗斯拉夫斯基要求采取更加有力的行动起诉那些反对去除面纱的人，并要求妇女部成员协助清除党内的“敌对分子”。

胡居姆与解放无关，与服从五年计划有关——这一事实在1929年变得非常明显。随着妇女部的反对逐渐平息，甚至连忠诚于党的安娜·努克拉特也不得不承认，在新建立的集体农场和工厂里，揭开面纱的当地妇女被分配了最肮脏、最低级的任务。1930年1月，《真理报》宣布废除妇女部，妇女权利将由整个政党来负责，而非一个专门的部门。这绝非事实。在接下来的十年里，随着堕胎被禁止，离婚变得更加困难，妇女的权利也被剥夺了。妇女被迫和男人一起屈服。妇女“作为忠诚的母亲和工人”的概念取代了妇女部提出的作为“自治的、思想解放的妇女”的方案。该计划的剩余物——比如工作场所的托儿所和公共食堂——依旧被官僚主义的计划所利用，但是在1930年以后，“妇女平等”的概念对于保守的现实来说完全是空中楼阁。

遗产

在这里，我们只能谈一谈妇女部的工作和俄国革命第一个十年内妇女的经历，希望能详细说明共产主义事业给当地妇女留下的遗产。

这段历史很重要，需要我们批判性地参与其中。它表明了缺乏清晰的理论指导、理解会导致布尔什维克党内的保守主义，并导致苏共对妇女部工作的持续阻挠。它还表明，我们并不需要添加“女权主义者”的标签来代表妇女权利。建立妇女部的布尔什维克妇女反对女权主义的地方主义偏见——她们拒绝以女权主义来描述自己，因为她们想打造一种集体的工人阶级，把与压迫的斗争置于社会主义的核心。这也是我采取的立场。只有从这些经验中学习，我们才能在今天的妇女问题上取得进展。

原文链接：

https://www.jacobinmag.com/2019/08/alexandra-kollontai-soviet-womens-rights-revolution-zhenotdel-uzbekist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