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晖:李自成到底是“闯王”还是流寇?

李自成到底是“闯王”还是流寇？崇祯皇帝的历史形象，是否真的有那么崇高？中国独特的改朝换代、治乱循环背后又有什么样的原因？8月2日，秦晖、彭勇和郑小悠与大家探讨了这些迷思。

撰文 | 徐悦东

我们该怎么看待李自成的历史地位？他是朝廷眼中的流寇，还是农民起义的英雄？我们是否可以将明末农民起义视作阶级斗争？“励精图治”的崇祯皇帝的真实形象，是否真的有那么崇高？中国独特的改朝换代、治乱循环背后，又有什么样的原因？

8月2日，由新京报·文化客厅联合汉唐文化在彼岸书店举办的“李自成之死及其他”的沙龙上，历史学家秦晖、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彭勇教授和国家图书馆副研究馆员郑小悠，与大家探讨了明清交际的那些历史迷思。

秦晖接受文化客厅视频采访

01

李自成是流寇吗？

众所周知，李自成在陕北起家，但他在起义后并没有直接进军关中平原地区，而是经山西到河南、金乡一带，等待羽翼丰满之后，才回去攻打关中地区，进军西安。而且，在李自成羽翼丰满之后，他并没有马上选择进军北京或者占据富裕的江南地区，而是选择回到他老家的核心地区。李自成到底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呢？

秦晖推测道，因为整个明末战争的起源主要是陕北，他们是所谓的流寇，即在全国流动，纵横天下。在他们起兵之后，他们大部分时间并不在陕西。在崇祯八年至九年之际，朝廷在陕西的统治曾经稳定过几年，当时管陕西的洪承畴和孙传庭都是厉害的角色。到了崇祯十年以后，陕西曾有一段比较丰饶的年景，民变基本都平息了。

其实，李自成当年本来也不想打陕西，后来因为他在潼关外把孙传庭的军队打得全军覆没，陕西在这时就没有什么军队守备了，而陕西又是李自成的家乡，这个时候他去占领陕西就很自然了。

《鼎革之际》，秦晖著

在李自成从陕西打到北京，再从北京退兵时，他也选择了退回到陕西。因为陕西已经成了李自成的根据地。而自从李自成占领北京之后，大量的物资就开始往陕西运。李自成是不是一个很有家乡观念的人？这一点无从考证。但是，从当时的情况来讲，他退到陕西是一个大概率的事情。

彭勇则认为，明末起义首先在陕北爆发的原因，是与陕北长期以来作为三边四镇的大量军役、赋役的来源地，以及其恶劣的环境是密不可分的。有人认为，明末的农民起义是流寇，但有人不认为这是流寇主义。的确，在起义初期的时候，很多起义军就是为了打家劫舍抢粮食。但是，在他们的队伍越来越多，地盘越来越大的时候，他们开始在很多地方设立自己的地方官员。

秦晖也不同意流寇主义的说法。在中国历史上的民变中，的确有所谓土寇和流寇之分；流寇和土寇如果发生合作，就叫“流土交讧”。主要的问题在于，在中国沿袭的“秦制”里，割据一方是不太容易的。历史上的土寇，大部分和当地豪强有关。《水浒传》里面的那些寨主、庄主，本来就是地头蛇，其中就包括晁盖。在明末，河南、山东的土寇非常多，他们也几乎是地方豪强。

秦晖

流寇大部分来自下层，但几乎没有人来自佃农阶层。那时佃农如果造反，基本是跟着土寇一起造反。换句话说，是地主带领佃户一起造反，而不是佃户和地主做阶级斗争。而所谓的主佃矛盾，并不会导致造朝廷的反；凡是造朝廷反的，都和官民矛盾有关。在官民矛盾里，主要的角色是自耕农。因为自耕农得承担钱粮，而佃农不承担钱粮，只承担地租。

所以，李自成在起义时宣传的“免粮”，号召的不是佃户，而是受不了官家压迫的一般农民，再加上一些社会边缘人士。秦晖说，“李自成本人就是‘下岗工人’，张献忠是逃兵，他们都是社会边缘人士，加上当时政府的横征暴敛、天灾人祸而破产的大量自耕农，组成了民变的主要力量。这些人不是地头蛇，所以他们在哪里适合生存，就到哪里去。”

02

王朝动乱中的民变和佃变

郑小悠谈到，在明末，当时北方主要是官民矛盾；而在南明控制区，主要矛盾则是主佃矛盾、主奴矛盾；晚明还有奴变。明末社会存在着有大量佃户、奴仆的缙绅，以及有少量佃户、奴仆的中小地主，此外还有自耕农。那么，他们这些角色在这场王朝动乱当中都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

“缙绅与平民地主不能区别为大小或者多少，缙绅主要是身份问题，他们是享有优免权的。明代的优免权特别泛滥，这不仅有法律规定，还存在‘荫庇’，哪怕一个秀才都有优免权，举人就更不得了。到了清朝好一点，因为清政府对缙绅有戒心，很多反清运动都是缙绅搞的。”秦晖回答道。

所谓的缙绅，是指有科举功名的人。因为有了科举功名，就有了免税权。在政府横征暴敛的时候，那些有优免权的人最有可能积累土地。假如没有优免权，政府的横征暴敛，会使得持有土地的成本高得无法接受，这种情况在陕西尤其严重。

因此，在明清，只要不是有特权的人，有钱人都不愿意持有土地。而有优免权的人，也是晚明社会各阶层中最被反感的群体。这一点，一直到民国年间都是如此。秦晖说，“我曾经看过关中地区的土改文献，比如在蒲城县那个地方，在杨虎城统治的时期，很多和杨虎城有关系的人在他的荫庇之下不交税，老百姓骂他们是‘活绝户’。因为按照正式的条文，只有绝户才不承担赋税。历史上这些有特权的人，将他们应该负担的赋税转给别人，而且不是转给佃户。因为佃户是不承担赋税的，主要是转给自耕农、平民地主。所以，平民地主和缙绅之间的矛盾非常严重。”

而缙绅代表儒家的价值观，与平民地主和之前的地方豪强、门阀士族相比，明代的缙绅阶层就是一个依靠官府、依靠朝廷最密切的阶层，他们基本是官僚的前后身。而所谓的缙绅，一拨是有了功名以后还没有正式当官的候补官僚，另一拨是当官以后退休回家的所谓“致仕官僚”。因此，反缙绅几乎就等于反朝廷。

李自成起义

在清代，缙绅特权是受到打压的。从汉文化的角度来讲，这可以说成是满族打压汉族；但从社会层面来讲，实际上等于打压了特权阶层。但是，在明代，土寇里基本上没有缙绅，几乎全是平民地主，是所谓的“素封”。

“素封”一词来自于司马迁，指的是没有封爵、没有特殊地位，但是很富有的人。“素封并不见得就是小地主，但因为他们没有特权，被有特权的人敲诈勒索，所以他们往往会造反。而且，他们有很多佃户，在地方有很大势力，甚至有自己的土围子。所以，他们特别适合扮演土寇的角色。因为他们的土地带不走，佃户也带不走。”秦晖补充道。

03

南北赋税差异之争及其背后的民变性质

彭勇认为，秦晖提到的江南的一些民变，有人将之称为“市民阶层的崛起”或“资本主义萌芽”。随着手工业的分工越来越细，一些商业士绅阶层出现了。这时，很可能出现一些专业的行业、行会或群体，他们会组织起来谋求自己的利益。

这还涉及南北方差异的问题。在学术界长期有一个争议，究竟是北方人赋税沉重还是南方人沉重？这个争议，从宋代就开始了。秦晖认为，其实不管是南方还是北方，连陕西内部都有这样的争议。所以，这里面涉及赋税总量和农业收入的比重以及和总收入的比重的概念。

自南宋之后，江南的赋税都很重。中国古代的体制，就是不容富裕地区有积累的能力，基本上要把这些地方榨干净。而且，王朝越到后期，越是这样。所以有人说，历代王朝的灭亡，都是因为国家财政里中央财政占地方财政比重太低，这是错误的。明清两代的王朝末期，与这种说法正好相反。

为什么明末的农民战争没有打到南方？秦晖认为，容易发生佃变的地方，就很少发生民变。因为民变很关键的一点就是老百姓要抱团。所谓的抱团，就如《水浒传》里一样。庄主和庄客关系要很好，才可能造反，如果庄客和庄主本身闹得一塌糊涂，就不可能造反。庄客如果要造庄主的反，一般来讲不会跟朝廷过不去。欧洲的农民起义是反贵族的，没有人会反国王。

而官府如果欺压老百姓，一般不会欺压佃户，一般欺压直接和政府有关系的人，比如平民地主和自耕农。所以，有些人讲，江南阶级矛盾很缓和，所以农民起义不容易打到那里，这是错误的。如果说，所谓的主佃矛盾就是阶级矛盾的话，江南的矛盾才是最严重的。民变和阶级矛盾其实没有多大关系，它主要是一种官民矛盾。

所以说，皇帝若想维护社会稳定，可能还会制造阶级矛盾。俄国的沙皇就非常擅长于此道。“要证明强大的沙皇是有道理的，他就会跟工人说，如果没有强大的皇权，你们怎么能够保证八小时工作制？然后，他又跟资本家说，如果没有强大的沙皇，工人组织工会你们怎么能对付？”秦晖说。

04

崇祯皇帝的真实历史形象是不是真的有那么崇高？

很多人给崇祯塑造的历史形象是比较高的，有一句话叫“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李自成从太原向北京进军的时候，曾出过一个檄文，其中有一句话叫做“君非甚暗，孤立而炀蔽恒多”。意思是说，这个皇帝还是不错的，但他身边的人都很糟糕。民间像这类的话有很多。其实，崇祯的个人欲望比较少，整天操心国事，从这一点上来讲，应该是一个贤君。

但是，秦晖认为，崇祯执政还是存在着很多问题，因为他太爱面子，经常出尔反尔。一旦出尔反尔，他就要把原来听他话做事的人给杀掉，把责任推给别人。他在任期间杀的宰相将帅之多，使得后来都没有人敢出主意。

崇祯皇帝

此外，明朝的国库亏空得一塌糊涂，但他自己的内帑多得让人吃惊。李自成在北京发的最大一笔财，就是从崇祯皇帝的内帑中找到的。当然，这个问题存在着争议。彭勇认为，崇祯很可能知道自己有那么多的钱。

从万历时期开始，正常的国库支出缺额就已经越来越大了。特别是在“三大征”之后，亏空非常大。万历朝动用的第一大笔经费是马价银，因为“隆庆议和”以后不需要买马了，所以把马场、马匹等太仆寺的大量资产变卖了，有上千万两白银。可是，没过20年，这些白银就被各个部门快借完了。到了天启年间，各个部门都在伸手要钱，正常的财政收入已经没有办法满足正常的支出。大家都知道皇帝的小金库里的钱特别多，就都跟皇帝要。其实，崇祯也掏过钱，但他可能感觉这是个无底洞，后来就变得小气了。

秦晖认为，不管怎么说，一直到李自成打进北京，崇祯都不舍得拿钱出来，这是很过分的。假如崇祯真的知道自己有这么多钱，而不在国难当头拿出来，那实在有点匪夷所思。秦晖觉得，这种现象从朱元璋和朱棣就开始了，可能是与朱元璋当年穷怕了有一定的关系，一旦他们掌权了，就整天担心没有钱花。

此外，中国从秦朝开始，就把皇室的钱和国家的财政资金切割得很清楚。《汉书》和《史记·平准书》里就有说，“司农”的钱是国库，“少府”的钱是皇帝私库。但是，在实际上，这两笔钱分得并不清楚。皇帝若向国库伸手要钱被拒绝，那史书会表扬这个户部尚书坚持原则，但户部尚书如果不拒绝，史书也不会记载，皇帝也从来不会被判贪污罪。所以，历史上的大部分皇帝，还是认为国库的钱是自己的钱。他们横征暴敛，也是把钱财搜刮进国库。

05

万历皇帝可以几十年不上朝

说明明代官僚体制运转得好？

有人说，万历皇帝可以几十年不上朝，说明中国的皇上自由放任、清静无为、顺其自然。秦晖说，一个皇上负不负责任和有没有权力是两回事。权力无穷大，责任无穷小，这是完全不矛盾的。有些皇帝就是不管国家大事，但是权力还是大无边。万历皇帝二十年不上朝，但他搜刮钱财可一点也不含糊。皇上不负责任和皇上滥用权力，这是专制制度的一体两面。

彭勇认为，即使皇帝那么长时间不上朝，日常行政、国家正常事务还可以得到基本的运转，这一点是值得肯定的。同时，皇帝在什么时候出手，才是皇权至上的最终体现。在“三大征”的时候，万历皇帝像打了鸡血一样参加了各种仪式，一点不含糊，而其他时候他就不干了。这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万历皇帝

彭勇觉得，整个明朝的转折点是在张居正被抄家之后，整个士大夫的精气神被打掉了。张居正改革，更多是起到落实各种规章制度执行力的作用。他虽然不能解决明代的根本问题，但在朝廷的体制运转、运行效率和行政效率上，还是在他手中得到了有效的改善。

秦晖补充，所谓的专制，一方面是指他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别人不敢拦他；另一方面，他想不做什么就可以不做什么，别人也不能对他进行问责。这种话语是从西方引进来的，因为他们在宪政的条件下，有一种权责天然对应的观念：只要你被证明责任不大，就说明你权力不大。而在中国，一定要问清楚权力大还是责任大，因为许多皇帝权力很大，但是，会不负责任。

而且，从秦朝开始，中国就非常强调官僚机构的分权制衡。西方的分权制衡，归根到底是为了制衡君权，在一定程度上保障民权。可是，中国的分权制衡正好相反，是为了防止权臣做大。所以，这就会政出多门，互相掣肘。皇帝二十年不上班也可以正常运作，不是说政府运作多么有效率，而是说这样不会出乱子。整个政府体制就是环环相扣，互相制约，皇上可以在上面操控一切。

韩非子就是这样主张的，这是法术势中的“术”。因此，秦晖觉得，皇帝不负责任，国家可以不乱，但“不乱”并不见得就能治理得好，只不过把矛盾积累起来了。后来，导致明亡的很多矛盾，就是在万历年间积累起来的。

06

“阶级矛盾全世界都有，唯独中国有改朝换代”？

秦晖认为，中国历史的一个特色，就是每过一段时间就会出现全国性的大乱，这非常值得研究。秦晖说，“至于这一场大乱，你把它说成是起义，我觉得是高抬了；像传统王朝那样说成是盗贼，也是高抬了朝廷。其实平心而论，我就说应该叫民变，中国传统史书也是这样讲。”

在中国传统史书里，民变的一部分原因归咎于统治者执政不当，这和所谓的主佃矛盾、穷富矛盾是不一样的。中国周期性大乱的现象，在其他国家很少见到。

彭勇认为，阶级斗争的分析方法，在三四十年前还是占主流的史学分析方法。当被统治阶级无法照旧生活下去的时候，统治阶级无法继续统治下去的时候，革命就发生了。放在现在，这句话还是可以成为我们分析一些现象和问题的基本思想。当原来的秩序被打破，而且贫富悬殊、阶级对立这些矛盾越来越复杂、越来越突出的时候，这时靠原来的结构或者原来的王朝组织形式已经没有办法解决，也只有通过王朝突变的形式来解决。

彭勇

有些人说，不是只有中国才有改朝换代，西方也有很多dynasty（王朝）的更替。但是，秦晖觉得，西方的dynasty和我们的王朝不是一个词。这个翻译恐怕是错的。西方的dynasty更替，皇统是从来不中断的，但中国完全不一样。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若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定义，阶级矛盾指的是生产关系中的矛盾。但是，主人和佃农之间的矛盾，是不会导致改朝换代。那官民矛盾能不能叫阶级矛盾？秦晖认为，横征暴敛不是靠土地所有权，而是靠政治上的权力，这也许叫政治矛盾，但至少不是马克思定义上的阶级问题。阶级矛盾全世界都有，唯独中国有改朝换代，这跟中国的政治结构有很大的关系。而这个改朝换代的机制，在今天也是有必要重视研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