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盾文学奖，一场文学话语权的博弈游戏|洞见

据最新消息，第十届茅盾文学奖揭晓，梁晓声《人世间》、徐怀中《牵风记》、徐则臣《北上》、陈彦《主角》、李洱《应物兄》获奖。这几部作品都有很强的现实主义风格，书写对象囊括古今，既有民间小人物的喜怒哀乐，也有知识分子在象牙塔内外的众生相。

每届茅盾文学奖公布前后，都会引起文学圈内外的一阵喧哗，媒体与出版圈也做足了准备，舆论场上各种争鸣之声也随之兴起。众所周知，茅盾文学奖是根据茅盾先生遗愿设立的文学奖项，旨在鼓励中国优秀长篇小说的创作，获奖者基本都会被纳入当代文学的“著名作家”行列，获奖作品也会进入当代长篇小说的经典序列，并经过传媒出版的作用，这些作家作品会被更多文学圈之外的人所熟知。事实上，在纯文学不断被唱衰的现实形势下，很少有茅盾文学奖这样的“文坛大事”能引起外界的关注，这也赋予它更多非纯文学层面的意味。

什么样的作品有资格获奖？官方设置的评奖机制，在一定时间内是稳定的，但文学的评价标准始终无法被量化，这就导致文学奖项一旦公布，就难免引起争论，不断浮动的主观评价性也随着文学场域的变化而变化。

从历届获奖作品来看，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是一个普遍特征。中国现当代文学有着十分漫长的现实主义传统，它既与古代文学里“经国大业”“文以载道”式的理念有关，也与新文学发端时对19世纪欧洲现实主义文学的引入、模仿有关。尤其是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确立了解放区文学与革命文学的“人民性”方向后，大量作家被纳入现实主义（尤其是革命现实主义）的序列中，“十七年时期”的“三红一创，保林青山”（即《红岩》《红日》《红旗谱》《创业史》，《保卫延安》《林海雪原》《青春之歌》《山乡巨变》）就是其中的代表作。

虽然上世纪80年代后，文学场域与文学形式发生了重大变化，但现实主义仍是很多作家首选的创作路径，更重要的是，现实主义在官方话语叙述里，仍延续着从左翼/革命文学以来的传统，以及为官方意识形态论述合法性的作用。因此，茅盾文学奖也成为官方最看重的文学奖项之一，官方的文学组织也格外看重它的意义，由此逐步形成的话语场域，也对体制内各种风格的作家作品，发挥着某种程度上的“指导”作用。

除了现实主义的特征，时代性与史诗性也是茅盾文学奖作品的重要特征。这些特征具体呈现在文本里，一般体现为宏大叙事，不仅字数动辄几十万，书写对象往往也是时代或者历史的全景图、浮世绘，甚至有些作品到了卷帙浩繁的地步，比如张炜《你在高原》，曾被称为文学史上字数最多的纯文学作品。类似的作品，比如姚雪垠《李自成》、王火《战争和人》、路遥《平凡的世界》也有很长的篇幅，让人在阅读文本的同时，也能有触摸历史、直面时代的体验。

从文学史的脉络看，上世纪80年代中短篇小说成就突出，但长篇小说的大规模崛起，还要等到90年代后。虽然不少作家在上世纪90年代后放弃了对革命叙事的追求，但宏大叙事成为90年代不少作家坚持的路径，这可能并不是所谓“去政治化的政治”层面上的考虑，而是文学发展内部规律演进的结果。经过80年代各种文学实验后，短促的文本叙事已经无法承担更多深入的书写，莫言、贾平凹、余华等作家都在90年代后呈现出“长篇现实主义转向”的特征，《生死疲劳》《废都》《许三观卖血记》等一大批经典作品诞生。因此，即便排除官方话语对文学形式的引导，由这一批占据纯文学话语权的经典作家形成的书写路径——现实主义与时代性/史诗性也成为茅奖的评选标准之一。

从某种意义上讲，茅奖的作品及其评选机制，正是在上述官方引导与经典作家作品的影响下，不断模仿与创新的结果。法国思想家布迪厄曾用“场域”的理论分析各种文化现象，事实上，在中国当代的文化场域上，资本与权力扮演的角色同样关键。评出茅奖作品，既是当代文学初步经典化的轨迹，也是文学场域中各种话语权相互博弈的过程。评奖的过程，不只是一个纯文学意味上的活动，也是一个“文化政治学意义上的实践”，通过对茅奖作品的征集、确立、发布以及之后的研究、争鸣，官方的文学机构对文学场域发挥着了解、调控的作用，而普通读者的态度，也会被当成某种舆论态势，其中混杂的知识界内外的立场，往往也会被当成一种可以分析的文化现象。

只有在这个层面上，才能更深刻地理解茅盾文学奖为何重要，以及它对文化场域的引导、调节作用。化用一下思想家福柯的经典论述，“重要的不是文学作品本身，而是文学作品体现的话语秩序，以及它何以如此”，从对茅盾文学奖的分析进入对文化政治学层面上的思考，或许更能理解它的复杂性与重要性。

【作者简介】黄西蒙，媒体人，专栏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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