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坏事一般都发生在月黑风高的时候？

【编者按】「古代中国人对于夜间行为，好像都有一种想象，就是凡在夜间所为的，都是鸡鸣狗盗、奸淫邪妄之事。」在传统的观念里面，夜幕下不仅是黑暗，而且是阴谋、混乱、肮脏和反叛。因而在传统社会中，生活时间的反常，就是伦理秩序的颠倒。这一连串的联想，就是传统生活习惯的观念性产物。胡适在他六十岁生日时曾表示，他一生的文债和心愿就是写完他的思想史，可以看出，思想史在当代中国无疑是十分重要的。思想史不只是要讨论思想，还要讨论思想的历史背景、知识基础以及成为制度的过程，所以，它总是和政治、社会、生活的大千世界相关联，它无法画地为牢，也无法限制自己的边界。葛兆光教授作为思想史研究专家，在文中从思想史角度出发，对所谓「夜间多恶端」现象进行了梳理，深入思考与总结......

葛兆光教授

事情常常很奇怪，你针对夜晚的管理越严格，社会上关于夜晚混乱的传说故事就越多。因为这些传说故事都发生在夜晚，又更加使人相信夜晚与罪恶的关联。大家都知道，一说起不可思议的犯罪，常常会说“光天化日之下，居然如何如何”，说明大家不相信白天会发生坏事呀。为什么呢？因为大家都觉得，干坏事应当在黑夜嘛。这个观念很古老了，在古代口耳相传的故事和文字传播的传说里面，很多破坏秩序的事情，确实常常发生在黑夜。“月黑风高”，让人联想到的，就是“杀人放火”，“夜不归宿”，让人想到的可不就是“道德不轨”嘛。

我们以明代为例，明代关于黑夜犯罪的故事很多很多，关于黑夜犯罪的历史记载也不少。小说故事有时候就是历史，历史有时候也像小说故事，所以我们从小说与历史中找一些互相可以对照的例子。

第一个例子是江船上谋财害命。大家看《警世通言》第十一卷《苏知县罗衫再合》，这是很有名的小说。说永乐年间仪真县，就是现在江苏长江边上啦，有一帮专门在水路上半夜劫财的一伙强盗，以徐能为首，聚了一班水手，叫做赵三、翁鼻涕、杨辣嘴、范剥皮、沈胡子，这些人都不是个良善之辈，时常打劫乘船的客人，看看大约有些油水，看得上眼，就在半夜三更，悄悄地把船移动到僻静的地方，把客人谋害了，然后劫了财产，这个故事就是说他们为劫财色，把乘船赴任的候补知县苏云，用棕缆捆作一团，像一只馄饨，扔在水里，几乎把他一家人全害了，幸好他的夫人逃生，最后到操江林御史那里告了状，报仇雪恨。

虽然这是小说，却有很真实的背景，《御选明臣奏议》里面，有明正徳年间官员唐龙的一份上疏，里面就曾经提到，在鄱阳湖上，有贼船数百，往来劫杀。“各府州县，非告白昼杀人，则诉黒夜劫夺，盗贼无处无之。”，而嘉靖年间，《皇明疏钞》里面有黄绾专门写的《弭江盗疏》，里面也提到，长江上半段从九江到太平，下半段从镇江到苏松，这本是“东南襟喉之地，舟航往来之途”，但是，却常常不安全，怎么不安全呢？说盗賊不时出入，而且肆无忌惮地打劫来往的商人，甚至拒捕官军，一旦官军人多，就急忙逃得无影无踪，官军一走呢，就又重新聚集起来，所以，常常发生类似抢劫杀人如《苏知县罗衫再合》这样的故事，比如明代成化年间的陈炜在江西布政司任上，就处理过一个案子，上杭的富商林春，打发他的姨太太王氏回老家，到了鄱阳湖，同船的人夜里把十几个人扔到水里，把他们的财物都抢了，这就是在夜色的掩护下杀人越货呀，幸好被窜下水的王氏，还幸运地没有沉溺，漂了三十里以后得到援助，终于告官，陈炜派了兵吏，悄悄地察访，在抚州一举抓获，人赃俱获，盗无一人免者”，真正上演了一出《苏知县罗衫再合》式的故事。

第二个例子是夜里乘火打劫。《隔帘花影》第二回《寡妇避兵抛弃城居投野处，恶奴欺主勾通外贼劫家财》中说，有两个坏人全福和李小溪，专门等三更时分去打劫，有一次来到刘家庄，先把场围一垛杆草点起，跳过墙去，烧起后面屋檐来，乘乱就大肆抢劫。这种夜里乘火作案的方式，在明代事实上也是很常见的，比如正德三年（1508）三月在饶州余干县，夜里就有贼来打劫富裕的商人段氏，点起火来，谁知道，这场祸殃及正好住在段家的邻居康万钦的妻子彭氏，在焚火烧屋中，她被强盗搜出，捆起来押到祝家桥的时候，彭氏为避免受辱，找了个机会投水自尽，三天以后，丈夫寻找到妻子的尸体，据说“其面如生”，于是，官方宣布表彰她的节烈，这件事情有大文学家李梦阳的记载。

第三个例子是夜间劫狱。大家都看过《水浒》，在《水浒》第三十八回《浔阳楼宋江吟反诗，梁山泊戴宗传假信》里面，梁山好汉想劫狱救宋江，这时，被打入死牢的宋江和押牢节级戴宗，就是神行太保啦，他们商量好，宋江就披散头发，倒在尿屎坑里滚，装作失心疯的样子，要逃出牢笼，但是，却没有瞒过江州通判黄文炳的眼睛，结果劫狱不成。可是，我看一些资料，明代确实有夜里劫狱成功的，万历三十四年（1606）正月初一的夜里，安徽宁国府犯人胡以华得到外应，偷偷地得到铁凿，于是假装肚疼，向看监狱的陈六哭诉，要求他暂时解开钮镣，以便大便，因为当时陈六已经喝醉，而民壮方顺等巡夜人也喝多了酒，管理的刑房吏石元嘉，又不来查夜，负责的官员全介也不来亲自点视，结果，胡以华凿开了墙壁，犯人全部逃走，而狱卒陈六酒醒以后，吓得自杀身亡。

你们如果看看明代的文献，就知道什么聚众赌博啦，入室偷盗啦，越轨淫乱啦，越狱逃逸啦，这些光天化日之下，良民绝不会干也不能干的活动，都是在黑夜中坏人干的勾当。明代有一个官员张宁在管理福建汀州府的时候，就曾经发布榜文，告诉乡里，说当地坏人“十兄弟”游手好闲，不务生业，专门结交无赖之徒，每天强迫乡里的人轮流办饮食，在街坊里面肆意勒索，特别是到了夜里，仍然不散，专门搞奸淫、赌博，哄骗钱财这样的事情。万历年间，一个叫张维枢的地方官看到一些恶少凶徒，总是在夜里呼朋引类，抢劫赌博，为非作歹，就颁布示令，宣布老规矩，“以一鼓三点为期，不许擅自行走”，特别是民间婚丧嫁娶的宴会，更不许妇女到了半夜还宴饮不归家，因为他觉得，夜里容易使盗贼生心，也容易导致男女混杂。到了明末，著名的学者刘宗周更是向地方官建议，连那些唱戏的梨园也关闭起来，因为斗大的一个小城，一下子聚集数千人，夜聚晓散，日耗千金，更麻烦的，不仅仅是他们破坏了平静而有规律的日夜作息，而且还在里面出现了很多坏人坏事。

当然，夜间聚众不是在明代才特有的事情，以夜间赌博，导致杀人夺财的事情为例，明代之前的宋代，大家看《名公书判清明集》卷十四潘司理拟《因赌博自缢》，明代以后的清代，大家看乾隆年间的地方官的题报，这种事情是很多很多的。

顺便在这里再提一点，在古代中国人的观念中，漆黑的夜里，不仅是恶人犯案的时间，是伤风败俗的机会，也是狐鬼惑人的时候，而且还变怪百出，让人畏惧。什么原因呢？因为人鬼殊途，阴阳悬隔呀，所以人们在白天活动，而鬼怪在夜间出没。大家都一定听过鬼怪故事，这些故事的时间，大都发生在夜里，哪里有大白天见鬼的呢？所以，这种对黑夜的恐惧观念来历悠久，上自士夫，下到民间，流传的故事里面，如果主角是狐仙物怪、亡魂阴鬼，那么舞台往往在荒郊坟茔，而时间则一定是在半夜三更。所以，传统社会中的人普遍相信，正确的生活秩序是“明而动、晦而休”或者“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可是，在古代偏偏有人还是要“昼伏夜出”甚至“夜聚晓散”。

话说回来，什么半夜偷鸡摸狗啦、聚众赌博啦、甚至乘黑打劫啦，应该说，还不是最让政府和官员担心的，个别民众违反规定的时间安排，生活习惯异常，这没什么，最多它只是违背了儒学或理学的理想秩序，使社会总存在一点点不安定的因素。

对于官方来说，更麻烦的是有组织的集体行为。对于那些并非个别的，而是集体的，一大帮人晚上聚在一起，古代中国的官方和民间，都相当紧张和警惕。为什么呢？因为这不是外在制度和内在自觉可以约束的啦。一些被迫私密化、边缘化的集体行为，本来就是被你们这些法令啦、道德啦，驱赶到黑夜里秘密进行的，为什么要在黑夜？就是你不允许嘛，所以，它要躲开你的监视嘛。特别麻烦的是，这些本来在黑夜里面不让集会的时候，还有那么多人热情地聚在一起，一定有些是很热烈的信仰，可是，一旦它是一种秘密的、热烈的、有信仰的活动，其诱惑力和煽动力就非同小可。大家都知道呀，如果这没有一点诱惑力，大家干嘛要半夜不睡觉来聚会呀？所以，民间社会也好，官方政权也好，都相当害怕这种不在监督视线范围内的集体的秘密行为。

邱爽手绘电影《刺客聂隐娘》

前面我们说，在古代人的想象世界中，在月黑风高之际出来的，不是抢就是盗，不是嫖就是娼，更不消说，还好多人聚在一处，聚在一处干什么呢？在传统的观念里面，夜幕下不仅是黑暗，而且是阴谋、混乱、肮脏和反叛。这一连串的联想，就是传统生活习惯的观念性产物，思想史要不要考虑这些观念和它的影响呀？我想，古代人绝对想不到现代都市的生活方式，也绝对想不到现代社会里面，“昼伏夜出”倒是有钱有权人的生活习惯了，你看，现在很多明星啦、大款啦，都是夜生活很多的，白天要睡大觉的。可是，古代中国人对于夜间行为，好像都有一种想象，就是凡在夜间所为的，都是鸡鸣狗盗、奸淫邪妄之事。因为在传统社会中，生活时间的反常，就是伦理秩序的颠倒。所以，《警世通言》里面有一篇《范秋儿双镜重圆》，里面说到群盗，就用了两句“风高放火，月黑杀人”来形容，风高月黑的时候好干什么？就是放火杀人嘛。

从过去的法律文书、历史记载、戏曲小说中看来，在所有昼夜颠倒的生活现象中，最让官方最紧张的，也是最不能容忍的，就是带有宗教信仰的人，一大伙子在夜间的聚会。后唐天成二年（927）六月七日法布的敕令说，这种聚会常常是导致僧俗、男女的界限混乱，夜间聚众，假装是宗教宣传说教，实际是放纵情欲。所以，皇帝下令各地州县镇，严肃查办，而且要“重杖处死”，这就是大罪，判得很重了。

从宋代的文献来看，这一类规定，在宋代越来越多，并且正式写在法律文书里面。《宋史·刑法志》里有一段话很常见，很能说明问题：

左道乱法，妖言惑众，先王之所不赦，至宋尤重其禁。凡传习妖教，夜聚晓散，与夫杀人祭祀之类，皆著于法，课察甚严，故奸轨不逞之民，无以动摇愚俗。

这里有几个罪名，一是“左道”和“妖言”，这就是邪教呀，从古代就严禁，所以现在禁止是有历史依据的，二是夜聚晓散，凡是夜里干的都是邪恶的事情，和杀人祭鬼一样，不文明。我们来看宋代的几则记载：

一、北宋的天圣五年（1027），刘随给宋仁宗上疏，建议禁止“夜聚晓散”和“造仪仗事神”，因为他自己在地方上任职，知道这种民间活动很多，“诱之以天堂，怖之以地狱”，而且“夜聚晓散，谓之修善”，这种聚众的结果，就是可能动乱闹事，何况又有作为仪仗的兵器在手，他建议要在乡村的交通要道，把禁令写在墙壁上，让民众知道禁令。他特别提到，这种妖术惑众的危害极大，很容易扰乱秩序，这种混乱对士大夫的历史记忆很深刻呀，他说天禧年间（1017-1021），在河阳这个地方，一种迷信妖怪活动很流行，不出十天，就传到了北宋的首都汴梁，搞得大街小巷人心惶惶，幸好官方及时出了榜文，捉到了“夜聚晓散”的人张子元等几百人，由吕夷简执法，几个月后才得到安定。他认为，现在妄称自己有几百岁的张惠真，就是当年那种“夜聚晓散妖妄之人”，他说，夜聚民众一定会引起社会秩序的动荡不安。

二、至和元年（1054），赵抃又上书给宋仁宗，激烈批评道士传授符箓惑众，说有龙虎山道士王守和，在开封寿星观内纠集京师官员百姓妇女等一二百人，“以授符箓神兵为名，夜聚晓散”，而且要在十五日夜间，登坛聚众作法，他对此深表警惕，而另一个叫李清的人，也以念佛为名，号称经社，晚上聚会，白天散去，所以他担心惑众生事，就建议由开封府负责，把这些为首的人押解回本人的原籍，以免社会动乱。

三、从此，在宋代，“夜聚晓散”就成了一种妖淫谋逆的代名词。大家可以看看《宋会要辑稿》，这里的刑法部之二，收录了很多这方面的资料，还有《名公书判清明集》，这里面也收了很多宋代人的判词，很反映当时士大夫官员的想法，比如吴雨岩的《痛治传习事魔等人》里面就说，在饶州、信州之间，民众无知，常常被妖言迷惑，“男女混杂，夜聚晓散”。

“传习妖教，夜聚晓散”成了从北宋到南宋的官员向朝廷报告中最常见的社会问题之一，我们看到，在《宋史》、《长编》、《会要》、《清明集》、《奏议》里面，不下几十近百次这样的报告。对于政府和官员来说，这确实是最感焦虑和紧张的一件事，因为，这个威胁远远大于一般的在晚上偷鸡摸狗、赌博生事、打家劫舍。它的威胁是什么？第一，是扰乱社会生活秩序；第二，要威胁到政权的存在；第三，是甚至要影响到主流文化的指导权力。所以，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官员，都要非常严肃地面对这一事情。各地的地方官，有时还要临时颁布地方性的严厉规定，比如，宋代的张守就向朝廷报告，说近年乡村有昏夜聚首素食的所谓“夜斋”，因为在晚间进行，所以和“夜聚晓散不甚相逺”，所以他发布榜文，命令本路州县乡村禁止，并且要求朝廷也下令，让各地都按照这种方式执行。当时规定，凡是夜聚晓散、男女杂处的，要判处流刑，流放三年。

这种规定，到了元明两代，还是一样执行的。在《大元圣政国朝典章》、《通制条格》里面都有记载呀，比如，至元十一年（1274）五月十六日的中书兵刑部禁令，说到大都街上有泼皮撕打、跳神师婆、还有夜聚晓散的，所以要严厉禁止，至元十六年（1279），中书省、御史台又重申，对于汉族地区“祈仙、祷圣、赛神、赛社”活动，要一概禁止，原因是容易造成混乱，尤其是这些活动置“神案、旗牌、锣鼓、伞盖、交椅、仪从等物，若不拘收，且恐因而别生事端”。过了几十年，到延佑四年（1317）五月，朝廷又下令重申，所有的城市都禁止祈赛神社、扶鸾祷圣、夜聚明散。为什么？因为这种煽动性很强的宗教信仰，是很有可能引起大规模骚乱的，那些夜间带有犯禁的聚会，其冒险意味更容易刺激人的越轨之心，这不是蒙古人的忧虑，蒙古人还没有那么警惕，反而是汉族士大夫的担心，他们看到宋代的食菜事魔，元代的白莲社、白云宗，都是这样，所以格外警惕。

我这里念一段元成宗大徳七年（1303）郑介夫的奏疏给大家听，他说到当时的白云宗，“其初未尝有法门，止是在家念佛，不茹荤、不饮酒、不废耕桑、不缺赋税”，这是官方可以容忍的呀，可是，下面就不一样了，大家听听，他说，这种宗教信仰，在“前宋时谓其‘夜聚晓散’，恐生不虞，犹加禁絶，然亦不过数家而已”，可是现在呢？“今皆不守戒律，狼藉荤酒，但假名以规避差役，动至万计，均为诵经礼拜也，既自别于俗人，又自异于僧道”，这就很有趣了，一是不守戒律，不合宗教伦理，二是并非真正信仰，只是逃避差役，三是既不是政府管的世俗人，又不是合法的佛教道教徒。这样的人如果太多，动以万计，那么如果不加以严禁，就很麻烦了。

所以，这就成了一个古代中国的传统。明代和清代的法律都继续规定，对这些假降邪神、书符咒水、扶鸾祷圣的端公、太保、师婆，以及假借弥勒佛、白莲社、明尊教、白云宗名义的，只要是夜聚晓散的，为首者要判绞刑，次要的各杖一百，流三千里。之所以要如此禁止夜聚，古代人自有他们的想法，《明会典》卷十中特意说到这一点，有常产、有常心的人，很容易认同现实的政治，遵循传统的秩序，但是，那些游手好闲、不务生理、邪术左道、扶銮祷圣，烧香结社、好饮赌博的人，则因为行为受到制度的压迫，不得不“夜聚晓散”，所以说，官方应当严厉查办。

为什么那么严厉？因为这种带有宗教色彩、而且人数众多的夜间集会，确实是一种对“秩序”的破坏，对“控制”的反叛，它会激起长期单调生活中的民众，对于越轨行为的好奇。这一点很多专门研究民众叛乱史和宗教信仰史的人都讲过，一个法国学者在讨论宗教集会时说，祭祀典礼与叛乱骚动经常相伴相生，这在历史上是常见的事情。持续的平凡生活，会产生了欲望难以满足与精神压抑的倾向，所以，典礼和叛乱的常常会结合起来寻求渲泄，按照他们西方人的说法，在这一瞬间，社会处于它的“休息”状态，秩序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

这种夜间的叛乱或者骚乱在历史上屡见不鲜，所以，从宋到清，一千年来，对于宗教性的夜间聚会有相当严厉的管制，这也造成了一个后果，就是后来的士人，只要面对各种民间宗教和外来宗教时，如果想把他们定罪，就总是要说他们“男女混杂，夜聚晓散”。因为黑夜里，总是不干好事，什么坏事最丑恶呢？就是男女混杂嘛。这是一个老办法，也是一个在古代有效的办法，凡是攻击一个宗教、一个人，就可以说他“夜不归宿”，“夜不归宿”的暗示就是“道德有亏”，否则你干什么呢？晚上不在家，就是干坏事嘛。所以，就连后来对付天主教的时候，它们还是会采用这个方法。比如明代万历年间礼部郎中徐如珂攻击天主教，就说天主教“公然夜聚晓散”，对于任何异端宗教，官方和士人历数它的罪名，总是有“夜聚晓散”，大家看看清代黄育梗《破邪详辩》就知道了，后来晚清时攻击西方传教士来中国传教，还是想当然地用这个方法。

本文选自《思想史研究课堂讲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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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葛兆光/出版社: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年: 201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