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许鞍华遇上张爱玲:《第一炉香》为何极难改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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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许鞍华遇上张爱玲:《第一炉香》为何极难改编?

许鞍华宣布改编《第一炉香》后,关于这件事的后续就成了张迷关注的焦点。从马思纯在微博晒出的“张爱玲语录”,到电影版《第一炉香》的选角争议,网友们围绕许鞍华的改编展开热烈讨论。更有人直说:选马思纯演葛薇龙,彭于晏演乔琪乔,是“自杀式选角”。撰稿人周郎顾曲认为:《第一炉香》这样的作品,本身就极难改编。如果只照搬情节,电影容易沦为奇情片。如果删繁就简,只拍葛薇龙和乔琪乔的感情,原著的精髓就会被矮化,改编就真的成了“小情小爱”。要还原原著的感觉,对导演的视听语言、编剧的文字功力要求非常高,甚至对摄影、美术指导,都是不小考验。而许鞍华过往改编张爱玲的作品,往往舞台剧好过电影,她在改编电影的过程中,显得规整有余,邪性不足,张爱玲的文本,其实是需要邪性,需要天才的惊鸿一瞥的。

电影《倾城之恋》 剧照

《洞见》第425期

当许鞍华遇上张爱玲:《第一炉香》为何极难改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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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炉香》,用空间传递感觉

每个人这一生都要翻过一座高山,对“张迷”许鞍华来说,改编成功一部张爱玲作品,或许是她想要翻过的高山。尽管她心底里意识到任务艰巨,但那股执念还是逼着她去冒险。所以几番考量后,许鞍华接过了改编《第一炉香》的任务。这是张爱玲的中篇小说处女作,也是她极难改编的作品之一。

《沉香屑·第一炉香》初载于1943年《紫罗兰》杂志第二期至第四期,收入1944年8月上海杂志社的小说集《传奇》。它被公认为确立张爱玲风格的作品,也是作家融合古典与西方叙事技巧的尝试。随着许鞍华宣布改编《第一炉香》,到公布主演阵容,这部小说再度引起关注。然而,《第一炉香》虽然极具电影风格,却并不适合许鞍华。

要分析其原因,需要结合《第一炉香》的文本来谈。从首段开始,张爱玲就表露出自己的叙事野心。“请您寻出家传的霉绿斑斓的铜香炉,点上一炉沉香屑,听我说一支战前香港的故事。您这一炉沉香屑点完了,我的故事也该完了。”这是一个有说书人腔调又融合现代小说技巧的开头。在中国古代,小说叙事者往往是说书人,所以开头常伴随着诗文,然后来一句“列位看官”,抓住读者注意力,将核心情节娓娓道来,到文末,再加一个“且听下回分解”,由此环环相扣。比如《西游记》开头:“诗曰:混沌未分天地乱,茫茫渺渺无人见。自从盘古破鸿蒙,开辟从兹清浊辨。”这就是一个典型的章回小说开头。在张爱玲的早期小说中,说书人的腔调犹存。比如《金锁记》:“三十年前的上海,一个有月亮的晚上……我们也许没赶上看见三十年前的月亮。年轻的人想着三十年前的月亮该是铜钱大的一个红黄的湿晕,像朵云轩信笺上落了一滴泪珠,陈旧而迷糊......”叙述者“我”,领着读者到故事发生的现场。这样做的好处,一来可以制造悬念,激起读者的兴趣。二来,在读者与故事间调整距离。

张爱玲自小阅读《红楼梦》和《海上花列传》,对古典小说的技巧熟稔在心。她的开头常有怀旧的气氛,迅速交待时间、背景、人物的同时,渲染出苍凉的语调。而她的小说开头又很现代,十足的电影感,借空间来说感觉,《第一炉香》即是例证。

小说开头并没有明说女主角葛薇龙的背景、心境,而是通过葛薇龙的视角,描绘她所见到的景色,从而点出她的心境:

“葛薇龙,一个极普通的上海女孩子,站在半山里一座大住宅的走廊上,向花园里远远望过去。薇龙到香港来了两年了,但是对于香港山头华贵的住宅区还是相当的生疏。这是第一次,她到姑母家里来。姑母家里的花园不过是一个长方形的草坪,四周绕着矮矮的白石字栏杆,栏杆外就是一片荒山。这园子仿佛是乱山中凭空擎出的一只金漆托盘。园子里也有一排修剪得齐齐整整的长青树,疏疏落落两个花床,种着艳丽的英国玫瑰,都是布置谨严,一丝不乱,就像漆盘上淡淡的工笔彩绘。

 

草坪的一角,栽了一棵小小的杜鹃花,正在开着,花朵儿粉红里略带些黄,是鲜亮的虾子红。墙里的春天,不过是虚应个景儿,谁知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墙里的春延烧到墙外去,满山轰轰烈烈开着野杜鹃,那灼灼的红色,一路摧枯拉朽烧下山坡子去了。杜鹃花外面,就是那浓蓝的海,海里泊着白色的大船。这里不单是色彩的强烈对照给予观者一种眩晕的不真实的感觉——处处都是对照;各种不调和的地方背景,时代气氛,全是硬生生地给搀揉在一起,造成一种奇幻的境界。”

这是一段夹叙夹议的文字,张爱玲在短短两段中转换了两次叙事视角。先是“(葛薇龙)向花园里远远望过去”,作者的全知视角,变成葛薇龙的限知视角,再到“这里不单是色彩的强烈对照给予观者一种眩晕的不真实的感觉”,又回到了作者的议论。

作者:  张爱玲

出版社: 花城出版社

出版年: 1997-3

页数: 281

而这两段,也是点出葛薇龙的现状和心态的文字。她到香港两年了,却对香港山头华贵的住宅区很生疏,可见她自己并不富有。但是,当她望着姑母家的景观,目力所及的则是逐渐强烈的色彩,从“矮矮的白石字栏杆”,到“鲜亮的虾子红”,再到“那灼灼的红色,一路摧枯拉朽烧下山坡子去了”,张爱玲深信,一个人对所见事物的过滤和渲染可见她的内心,葛薇龙看到的色彩越强烈,越反衬她现状的凄凉、内心的渴望。而当我们通读小说就会明白:“八一三事变”后,葛薇龙跟随家人到香港避难,但因为物价飞涨,家人后来打算离港返沪,葛薇龙羡慕香港的生活,渴望在那里继续读书,却没有钱财,于是她想到了富有寡居的亲姑母梁太太——“一个关起门来留住满清末年的淫逸空气的小慈禧太后”。

小说对梁太太家着墨甚多,它隐喻了香港被殖民的处境。张爱玲对此细致地描绘道:“山腰里这座白房子是流线型的,几何图案式的构造,类似最摩登的电影院。然而屋顶上却盖了一层仿古的碧色琉璃瓦。玻璃窗也是绿的,配上鸡油黄嵌一道窄红边的框。窗上安着雕花铁栅栏,喷上鸡油黄的漆。屋子四周绕着宽绰的走廊,当地铺着红砖,支着巍峨的两三丈高一排白石圆柱,那却是美国南部早期建筑的遗风。从走廊上的玻璃门里进去是客室,里面是立体化的西式布置,但是也有几件雅俗共赏的中国摆设,炉台上陈列着翡翠鼻烟壶与象牙观音像,沙发前围着斑竹小屏风。”这个空间,在外貌上是中西结合,摩登的线条、宽绰的走廊、屋顶上盖着一层仿古的碧色琉璃瓦,很像我们如今在前租借区或古文化街看到的建筑,结构是现代的,却要加个古典的屋顶,迎合西方人东方主义式的想象。当时的香港,从建筑到人的理念,都在殖民者的改造中成了精巧的东方主义式景观,既有西方人的美学和价值观,又保留了一些取悦他者想象的中式器物,正如同梁太太家,“里面是立体化的西式布置,但是也有几件雅俗共赏的中国摆设”,翡翠鼻烟壶、象牙观音像、斑竹小屏风,迎合了西方人对当时中国人的成见:烟瘾、崇佛、虚弱、愚昧......张爱玲担心读者看不懂,所以在大段描绘后议论道:“这里的中国,是西方人心目中的中国,荒诞,精巧,滑稽。”就连人的服装和身体,也被殖民化。张爱玲写道:“(葛薇龙)穿着南英中学的别致的制服,翠蓝竹布衫,长齐膝盖,下面是窄窄的裤脚管,还是满清末年的款式;把女学生打扮得像赛金花模样,那也是香港当局取悦于欧美游客的种种设施之一。”赛金花是清末名妓,将女学生打扮成妓女模样,由此可见这种制服改造中,隐含着性的成分,殖民地的女性陷入到洋人的男性凝视中,他们认为自己是阳刚的征服者,而把殖民地女性固化为弱者、纵欲的工具。

与此同时,《第一炉香》也写出了香港这个空间的断裂感,以及不同阶层的隔阂。我们注意到:小说在描述梁太太家时,反复强调它与周围的格格不入。先是借葛薇龙的视野,说“这园子仿佛是乱山中凭空擎出的一只金漆托盘”,再是用“大坟山”、“小天地”、“鬼气森森的世界”等表述,来强化梁宅与他者的距离感和突兀感。如前文所说,梁太太家其实是被殖民化的香港的隐喻,而这个空间的突兀和尴尬,正好与香港在历史和文化认同上的错位不谋而合。香港本是中国的土地,却被英国人租了去,在这个改造的过程中,香港的空间和精神认同都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它像一个失根的游子,有一个古老的抛弃它的母亲,和一个塑造它精神但骨子里轻慢它的父亲,张爱玲或许无心于意识形态的冲突,但她对空间和微观权力结构的洞察,无形中指向了香港在殖民时期的困境。


张爱玲画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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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丽的文字背后是残酷

《第一炉香》很有电影感的另一点在于:它把每个人物都立住了。一个三万字左右的小说,大大小小的人物都被写活,这是张爱玲让人惊叹的地方。

对葛薇龙,张爱玲的描写是:“她的脸是平淡而美丽的小凸脸......眼睛长而媚,双眼皮的深痕,直扫入鬓角里去。纤瘦的鼻子,肥圆的小嘴。也许她的面部表情稍嫌缺乏,但是,惟其因为这呆滞,更加显出那温柔敦厚的古中国情调。”

对乔琪乔,张爱玲写道:“他比周吉婕还要没血色,连嘴唇都是苍白的,和石膏像一般。在那黑压压的眉毛与睫毛底下,眼睛像风吹过的早稻田,时而露出稻子下的水的青光,一闪,又暗了下去了。人是高个子,也生得停匀,可是身上衣服穿得那么服帖、随便,使人忘记了他的身体的存在。和他一比,卢兆麟显得粗蠢了许多。”

对小说的真正主角梁太太,张爱玲写得更是惟妙惟肖:“薇龙这才看见她的脸,毕竟上了几岁年纪,白腻中略透青苍,嘴唇上一抹紫黑色的胭脂,是这一季巴黎新拟的‘桑子红’。薇龙却认识那一双似睡非睡的眼睛,父亲的照相簿里珍藏着一张泛了黄的‘全家福’照片,里面便有这双眼睛。美人老去了,眼睛却没老。”通过和丫鬟的三两对话,梁太太风情、刻薄、狠辣的一面,也生动地呈现给了读者。小说中对梁太太的描写,有一处妙得很,但见“梁太太不端不正坐在一张金漆交椅上,一条腿勾住椅子的扶手,高跟织金拖鞋荡悠悠地吊在脚趾尖,随时可以啪的一声掉下地来”,张爱玲把一个阔太太写得如同游蛇,阔太太的物质,浪蹄子的心性,浓缩在一个定格的画面中,很欲,很吊人胃口,却守着最后那根线,所以“高跟织金拖鞋荡悠悠地吊在脚趾尖”,处在要掉不掉的边缘。

值得一提的是,蛇的意象在小说中多次出现,例如葛薇龙刚进梁宅时,看钢琴上面宝蓝瓷盘里的仙人掌“正是含苞待放,那苍绿的厚叶子,四下里探着头,像一窠青蛇,那枝头的一捻红,便像吐出的蛇信子”,随即,张爱玲就安排了睨儿的登场,后来,当睨儿与乔琪乔偷欢时,张爱玲也用了蛇的意象,乔琪乔那天摸黑去花园,手执防蛇棍,偏偏就遇到了工于心计的睨儿,浓情蜜语间,便吃了这位花心大少,可谓是防蛇不成,反被蛇咬。

所以,要改编《第一炉香》,必须注重人物和空间感的营造。张爱玲高明的一点在于:她写人物、写背景,不是直白地说出,而是在工笔似的对空间的描述中,把人物和背景立起来,给予读者画面感,也让小说的思考空间更大。那些说她只写小情小爱的评论家,实是没有细看这些文字。正是在具有时代感的微观权力结构的构建中(比如梁太太家,葛薇龙与梁太太的关系;姜公馆,曹七巧与周围人的关系),张爱玲的小说“以小见大”,不因意识形态的改变而消失,因为世事会变,但葛薇龙、曹七巧的遭遇仍然上演。

这是个华丽的文本,但它的内核是残酷的。葛薇龙陷入爱的泥淖,原来只是梁太太的利用工具。梁太太的家艳异非常,实质却如同《海上花列传》里的妓院,梁太太就是那老鸨,养着一群出卖皮肉的工具,睨儿、睇睇、葛薇龙,在她眼里不过是不同的棋子。从一开始,等待葛薇龙的就是个局,谁先沉醉,谁就遍体鳞伤。梁太太在衣橱里准备了“一柜子为她量身定做的衣服”,安排她出入酒桌饭局,她自以为聪明,到头来落个凉薄。《倾城之恋》里,范柳原说:“结婚若是为了维持生计,那婚姻就是长期卖淫。”而在《第一炉香》中,葛薇龙更绝望,她看见妓女时道:“本来吗,我跟她们有什么分别?”“乔琪一只手管住轮盘,一只手掩住她的嘴道:‘你再胡说——’薇龙笑着告饶道:‘好了好了!我承认我说错了话。怎么没有分别呢?她们是不得已,我是自愿的!’”

张爱玲生前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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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鞍华与张爱玲是两类人

这些女性困在这个环境里,永远跑不掉。从这一点来看,《第一炉香》的文字很《红楼梦》,内核却是《海上花列传》的。这两部小说都在写最不可得的爱情(张爱玲后来写《色戒》也是),她们与男人的关系建立在买卖关系,一个出钱,一个卖身。她们见惯男人的虚情假意,浸泡在世故里久了,反而辨不清真心。她们无法专一,也无法忍受婚姻的单调,可是,她们的人生却依附在一个根植于男性欲望的生产机制里,这是她们生命悲剧的根源。

《第一炉香》不仅是个爱情悲剧,它是旧制度瓦解、新制度尚未完善、国家被殖民化过程中人的精神写照。所以,要拍好《第一炉香》,不仅要关注到男女间的情绪,也要有对殖民地背景下空间生产、权力关系的了解,但在过去许鞍华改编张爱玲的电影中,这些都是被弱化的。许鞍华关心情感和人际关系,但她很少深究这些关系背后的政治成因,例如《黄金时代》中,她还原了萧红的日常生活,但在那个时代崇尚自由的知识分子为何集体向左转的问题上,她着墨甚少。

如今的许鞍华不再是新浪潮时期的她,相比起早年,她的作品更稳重平缓,但少了许多锐气。她现在适合拍朴素的故事,展现生活的日常感,她自己也说,她比较适合拍《半生缘》,因为那部小说相对朴素点。至于《第一炉香》这样的作品,和她实在不搭调。《第一炉香》是生活中的奇观,既有张氏作品常有的灰烬感,也有殖民视野下的混沌众生,作品里有邪气,有天才的散漫,有对待人物的不留情面。许鞍华和张爱玲都很看重情感,但在情感的处理上,她们是两类人。许鞍华三分留情,对人物常有恻隐之心。张爱玲凛冽决绝,苍凉中有残酷的底色。她们都对爱执着,但表达的方式不一样,这也决定了他们作品气质的不同。

《第一炉香》难改编成电影的地方在于:如果只照搬情节,不注意语言和人物的塑造,电影容易沦为奇情片,猎奇有余,深度不足。如果删繁就简,只拍葛薇龙和乔琪乔的感情,原著的精髓就会被矮化,改编就真的成了“小情小爱”。要还原原著的感觉,对导演的视听语言、编剧的文字功力要求非常高,甚至对摄影、美术指导,都是不小考验。比如梁太太家,怎么再现它那种突兀又象征着香港的感觉?葛薇龙成为交际花的过程,又如何处理地不突兀?这都是很考验改编者的地方。所以,《第一炉香》虽然有电影感,却很少有导演敢碰。

张爱玲生前最后一张相片

【作者简介】

周郎顾曲,自由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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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卡拉维

图片: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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