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俞敏洪到马云:这一代精英对女性的工具化为何那么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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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俞敏洪到马云:这一代精英对女性的工具化为何那么深?

2019年05月17日 15:39:44
来源:凤凰网文化

马云再次站上热点中心。继“能够996是修来的福报”后,5月10日,在杭州西溪园区总部举行的公司员工集体婚礼上,马云一身师长装束侃侃而谈道:“婚姻不是为了进一步积累财富,不是为了买房子,不是为了买车子,而是一起生孩子。要一起享受幸福美满的生活,孩子是无价之宝,永远记住,所有的东西都可能是别人的,都可能是假的,只有孩子才是真正自己的东西,多生孩子吧!”马云将多生孩子作为“婚姻的第一个KPI”,鼓励夫妻工作996、婚后669,这些言论引起了网友的热议。

撰稿人周郎顾曲指出:从俞敏洪的“女人堕落论”,到马云的“结婚是为了生孩子”,中国商业精英的奇谈怪论屡屡让看客惊奇。和他们掌握的巨大资本和声望相比,他们对性别、婚姻、家庭等话题的看法充满了前现代的思维方式,在这背后不仅是父权的幽灵闪烁,还根植于前现代家长制的话语体系中,在这套话语体系里,女主内男主外,媳妇要孝顺公婆也要迁就丈夫,生一个大胖小子,就是给家庭最好的福报。女性被视作生育工具和家庭稳定的砝码,而不是一个独立立体的人,拥有爱与选择的自由。

马云在公司员工集体婚礼上,图源:视觉中国

《洞见》第424期 从俞敏洪到马云:前现代家长制的幽灵浮现

1.前现代家长制的话语思维

从俞敏洪的“女人堕落论”,到马云的“结婚是为了生孩子”,中国商业精英的奇谈怪论屡屡让看客惊奇。他们是改革开放后自我奋斗的代表,被业界视作成功典范,但和他们掌握的巨大资本和声望相比,他们对性别、婚姻、家庭等话题的看法充满了前现代的思维方式,在这背后不仅是父权的幽灵闪烁,还根植于前现代家长制的话语体系中,在这套话语体系里,女主内男主外,媳妇要孝顺公婆也要迁就丈夫,生一个大胖小子,就是给家庭最好的福报。女性被视作生育工具、家庭稳定的砝码,而不是一个独特立体的人,拥有爱与选择的自由。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一针见血道:“母权制的被推翻,乃是女性的具有世界意义的失败。丈夫在家中也掌握了权柄,而妻子则被贬低,被奴役,变成丈夫淫欲的奴隶,变成单纯的生孩子的工具了。妇女的这种被贬低了的地位,在英雄时代,尤其是古典时代的希腊人中间,表现得特别露骨,虽然它逐渐被粉饰伪装起来,有些地方还披上了较温和的外衣,但是丝毫也没有消除。”

现代商业的宠儿,却说出许多前现代的话语,这似乎很矛盾,但在复杂的中国里,这并非难以理解。过去百年,中国迎来了飞速发展,发展的速度在世界历史上也极为罕见,例如英美等国家用数个世纪才完成的工业化进程和市场累积,中国用一个世纪就完成了,但中国的市场化发展和英美又有不同,它并不是纯粹的市场思维、契约精神作用的产物,而是一方面借鉴了西方的市场化经验,另一方面又保留了许多中国的“土办法”。 

从管理思维到生活方式,中国人看世界的方式并没有因为时代剧变就和西方人一致,我们仍然讲究“忠孝仁义”,也注重家长在集体生活里的分量,既鼓励自我奋斗,又对人情社会、潜规则爱之恨之。中国社会是一个非常复杂、含混着多种思维的社会,中国人在实用主义的指导下,也习惯于在不同场合表现出不同姿态,所谓“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现代精英说出前现代化话语,不过是日光之下的旧闻。

《大明王朝1566》剧照

2.资本的傲慢与个人崇拜

马云在总部举行的公司员工集体婚礼上说出这番话,聆听他的员工夫妻们都身着汉服,在这个其乐融融、充满酒桌气息和家长气息的氛围里,诉诸传统文化、彰显家庭关怀的意味是很明显的。

马云说的话在公共领域令人咂舌,但如果联想到我们回乡返友,被亲戚问候的那些饭局,这样的话就很常见。笔者回乡时印象深刻的一件事就是:二嫂子拜访亲戚,亲戚笑着劝她说,要趁这几年多生仔,生出来,你在这个家才被看得起,你的婚姻也才能算圆满。这番话和“结婚是为了生孩子”论如出一辙,他们本质上都把孩子(尤其是男孩)作为婚姻的最高价值,父权家长制对于婚姻的想象,停留在生育的维度,在这其中的人们对女性的关心和呵护,不是为了女性本身,而是为了她能顺顺利利生孩子,这和养牛产奶的思维并无区别,但它普遍存在于如今的中国社会。

当女权主义者在文化讲座上谈论波伏娃、西蒙娜·薇依,酒局饭桌上的亲戚们,仍在鼓动青春女子早结婚、多生娃,女性对生育之外更高的追求并不被他们理解,通往家庭的贤妻良母,仍是前现代思维支配下的人们的“理想女性”。

注:这本书是学者提摩太·凯勒和凯西·凯勒深入谈论婚姻的作品。 作者在这本书中指出,婚姻是一种荣耀的关系,同时也是最容易被人误解和最神秘的关系。除此之外,作者也驳斥了许多父权社会里有关婚姻的陈旧看法。

商业精英们成长于父权家长制的大染缸中,自己身为男性兼世俗意义上的成功者,很难去感同身受被这种文化所贬抑的女性,他们或许会在公众场合随大流地高呼“男女平等”、“关怀女性”,但在内部集会的场合,他们的心声就会表露。暧昧的是,许多中国企业尽管并非一人所有,但它的企业价值观、企业文化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领导者,而领导者在企业构建的家庭氛围,反过来又增强了领导作为家长的权威。资本没能对领导者的言论进行有效分辨,它成为权力的共谋,利用自己的力量传播了领导者的话语,进而内化成企业的价值观。

从“669”这样的黄色段子,到“只有孩子才是真正自己的东西”,马云这些话如果不传播到公域,定然不会有这番影响,但令人惊诧的一点就在于:企业不但传播这些话,而且表现出认同的姿态。在企业文化里的个人崇拜的助推下,领导者的价值观被包装成了企业的价值观,企业表面上在宣传温情的家庭氛围,实际上执行的是个人崇拜盛行、等级森严的权力运作机制,这套权力关系才是滋生领导者膨胀言论的温床。

当个人言论被企业公器传播,它就成为了一种集体价值的表率,但显然马云这些话并不适合作为表率,它所暴露的陈旧婚姻观念,甚至与阿里所倡导的现代文化相悖,阿里之所以传播它,不仅是因为马云个人的特殊地位,也在于宣传者没有意识到这些话语背后的问题,简而言之,就是缺乏性别与婚姻方面的教育,认同的仍然是前现代家长制的一套。

《大明王朝1566》剧照

3.与好为人师不匹配的知识水平

很多人意外的是:马云、俞敏洪这样的商业精英,他们的一言一行不应该都被层层把关的吗?为什么会频频出现“奇谈怪论”?

的确,按照我们一般的工作经验,越在上层的人,他的一言一行越受到把控,像很多明星艺人,连媒体宣传的照片、一次晚会的发言,都要经过经纪人、组织方、所在公司的严格把关。但这个逻辑在资本的傲慢面前是失效的。笔者的一位计算机专业的朋友说,像这些大企业领导的讲话,并不是每句话都经过精心计算,有时候就是领导心血来潮,有什么说什么,公关不得不加班加点,为领导的言语过失“补锅”。

身居高位的人因权力而任性,这在历史上比比皆是,当一个人沉浸于赞美甚至鼓吹,他对世界的认知就容易陷入狭隘和傲慢。在他们一步步成为既得利益者的过程中,他们掌握了资本也收获了荣誉,身边人都在夸赞他们,很少人敢指出他们的缺点,这时候他们就像是被惯坏的小孩,心态渐渐膨胀。他们顾虑到政治风险,对敏感的话题会避而不谈,但那些在他们看来无伤大雅的事,他们就容易说三道四,暴露自己的知识水平。

无论是商业精英的“福报论”,还是古代皇帝说“何不食肉糜”,他们都显露出既得利益者知识水平的有限和对他者想象的匮乏。诸如马云等商人,他们是商业精英,具有商业头脑,但这不意味着他们的婚姻观就高人一等。就像一个搞文学的学者,他对数学的理解不见得有多高。一个人的婚恋观与他的受教育程度、成长环境和对他者的共情能力有关,但崛起于改革开放初期的一批企业家,很多具有冒险精神,却未必受到多好的婚姻和性别教育。

“人之忌,在好为人师。”尴尬的是,许多商业精英不是婚姻专家,却都“好为人师”。左手成功学语录,右手给青年的指南,员工听着尴尬,却要佯装臣服,于是恶性循环,高帽越戴越高,老师老师的叫着,真老师被遗忘了,假老师拉大旗作虎皮。日复一日,师长贬抑,而大话癖和“好为人师”之风日盛。商业精英最好警惕这一点,因为历史上好为人师的商人,下场往往令人唏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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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周郎顾曲,自由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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