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育之痛”,既是诉说也是疗愈

“生育之痛”,既是诉说也是疗愈

2019年05月13日 14:07:00
来源:澎湃新闻

过去一周,我们先是见证了一场“60后”与“80后”关于生育议题的隔空碰撞。

周五,六零后马云凭“结婚为了生孩子”抢占热搜榜,与此同时,80后90后们(女性居多)则纷纷转发评论一篇基于万余产妇口述故事的《生育中那些没人告诉过你的屎尿屁:是苦痛还是自由?》的文章,表达着各自对“生产之痛”的惊讶、惶恐等真情实感。如果说六零后马云还沉浸在“生育光荣”的保守叙事里,如今的年轻人则早已转换思路了。不过,与其批评他们更容易被“生育苦痛”的负能量牵引,倒不如说这届年轻人更理性更开放了,撕开禁忌正视苦痛才能促成真正的理解。

过去一周,我们还目睹了两场“叙事治疗”。首先,这篇基于万余产妇口述故事的《生育中那些没人告诉过你的屎尿屁》的爆文本身就希望通过诉说产生社会价值;而豆瓣9.5分台剧《我们与恶的距离》本身也是对台湾地区“无差别杀人”案带来的社会创伤与撕裂记忆的一次全面统整,宛如一场“叙事治疗”,并达到了让台湾人更了解自己、理解社会内部问题的目的,其深刻性和批判性皆达到了华语电视前所未有的新高度。

生育中的屎尿屁:撕开禁忌正视苦痛才有真正的理解

5月12日是今年的母亲节(母亲节时间为每年5月的第二个星期日),如果说前几年的公共讨论就出现了“母爱伟大”的赞颂之语实则是道德绑架的声音的话,今年的讨论则更加直白和突破禁忌。一篇题为《生育中那些没人告诉过你的屎尿屁:是苦痛还是自由?》引爆了关于“生育疼痛”话题的讨论,也促使我们开始重新反思“成为母亲”这件事,对女性而言到底意味着什么?

这篇科普文之所以引爆舆论,是因为撕开了产妇生产的真相一角。如果说之前普遍流行的看法是女性生产有很多好处,特别是降低癌症几率,坐月子“治百病”等说法的话,这篇文章则以第一人称口述的方式分析了许多女性生育后的短期与长期的病痛折磨。根据美国一个专业的医疗资讯网站WebMD的统计数据,女性常见的产后问题包括:产后感染(包括子宫,膀胱或肾脏感染);分娩后出血过多;阴部疼痛(阴道和直肠之间);阴道分泌物;乳房问题(如乳房肿胀,感染和管道堵塞);妊娠纹;痔疮和便秘;尿或大便失禁;脱发;产后抑郁症;性爱时的不适;难以恢复怀孕前的身材。

“在我的微博1万多条评论中,大概一半是自己的生产后遗症记录。这些民间记录和WebMD的统计很一致,甚至只有更惨。”JZ在文中写道。痔疮,漏尿,子宫膀胱内脏器官下垂,耻骨分离等,成为了高频词出现在该帖的评论中。除了身体上的痛苦,产后抑郁问题也同样折磨着女性,“在她们承受着肉体痛苦的时候,她们周围的亲人只把她们当作奶牛忽略了她们身体激素的变化,丈夫漠不关心或者厚颜出轨。在她们倒下的过程中,从社会到亲人没有任何援助。” 正是因为从前的忽视,有很多人从来没意识到这些症状和生孩子之间的关系。

而这种现象也不止出现在国内,在全球范围内,对于女性生育痛苦的忽视由来已久。在Babble网上, Lauren Hartmann记录下了20件她希望别人曾告诉她的有关产后问题的事。尽管Lauren在怀孕期间做了很多功课,也阅读了很多孕期日记,但直到产后她才发现对于生育,她还是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

既然这是一个普遍问题,为什么“生育痛苦”长久地在舆论中缺席?恐怕是由于耻感文化的存在,正如网友@Ada李力指出的,这源于生育和女性的捆绑以及长期以来有关“性”的讨论禁忌问题。对那些认为女性“小题大做”的男性,和被“麻木文化”内化的女性,JZ写到,“女性不应该对自己因生产而有的痛苦觉得耻辱并默默承受,别人也不应该熟视无睹更无权企图压制这种发言。”

长久以来,生育被视为女性理所当然的一项义务,而期间的苦痛也被视为默认的代价,如今关于“生育苦痛”的讨论让越来越多的女性意识到伟大背后的代价。同时,也有人也质疑JZ这篇文章的目的,认为她是在鼓励女性不生育。JZ在《每日人物》的采访中回应到,“我从来没想说鼓励女性不生育。我自己就是两个孩子的妈妈,我生孩子,是我自己非常想要这两个孩子。有一些女性会给我留言,说我要很爱这个男人,才能为他生一个孩子,或者说,我要不婚不育,但其实这还是一个很客体化的表达。生孩子当然要出于自己的意愿,是我想和这个男人一起生个孩子,而不是说我想为他生个孩子。”

JZ继续指出,当女性的付出得不到重视,女性会倾向于从孩子身上索取爱意,这是一个闭环的依恋机制。这样的依恋机制很容易带来严重的社会问题。她说到,“‘为他生个孩子’这种观点,对孩子也是不公平的,它容易让母子关系变得沉重,有点像情感勒索。因为做妈妈的,如果生孩子不是基于她自己的意愿的话,很容易觉得自己为孩子付出了这么多,孩子却没有感动过。”

在如此严重的生产代价下,女性在完全了解生育的利弊后,是否还会选择生育? “新京报书评周刊”以此为题在微信上进行了征集。在回收的309份问卷中,已育者愿意生育者居多,未育者中不愿生育的居多。愿意的意见中,有人即使遭受了腰椎损伤,剖宫产疤痕体,产后抑郁等,依旧写道,“愿意。没怀孕前我是坚定的不孕者,怀孕后忽然就变成了一个坚定的母亲。知道他在我身体里的那一刻。我知道我没有任何权利阻止这个小生命来到世界上……把孩子当机会,我发现生命可以无限拓宽”。不愿意的声音也有很多,“如果先知道这些,以及会无人分担,体谅之后的辛苦艰难,我大概率选择放弃生育。因为在养育孩子的过程中,极度的疲劳,抑郁,等负面情绪,和严重的疲劳带给了我很不好的人生感受。(已受伤害:抑郁、腰椎病、风湿)”。

值得明确的是,这些文章所鼓励的并不是不育,而是强调女性在对生育疼痛充分了解后作出选择的权利,以及为妈妈建立起完善的从家庭到社会机制的重要性。正如“新京报书评周刊”总结道的那样,“讨论生育伤害,不是在诋毁生育。让愿意生育的女性,能够有尊严地当上母亲,还需要全社会的努力。” 也正是“看理想”在《今天,请停止“歌颂”母亲》一文指出的,歌颂式话语会成为不公正现状的维护途径,比起分担育儿责任、改善母亲的生活环境,言语上的几句夸奖,成本最低,却也最无用。而这种赞颂的表象下,是父亲角色的缺失。把“母亲”一角捧上神坛的同时,是一场“隐匿又变相的性别剥削”。

那么如何从文化以及社会层面的改变来真正帮助女性缓解生育的苦痛过程呢? JZ提到,产后对于妈妈的精神状况检查,儿医诊所给妈妈提供的社交机会等都很重要。“看理想”也指出了从文化及观念层面“赋予母亲力量”的重要意义,“长久以来,中国母亲的角色是‘去个性化’的,除去母亲之外的角色,关于她们人生的描绘几乎为零。而此刻,除了正视和反思日常话语中对母亲理所当然的剥削,鼓励她、帮助她,让她实现自我价值,是帮助她们找回个性的一种手段。如果说母亲节是一个庆祝身份意义的节日,那么今天,我更愿让你抛下这个身份,因为你先是你自己,然后才是一位‘母亲’。”

为母的尊严当然不能仅仅靠一个节日的“赞颂”去实现,而是有赖于社会和家庭对于母职的支持系统。在生育“只有荣光,没有苦痛”的叙事里,真正的关怀和改变也就无从谈起。有赖于女性教育水平的提高,话语权的提升,女性的生育之苦才渐渐浮出地表,从私人空间溢出为公共议题,也才引发了更多的关注、理解、共情与支持,类似的讨论无疑将帮助更多女性更加理性和真实地面对“成为母亲”的命题,也能为她们带来真正的尊重。

这边80后90后们还在热烈讨论“生育残酷物语”,那边60后马云则抛出了“婚姻就是为了生孩子”的观点——社交媒体时代就是能让“代沟”如此透明可视。

《我们与恶的距离》,通过“叙事治疗”弥合社会创伤

以一桩无差别杀人案为背景,聚焦死刑、舆论、精神病、媒体困境等议题的台剧《我们与恶的距离》(以下简称《与恶》)落下帷幕。全景式的编剧关涉各方:罪犯及家属、受害者及家属、精神病患及家属、辩护律师及法院、媒体人、网民。除了显见的杀人之恶,《与恶》旨在告诉观众:每个人都可能促成恶、参与恶,每个人也都有一份难言之隐。

《我们与恶的距离》海报

界面文化作者“一把青”将剧中之恶分三类。一是“非黑即白伤及无辜之恶”。李晓明犯案,家人被谩骂、威胁,家里经营的面店被砸,父母不得不隐姓埋名搬离家乡;李父终日酗酒一蹶不振,李母每天以口罩帽子遮面,卖粽子维持生计;妹妹李晓文则改名李大芝,隐瞒身世试图开始新生活。为李晓明辩护的律师王赦也被网民怒骂“为人渣辩护的律师”,第一集就在法院门口遭群众泼粪。“一把青”认为,大众“在集体的心照不宣下,以惩恶扬善的姿态,完成了一场场基于自恋而非公义的道德表演”。而剧中大众对以患思觉失调症的应思聪为代表的精神病患的污名化、贴标签,则是“另一种疯癫的表现”。

二是媒体“罔顾事实丧失公信之恶”。不管是《与恶》一开头品味新闻台主编宋乔安拍板播出泰国爆炸的假新闻,还是在应思聪闯进幼儿园时各大媒体不经确认就反复提及其精神病患身份的做法,都展现出媒体伦理的陷落。

三是“不问来由除之后快之恶”。如何处置杀人犯?李晓明的辩护律师王赦苦苦追寻,试图探求罪犯的动机、成长历程,从而推动社会做出制度性的改变,从根本上减少恶;但王赦的理想与公众期待的“杀之而后快”背道而驰。只是,杀掉了这一个,如何预防下一个?

在这一点上, 每日人物也提出疑问:“杀死一个人渣,然后呢?”作者认为,“杀死那个人渣”体现了人们围观悲剧、对悲剧发表见解的热情,“愤怒的审判”、“傲慢的正义”看似处于道德高地,实则是一种网络世界里“你看到的我看不到,我看到的你看不到”的冷漠和暴戾。

澎湃新闻李阿宝的评论则看到《与恶》中媒体之恶背后,“流量为王”与新闻专业主义角力的无奈。没有收视率意味着没有资金,没有资金,何来支撑新闻专业主义的成本?“品味新闻台所遭遇的困境,何尝不是所有媒体都要面对的难题?”公众号“看电视”作者杨慧进一步看到,《与恶》中失灵的社会职能,除了媒体,还有法律:为什么李晓明会被突然执行枪决?为什么媒体竟然先于其辩护律师知道消息?这是否也是一种恶?

《与恶》结尾,宋乔安跳槽别家媒体,立志做正直、公正、客观、深度的报道;受害者则试图与加害者家属坐下来好好谈谈——沟通、理解、包容为“恶”画下一个似乎圆满的休止符。但三联生活周刊作者张月寒认为,宋乔安的选择过于理想化,无法映照现实,“就算有优秀的一个人或一小群人想独善其身,也无法改变整个大的环境”。同时, 张月寒也看到从头到尾呼吁沟通、理解、包容的王赦身上的矛盾:他一面为正义、理想而奋斗,一面让妻儿担惊受怕,连家用都要岳父悄悄补贴,这种“舍小家为大家”,是不是一种自私?

澎湃新闻作者曾于里则批评道,王赦这个人物单薄得像“圣母”,曾于里更质疑《与恶》有把不同的“恶”混为一谈的虚无与伪善。他强调恶也分等级,闯红灯与无差别杀人有本质区别,呼吁普通人关注罪犯、关注罪犯家属,“看似是理解人性的复杂,实则是让人性的判别标准陷入虚无。”

到底是伪善还是止恶?新京报书评周刊作者李静提出,这大概是朴素正义观与现代犯罪学的对撞。“一命抵一命”是中国最基本的道德法律信条,但新犯罪学不仅关注犯罪、罪犯,还关注制止的手段。王赦和其现实原型台湾律师黄致豪均认为,如果能在必要的时候拉罪犯一把,情况也许不会如此糟糕。相反,“如果依然对此处于无意识状态或坚持拒绝了解,那么‘恶’就将变得愈发不可理喻”。

李静认为,《与恶》的意义,在于其提供了一个思考时代精神状况的契机,“它抛出的问题及其抛出问题的方式其实便是它的意义”。这一点与大家作者贾选凝的看法不谋而合:《与恶》取材自现实杀人案件,近几年台湾发生郑捷随机杀人事件、北投八岁女童遭割喉案等数起无差别杀人案,《与恶》第一次对这些记忆与经验进行全面梳理与统整,其编剧过程中的田野调查、播出后引发的讨论,本身就是一场“叙事治疗”,让台湾人更了解自己、理解社会内部的问题。

总之,一部剧集的使命自然有限,但该剧引发的社会讨论倘若能撕开一道禁忌、促成一场沟通、弥合一段伤痕,《与恶》在观照现实的路上就已经意义非凡。而这,其实也是《生育中那些没人告诉过你的屎尿屁》一文的社会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