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剧《坂道上的家》：绝望主妇的群像

早就有人发现，日剧的制胜法宝之一，就是“聚焦现实、直面焦虑”。今年4月份开始播出的两部日剧正是如此。在中国国内网络上亦引发共鸣的《我准时下班》针对的是日本行之有年的“加班文化”下的深重积弊；另一部4月27日开播的新番《坂道上的家》（坂の途中の家）则直面当代日本家庭，更准确地说，是当代主妇们的育儿之痛。

《坂道上的家》

绝望的主妇

之所以要强调“主妇”二字，自然与日本家庭的传统形象有关。“你回来啦，可以吃饭了”；“洗澡水己经放好了”；“真是的，刚收拾好的屋子又弄脏了”这些台词是日本家庭电视剧的观众再耳熟能详不过的。为“加班文化”桎梏的丈夫牢实地与工作岗位“绑在了一起”，在外忙碌终日之后回到家时，妻子往往已经煮好了饭菜等候。没等用餐结束，妻子可能已在浴缸中放好了洗澡水给丈夫备用。周末时，难得休假的丈夫还在酣睡，早早起床的妻子却在厨房和洗衣机前忙碌……

这大概就是日本知名演歌歌手坂本冬美在《男人的火祭》（男の火祭り）所总结的，“日本的男人竭尽全力地拼命工作……女子嫁做人妇，依仗丈夫生存，过着辛勤家务、守护家园的日子”。这样充斥“性别差异”的歌词放到欧美乐坛的话，绝对是被女权主义者炮轰“政治不正确”。而在日本，《男人的火祭》迄今已经三次登上NHK“红白歌合战”的舞台。这就意味着，在日本的主流社会认知中，“主妇”就是日本家庭中“妻子”模式的主流形式：男人往往是公民、是生产者，然后才是丈夫，而女人，首先而且往往也只是妻子。

坂本冬美演唱《男人的火祭》

这样一来，婚姻就变成了传统上日本女子幸福的终点与终生的职业。所以，日剧《不结婚》（2012年）的开场独白，就是“结婚，大多数人都会步入的人生舞台，谁都能成为主角的梦想舞台”。《问题餐厅》（2015年）里也塑造了这样一位家庭主妇：森村镜子婚后一直在家庭中全力承担家务、育儿、看护老人。与旧时大学同窗相见时，她已经从原先自信向上的活力少女，变成了唯唯诺诺的家庭主妇。

另一方面，尽管中国著名诗人徐志摩在《沙扬娜拉》中曾经这样赞美日本女性：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像一朵水莲花不胜凉风的娇羞；但日本的丈夫们似乎并不知足。《昼颜》（2014年）里的泷川利佳子就说：“过了三年, 老公只会把老婆作为冰箱相同对待，觉得只需打开门，就随时有食物能够吃，就算坏了会很不便利，却又懒得拿去修理和保养……”

《昼颜》

令这些主妇绝望的事情不止于此。日本传统的婚姻观还认为，一旦结婚就会生儿育女，因此就必须考虑培育孩子的长期计划。《东京女子图鉴》（2017年）算是一部描写新时代女性的日剧，却还是绕不开婚姻的话题，女性即使在这个标榜男女平权的社会，仍然一直遭受着巨大社会压力。到结婚的年龄，安定下来找个男人结婚，再生个孩子，仿佛孩子也是女人的一枚勋章。当然，三个世纪前的卢梭的确说过，“对女性来说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当一个母亲，母爱是任何事物都无法超越的崇高感情”……这实际上就是为母亲这一家庭角色设置了一个极高的道德标准，与父亲角色所承担的义务不同，母亲角色要求其为子女付出全部，几乎承担全部的育儿责任，这就是人们熟知的“丧偶式育儿”。

《坂道上的家》正是这样一部以“绝望的主妇”生活为主题的电视剧。与现时许多日剧的流行做法一样，《坂道上的家》也是改编自同名小说。原著作者角田光代本人身为女性，先与作家伊藤高见有过一段失败的婚姻，后来又嫁给了摇滚乐团成员河野丈洋。这两次婚姻的实际经历，自然足够使其对于“主妇”的生活感同身受，并诉诸文字了。

原著小说

家家有本难念经

《坂道上的家》里的主角，名曰山咲里沙子，她是位有个三岁宝宝的家庭主妇。有意思的是，扮演这一角色的柴咲幸（柴咲コウ）尽管曾与男演员妻夫木聪传出绯闻，至今仍旧孑然一身；“山咲里沙子”也是她自从2016年大河剧《女城主直虎》之后首次主演电视剧。她能不能胜任陌生的主妇角色呢？柴咲幸本人对此倒是信心满满，希望能够“演绎出那种认真对待家人和育儿的姿态”。从已经播出的剧集来看，她的演技应当说是相当到位。山咲里沙子既要照顾有些刁蛮任性的女儿，又要伺候每天上班回家饭来张口的丈夫山咲阳一郎，着实心力交瘁。这位由田边诚一扮演的丈夫回到家的第一件事就是向妻子索要啤酒。即便离冰箱只有几步之遥，他也不愿意自己去取……

索要啤酒的丈夫

如同剧集宣传所说的那样，6集电视剧《坂道上的家》向育儿的母亲与生活在她们周围的人们抛出了一个普遍而又令人心碎的主题：“什么是家庭之爱？”“什么是母亲的生活？”“生活是什么？”在剧中出现的“绝望的主妇”并不只有山咲里沙子一人而已。

本剧呈现在观众面前的是两条主线。其中之一，是一场法律的庭审。同样是一位专业主妇，安藤水穂（水野美紀饰）将自己年仅八月的幼孩溺死在了家中的浴缸里，她因此被送上法庭。日本的法律制度要求从普通民众中抽选出陪审员参与审判，山咲里沙子“不幸”入选“补充裁判员”，因此必须天天前往法院报到以履行国民义务，而孩子在白天只能寄养在婆婆家里。起初，山咲里沙子确信，安藤水穂是个不负责任的母亲。随着庭审的深入，安藤水穂家庭的往事浮现在了陪审员面前。山咲里沙子这才发现，有很多的苦楚以及言不由衷并非旁观者可以随意断定。这个悲剧的本质并不是纯粹的虐童，而是一个产后抑郁的母亲需要帮助：产后全心全意照顾孩子，体力上是否能够负荷？是否有母乳？母乳是否足够？宝宝成长的进度是否跟上其他一般的孩子？孩子半夜哭闹造成睡眠不足，母亲自己产后身体恢复的状况是否良好……身边大大小小的恶意致使她失去自信，甚至失去照顾宝宝的能力。

随着庭审进行，山咲里沙子改变了对被告人的看法

更可怕的是，被告和女主的境遇竟然慢慢重叠在了一起。在女儿的又一次任性发作时，山咲里沙子假装将其弃于马路而不顾，偏偏此时丈夫赶到，斥责此举是“虐待儿童”。这样的剧情设计，确实会令人联想起《问题餐厅》中的场面，镜子在孤立无援地养育孩子、竭尽全力来完成此目标时，却因一次疏忽造成儿子受伤，便被丈夫贬损为一无是处。

第二条主线，则是被这场庭审牵扯进来的各色人等的家庭生活。除了山咲里沙子之外，担任法官的松下朝子也是一个年幼孩子的母亲。作为职业女性，家庭与事业两不误称得上是新时代女性追求的目标，但她的丈夫既不愿分担育儿的家务，又催着妻子准备生二胎；松下朝子的生活因此也变得焦头烂额。而陪审员山田和贵的家里则是另一种苦恼，出身富裕之家的妻子在成为家庭主妇之后感受到了现实生活的落差。夫妻关系因此濒临破裂，山田和贵不得不每天在公司有事无事捱到晚上十点才能回家，与年轻女同事的关系因此也变得暧昧起来。至于另一位陪审员芳贺六实倒是有位“开明”的丈夫，丝毫不介意一生“丁克”，但芳贺六实渴望拥有自己的孩子，并在为此而努力……这正是应了托尔斯泰的那句话，“幸福的家庭都是相同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只不过，在《坂道上的家》里，观众似乎看不到幸福在哪里。

渴望孩子的芳贺六实

“必要之恶”

即便只是作为异国观众，人们仍旧不禁要问，将家庭的重负全数压在“主妇”一人肩上是否合乎情理？

实际上，倒也不能说当代的日本人忽视了这个问题。2016年红极一时的《逃避虽然可耻但是有用》就探讨了长期被忽视的女性家庭劳动价值。正如剧中所说，家庭主妇劳动时间是一年2199小时，这份工作价值每年304.1万日元（约合19万人民币），看似无所作为的家庭主妇，在经过严密计算之后的工资，可以相当于一个公司职员。如此说来，将结婚却不支付给家庭主妇相应报酬的这种想法，则被称为“爱的榨取”。只不过，尽管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日本女性进入职场，其作为家庭内部劳动主要承担者的角色依然没有根本性改变。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性别角色分工出现了松动，取而代之的却是“男主外，女主内外”的尴尬局面。

剧中兼顾工作和家庭的松下朝子

然而，这种情况在日本出现却显得顺利成章。“干净整洁的街道，精致可口的美食，秀美如画的风景，古老悠久的文化，体贴周到的服务，先进发达的科技……这个国家现在唯一需要努力的就是对女性更好些……”这是联合国妇女署主任、南非前副总统恩格库卡女士在2014年访日时的一句恭维，借此表达对安倍晋三当时推行“女性活跃闪耀社会”新政的期待。但颇为滑稽的是，一晃4年过去了，根据2018年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全球性别差距报告》，日本却由原先的第104位跌落到114位（列在中国之后），成为其发达国家冠冕上的一抹瑕疵。

在《坂道上的家》之中，甚至通过同为女性的长辈的表现，显示出了社会对于这种不公平状态的维护。在案件被告人的婆婆安藤邦枝（倍赏美津子饰）眼里，媳妇的表现完全就是懒惰，不是什么“产后抑郁”。她在法庭上理直气壮地宣称，“抚养孩子当然是辛苦的，但只要熬过这阵就会感到快乐”。但同样是这位婆婆，为了不让家务与孩子的吵闹影响到宝贝儿子（安腾秀士）的休息，居然想出了让他下班后直接去住宾馆而不回家的主意，理由依然是理直气壮的：“安腾秀士是家里的顶梁柱，当然应该保证休息”……

至于山咲里沙子的婆婆，不但同样也是以儿子的要求马首之瞻，而在她的家里，照看孙女与操持家务也理所当然地与丈夫无缘，退休在家的后者只顾自己研究下棋的着法，以及到点时候叫喊一声，“开饭了”。

关心儿子休息的婆婆

以此观之，《坂道上的家》中的主妇们面临的似乎是一种“必要之恶（necessary evil）”。虽然人们希望对于女性的不公正待遇早日消失，但由于社会传统的需要，却只能不得已而为之。只不过，这样看来，主妇们的境遇就显得更加绝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