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城:“宅兹中国”不是地理概念,而是祭祀仪式

阿城:“宅兹中国”不是地理概念,而是祭祀仪式

2019年04月21日 18:00:14
来源:澎湃新闻网

说到阿城,人们自然会想到《棋王》《树王》和《孩子王》。但除了文学创作,阿城在美术、电影、历史等领域也有许多有趣的探索与发现。

2014年,阿城出版学术随笔《洛书河图:文明的造型探源》。五年后,他续讲中国文化脉络的新著《昙曜五窟:文明的造型探源》又由中华书局出版了。

4月20日,作家阿城做客思南读书会,与读者分享新书的开篇内容。他讲述北极星崇拜在西周晚期的变化,尤其说到“宅兹中国”的“中”不是现代语义的内涵,而是对应古人用于天地沟通的“建鼓”。

今年1月,阿城新著《昙曜五窟:文明的造型探源》由中华书局出版。

北极星崇拜在周代有何变化

阿城的讲座从一张北极星图开始。从地球的角度看北极星,仿佛所有能看到的星都围绕不动的北极星而转。“因此在中国文化中,古人认为北极星是极、天极、一、太一、泰一,泰山也是祭祀它的高坛,也就是岳。”

阿城说,因为北极星在视觉上的特点是唯一的,所以它被古人尊为唯一之神。其它围绕转动的不是神,而是灵,例如东方苍龙,南方朱雀,再下去才是精、怪、妖等等。

在《洛书河图》里,阿城分析了殷商时代青铜器的天极神符型。西周早期青铜祭祀礼器上的天极神符完全继承了商殷时代的,但是到了西周晚期,天极神符就消失了。

西周“共和”时期礼器渐渐出现了新符型:多个天极神符型平等排列起来了,围着器物一圈,规律性出现。本文现场图片:澎湃新闻记者罗昕摄

“那一定是发生了什么事。”阿城说,西周晚期厉王暴虐,遭到国人愤起驱逐,国政由贵族联席治理,国号“共和”,达十四年之久。这一时期的礼器渐渐出现了这样的新符型:多个天极神符型平等排列起来了,围着器物一圈,规律性出现。

“这一改动,一定是和‘共和’的政治内容相符的。这应该是之后的东周时期,诸侯开始各自称王的合法性的启示之一。”阿城表示,从《周礼》可以看到,祭神是王的专职,王由此得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合法性。“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则是讲治权在臣。而多个天极神平等排列的形式,正与西周晚期共和年间贵族大臣们的治权合法性相呼应。

“王是祭祀者,而神是被祭祀。帝是神的意思,所以到了秦始皇时,他自称神,青铜器上必然空了,不再有天极神符。为什么后来鼎这样的东西衰落了?是因为皇帝认为自己是神——他是被祭祀的。”

中国称呼的文字最早记载

1963年,陕西省宝鸡市宝鸡县贾村镇(今宝鸡市陈仓区)出土了现藏于宝鸡青铜器博物馆的何尊,现藏于宝鸡青铜器博物馆。这个尊保存完整,内里底部的铭文记述了周成王在周公辅助下,按周武王的遗愿,经营东都洛邑的事。铭文中记载了武王说的“宅兹中国”,确认了中国的称呼的文字最早记载。

铭文中记载了武王说的“宅兹中国”,确认了中国的称呼的文字最早记载。阿城手指这一列由上而下四个字即为“宅兹中国”

“宅兹中国到底是什么意思?我认为宅兹中国说的不是地理概念。”阿城提到,“中”不是现代语义的内涵,而是一个象形字,在古代对应了非常具体的东西。这个对应物就是中国古代用于丧葬祭祀或战争的建鼓。建鼓图像大量存在于汉代的墓室石刻,尤其是在山东、河南地区的汉代墓室。

“建鼓是沟通地与天,人间与天极神及祖先的重要工具,它使我们了解‘宅兹中国’的‘中’的本质。”阿城说,如今建鼓在汉族失传了,但是贵州、云南、四川苗族地区在丧葬中仍在使用建鼓与笙。

在现场,他还为读者播放了几段苗族人使用建鼓的视频。“苗族能为我们了解建鼓提供很多文献以外的内容,告诉我们很多远古的信息。在苗族,因为人去世了,所以有这样的一个仪式。这个仪式结束之后,建鼓和笙有专门的屋子放起来,不可以再敲了。但是现在因为开发旅游,有游客就会搬出来表演。”

此外,日本太鼓文化也和“宅兹中国”的“中”有关系。阿城说:“为什么用‘太’这个字,就是跟‘太一’有关系。打这个鼓就是和北极星有联系。他们甚至保留了很多我们古人的鼓点、节奏。”

中国山水画的起源

“当我们了解了建鼓的作用,我们就能理解宅兹中国是祭祀仪式,是古代权力者建都时和神沟通,希望或确定取得权力的合法性,而不是一个地理中心的表达。”

阿城由此说到古来中国历代首都中轴线的含义。“比如北京的中轴线的构成,贯穿北京的中轴线的北端是北极星,而不是子午线,即太阳光在正午时的投影。”

阿城说到古来中国历代首都中轴线的含义。

又比如故宫中最重要的政治建筑是太和殿。阿城说,太,是太一,也是后来的紫微星。紫禁城与以紫微星为中心的紫微垣相对应。太和殿的和,则是三生万物冲气以为和的和。

“古代首都的布置都与星象相对应。这是古老权力表达合法性的模式。”阿城称,北海琼岛白塔尖到北极星,与元上都的中轴线重合。明代中轴线虽东移,也不影响明清两代的中轴线北端对准北极星。

此外,古人对北极星的崇拜,也成为山水画的象征结构。换言之,中国山水画的起源是表达“仰观垂象”,也就是按照星象来安排山川的结构。

阿城目前能找到的最早的图例是唐代李道坚的墓室壁画。唐代建立之初崇尚道教。李道坚作为李渊的曾孙,后人以道教的宇宙观装饰他的死后世界。同样信奉道教的宋徽宗,他的皇家画院画家使用仰观垂象的方法制作山水画,例如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李成的《万壑松风图》。

还有工匠壁画色彩完成稿《千里江山图》,阿城认为上顶到顶的山头是紫微星的垂象,河水则是河瀚的垂象。

有意思的是,他还在《千里江山图》的收藏印里看到了乾隆皇帝的印——直接盖在南宋官方印的上面。“乾隆知道这卷长卷仰观垂象的合法性意义,以印镇压,并题‘千里江山’。要知道北宋的万里江山是被金朝击败,压缩成南宋的千里江山,自称后金的清朝皇帝自然对此嗤之以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