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西方野外观鸟不同，中国人曾更喜欢观笼中鸟

【编者按】

近日，清华大学刘兵教授、北京大学刘华杰教授、资深观鸟人刘天天、观鸟爱好者杨雪泥等做客北大博雅讲坛，围绕斯蒂芬·莫斯的《丛中鸟：观鸟的社会史》，与我们共同探讨观鸟这一社会文化现象，及其背后所反映的社会生活变迁。以下讲座内容摘编自现场录音整理稿，经主办方以及现场嘉宾校核并授权发布。

人类通常是能意识到鸟类的存在的，鸟类一直在为我们娱乐的、智力的和科学的探索提供着物质与精神上的帮助，就像为我们提供早餐中的鲜蛋一样。

——《鸟类学入门》，奥斯丁· L.兰德（1974）

丛林中观鸟的人群

观鸟是一部人类社会发展史

从史前时期到17世纪，在这段漫长的时间里，人类只是在“看鸟”而非“观鸟”。最早的关于“看鸟”的文字记载来自于古埃及，在公元前3000年的某一天，一个被派遣到帝国偏远地区的官员在一封家书中抱怨道：“我花了一整天的时间在看鸟。”出生于公元前384年的亚里士多德在他的巨著《动物志》的第八卷中，多次提到了鸟类的迁徙。但是在此后的一千多年里，特别是从4世纪到14世纪，这期间鸟基本上被完全忽视了。除了把他们抓来吃掉以外，大部分人对鸟一无所知，并且也毫不关心。

达尔文在加拉帕戈斯群岛采集的雀类标本

18世纪，英国发生了工业革命，包括鸟类学在内的现代科学方兴未艾。当时，自然专门创造供人类使用的传统观念被关注野生动物在自然环境中的生活这种新观念所取代。到了英国维多利亚时代（注：1837年至1901年，维多利亚时代后期为大英帝国的顶峰），人们痴迷于收集各种自然物件，包括化石、真菌、小虫子，各种水生生物，当然也有鸟类标本以及它们的卵。我们所熟知的达尔文就是将从加拉帕戈斯群岛上采集到的鸟类标本寄给了鸟类学家古尔德，然后在后者的启发下，达尔文才画出了“演化树”的草图，奠定了他的演化思想（推荐阅读： 讲座| 有多少偶然因素促成达尔文写出《物种起源》？）。在当时，人们与鸟类的亲密接触主要是通过枪支来获得满足。

亨利·贝克·特里斯特拉姆

在鸟类收藏家占据上风近一个世纪之后，出现了两个致力于保护鸟类的关键人物——莫里斯和特里斯特拉姆，他们的一生都跨越了收集鸟类和保护鸟类的时代。两个男人内心的最终变化是社会整体急剧转变的征兆，收藏鸟类的时代终于要结束了，鸟类保护的时代即将开始。人类与鸟的关系第一次可以用纯粹为了乐趣而观察它们的消遣来定义。20世纪席卷而来的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给许多鸟种带来了威胁，保护鸟类的行动在最后一刻到来了。此后，越来越多的人会通过光学设备研究活着的鸟类，而非枪口下的死鸟。收藏家已成为“少数不被信任的人”。而在现代意义上作为大众休闲活动的观鸟的时代，即将开始。

1939年，在二十年脆弱的和平即将结束之际，人们已经开始习惯了“自由选择”的想法。在这个概念下，人们已经享受了被赋予观鸟享受的自由，哪怕是希特勒强大的战争机器，都不能将这种自由带走。二战之后数年，人们的参与意识迅速提升，旅游热潮兴起，野外指南推广使用，观鸟也随之发生变化。20世纪70年代早期，循规蹈矩和不容异是英国年轻一代的口号，任何看起来有悖惯例的行为，无论是衣着还是习惯，都被排斥在外。观鸟人们害怕承认自己对观鸟的热忱，因为害怕遭到同龄人的奚落。而20世纪70年代后期，对于观鸟人来说是一个短暂辉煌却又可以随心所欲的时期。在接下来的十年里，观鸟活动经历了一波非同一般的激增，主要由这些婴儿潮时期出生的人所引领。最终，经历过诸多冒险、入错门径及走入死胡同之后，他们帮助创立了今天我们所熟知的观鸟世界。

在观鸟或看鸟时获得的那种简单而强烈的喜悦，总是伴随着想知道所看到的是什么鸟的渴望。观鸟不仅给人强烈的审美感受，更是一种刺激思维和想象力的活动，因为人们在试图了解鸟类世界的本质。

——《观鸟七十年》，H.G.亚历山大（1974）

观鸟和拍鸟一样吗？

在刘天天看来，中国的观鸟群体大致可分成两类——看鸟人和拍鸟人。在官方场合下，大家都不愿意将这两类人分得过于清楚，因为也可能是之前的看鸟人随着技术、经济上条件成熟了，买了相机和长焦镜头去拍鸟。但是，从情感的体验上可以对这两类人做出区分。观鸟人会希望了解看的是什么鸟，并且愿意为这个鸟花费更多精力，为保护这个鸟做出一些努力，让它生活得更好，在看它的时候不会影响它的生活，拍照的时候也不会做打扰它的事情。而拍鸟人可能只是一味追求照片的精美程度，为了离鸟更近，以至于影响到它们的生活，或者为了拍出一张好的照片，把拍鸟时前面的遮挡物去掉。在《丛中鸟》这本书里就可以看到有非常多的狂热的观鸟人，会为了离鸟更近，比如跳到湖里把鸟惊走了，或者把在育雏的鸟惊飞，让它把自己的蛋放弃了。

为拍长耳鸮轮番踹大树的拍鸟人

在刘兵教授看来，观鸟作为一种个人有意识追求的活动，这样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已经有将近二百年的历史了。许多人观鸟是把鸟作为一种研究对象，是科学研究的一部分；还有一些人，他们观鸟往往出于对鸟的关爱，这两种情感和体验是完全不一样的。但也有一些人，他们是把拍到的鸟的照片发在朋友圈里炫耀，这些人是否有真正发自内心的，对于鸟作为特殊生命的生灵的那种热爱，我觉得未必。当一个观鸟人看到一只没看过的鸟，或者看到一个特别喜欢但看过很多次的，这个可能非观鸟的人不一定能体会。从这一点上而言，并不是单纯的反对拍鸟，还是要先好好看，另外也不要影响别人观鸟。

人与鸟之间应有合适的距离

杨雪泥说，像斯蒂芬·莫斯这样的资深观鸟人，之所以会把观鸟历史回溯到怀特身上，首先是因为怀特超越了他同时代的人对鸟类的喜爱，他生活于十八世纪，但是当时乃至到了十九世纪维多利亚时代大家更多是收集鸟类，制作鸟类标本，而怀特非常喜欢野外的活鸟。怀特之后人们观鸟形态也是多样化的，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是像怀特这样去观鸟，但很多现代人却喜欢怀特的观鸟方式。此外，怀特是在自己的家乡观鸟，这是一种本土观鸟的行为，而我们现代人往往失去了和土地的联结，大多数身在异乡，因此我们会非常怀念怀特的观鸟方式，以上两点结合在一起，我们便把他追溯为“现代观鸟之父”。

《丛中鸟：观鸟的社会史》

刘华杰教授说，与西方人喜欢在野外观鸟不同，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中国人喜欢观笼中鸟。现在仍有不少北京的老大爷喜欢在笼子里养鸟来观察鸟。在笼子里看鸟和西方自怀特开始的现代观鸟有一些相似的地方，都是出于喜欢鸟的目的，想观察鸟的行为，只不过“笼中鸟”更为适合我们的文化，我们的文化就是希望把你关起来，看你有什么样的行为表演，而不是在自然的状态下看鸟的自由飞翔。怀特开创的在自然状态下观鸟逐渐成为了国际主流，这就与我们的文化之间形成了一种反差。

清末养鸟人的老照片

野外观鸟在中国起步较晚，20世纪80年代，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国外的观鸟活动和概念被引入中国内地。上个世纪90年代，中国内地出现了第一批本土观鸟者。随后，观鸟活动在中国内地迅速发展，当时的观鸟组织是面向公众进行环保的倡导。而到了后来，观鸟则更多成为一种休闲产业。刘兵教授谈到，如今退休人员的增加、相机市场的发达、望远镜的引进等都对观鸟的发展具有很大的促进作用。但是这些都是和市场文化的融合，好像很少有官方组织的、以科普为目的的观鸟。观鸟本身是健康、休闲的活动，而且从中能够学到许多知识，增加人与自然之间的距离，这是非常好的科普传播的活动，但遗憾的是政府资助了许多高大上的科普活动，唯独没有把观鸟纳入进去。

斯蒂芬·莫斯在书里提到人们原来视鸟类为随意取用的资源，这是基于基督教的思想：上帝说人是代替神来掌管世界，所以人们可以对世界上的物种随意取用。在刘华杰教授看来，自然主义的说法是所有生命都要生存，生存是一种本能，人要生存，其他物种也要生存，现在之所以说要与鸟保持一定的距离，就是因为人与自然的矛盾过于紧张，因为人类这个物种快速壮大，尤其科技的变化，导致地球环境急剧变化，导致我们这个物种进化快，并不是基因进化太快，而是影响太大了，因为技术高速增长，其他物种完全跟不上，环境问题的根源就在于这样的差异。所以人们应适当慢下来，而不是进一步加速。而现在主流想法、是越来越快，任何技术都是再快一点，根本想法都是改变世界。但我们改变得够多了，我们应该慢一点，给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一点。“作为群体来说，人类再活几百万年是可能的，但是按目前的做法很难，所以我用一个自然主义的说法，人们与鸟类的关系要做改变，我们要自我约束一下，放弃一下我们原来的权利，所以以前中国人去掏鸟蛋，但现在要与鸟保持一定的距离，这样才能实现长久的和谐共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