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读与我写：张大春，一个书法观众的场边回忆
编者按：2019年3月，台湾作家张大春所著的散文集《见字如来》将由理想国出版。
自认没有散文行世资历的作家张大春，六年前接下《读者文摘》的专栏邀请，起因于他愿意学习前辈梁实秋先生当年在该刊主持的专栏“字词辨正”，借着重新辨识文字，写字词源起故事，同时为这个时代没落的汉字文化尽力。见字，如见故人来。本书收录的四十六篇说文解字，每一篇都有一段“得胜头回”，说的是作家生命里与字相逢的风景、际遇，后文便是关于汉字的形、音、义与词组的说解、甚至延伸变化。
以下为文章选摘：
我读与我写——一个书法观众的场边回忆
从上小学三年级开始，书法成为一门课程，每周一堂，大约就是将衣衫书本弄得墨沈淋漓，始为尽兴。至于所习，通常不外颜、柳，师长谓为立本，也不知这“本”究竟何所指。
总之，我追随坐在前面一排的同学段鸿铭的选择，他临柳公权的《玄秘塔》，我也临《玄秘塔》。我还记得：段鸿铭几年下来只写《玄秘塔》某页上的八个字：“滔然莫能济其畔岸。”只此八字，能够写到一笔一画与原帖全无二致。但是一旦写别的字，他就全然不能够学样了。我也没有多少长进；除了《玄秘塔》，就是《皇英曲》，整本写完几次，还不知道《皇英曲》是一首诗。就这么一路写上初、高中，前后十年，没有改过模样，始终就在那横平竖直的“本”上，追求着点画相似的趣味。
直到上了大学，进入辅仁国文系，有了近似专业培育的书法课，依旧是每周一堂。上课第一天，陈维德老师看了看我随手搁置在桌上的硬笔字笔记，说：“你写写褚遂良罢。”
那是一九七五年秋，距今四十二载。一个转捩点，我选临的是《雁塔圣教序》，才临不过数字，就发现起笔大异于之前十年的体会。多年以后偶然于台北华正书局得《沈尹默论书诗墨迹》，读到沈公勉励曾克端（履川）学习书法五古一首，有：“欲畅褚宗风，精意入提按。”方才大悟：所谓“立本”，并不是把一副柳公权或褚遂良的骨架搬来纸上，而是学会如何揣摩那看似静谧庄严、不动如山的字是如何鲜活灵动地从笔尖流荡而出的。
更早些年，辅仁大学在台复校，继戴君仁教授之后，恢宏辅大国文系教务的老主任是王静芝先生。静芝师也是书家，师承民初大家沈尹默，规橅唐楷，追踪二王；据王老师课堂上转述，沈公从钟、王入手，于唐楷最得意于褚河南，于北碑最衷情于《张猛龙》。就在我进入下半学期的书法课时，陈维德老师看过我的第一张作业之后，便对我说：“你可以写写《张猛龙》了，看看喜欢不喜欢。”
“喜欢不喜欢”这话也很新鲜─虽然当下并没有太多体会，然而年事渐长，所结识的朋辈之中，越多长年习字的友人，他们的书迹各自不同，心摹手追，如同面目，作为一个书艺的外行人，我却很容易有一个发现的角度：但凡是那些能够令我受到触动、甚至勾起美感的作品，无论什么家数、什么书体，都来自“喜欢写字”的人。令他们着迷的，也是那波折点画在纸上从无到有、一次浮现而终古不易的历程。
四十年间，我从来没有妄想成为专业的写字之人，倒是几乎每天都要读几本法帖，让一千多年以来那些令后世之人不断揣摩、效法、仿习以及力图恢宏开拓的墨迹一次又一次地烂熟于胸。这种没有目的性的内在驱动，只能用“喜欢”一词加以形容或者是掩饰。于是，我能够回顾的，大约就是多年来偶有体会，吟之咏之、讽之诵之的二十首读帖心得，通名之曰《论书五律》（见附录第二篇）。
算是一个痴情的读者，我对书法的喜爱也有相当程度的偏见。“喜欢”二字，在最常用常见的层次上，就是不讲客观、没有理据的。然而，从一九八八年春天开始，这心境有了些许的、渐进的动摇。那一年我三十一岁，第一次踏上中国大陆的土地，第一次回到祖家，也是第一次见到我的姑父欧阳中石先生。
那一年北京的春寒凛冽又漫长，除了有那么几回天气晴爽，出门踏游，大部分的时间我都在东四前拐棒胡同的家宅中向老人家请益：谈京剧、谈逻辑学、谈文章和书法。
在那狭仄湫隘的书斋、卧房兼客室里，有两句教诲始终令我不明白，日后多年，总和那屋里成天价蒸腾着热气的煤球炉的记忆联系在一起。每当我自己练起字来，就会想起的两句话─说是等我年纪大些，自当体会：“活得越老、练得越勤，小时候犯就的毛病就越会来找你。”
想到小时候的毛病会来找我，就觉得好奇，眼前仿佛出现了坐在煤球炉上不断冒着氤氲之气的热水壶。“氤氲”，是的，我永远不会忘记，柳公权字帖上也有那么一句：“太和氤氲二仪分”，如此没头没脑的断句当然是不对的，就像“万古皇英曲，铿然发杳冥。依稀传宝瑟，缥缈意湘灵……”明明是柳公权《皇英曲》开篇的原文，但是由于书法课堂上每每大字八个，九宫两行，从此写起，所以我对此诗的记忆亦复是四字一断读，成了：“万古皇英／曲铿然发／杳冥依稀／传宝瑟缥／缈意湘灵……”记忆中的《玄秘塔》也老是记成了：“唐故左街／僧录内供／奉三教谈／论引驾大／德安国寺……”
但是我要说的“小时候的毛病会来找我”尚且不只此也，实则也一直不能进一步体会。直到二○○五年初，父亲过世，丧事依遗嘱一切从简，不发讣文、不惊亲友，原本甚至还不许举行任何仪式。这一点令我颇为难，还是禀告了几位至亲的长辈，入殓后随即火化。在这个简单的葬礼之前，还有几天停灵之期，我推算时间，认为若勉力为之，还来得及以大楷抄一部《地藏菩萨本愿经》，好放在棺木中，一同火化。
于是便张罗了几百张半开大的生宣，一字一字抄去。抄到第二天，我就发现小时候数学没学好的毛病早就回来了：依照我原先计算的经书篇幅和每日抄写进度，恐怕再增加三五天都来不及，我能做的只有加班，在不太影响字体美观─起码是工整─的要求下，排除万事，夜以继日。
写到第四天，手肘已经几乎悬不起来了，然而心情上却像是年幼时挨了训斥，不肯服气，宁可顽抗，鼓足一股不知从何处窜起的拗劲，始终不肯将就着放下手肘。但见纸面上的字迹居然逐渐迤逦歪斜不说，原本写的是我大学时代专攻的褚体，再几行走下去，便不由自主地写成了柳体。非但结体似柳，还是粗带着硬笔字习气的柳。我看这一张前后肌理不畅、骨肉不匀，索性扯去重写，不料重新写过的更糟，连一绺也不柳了！
姑父的话这时在耳边响起：“活得越老、练得越勤，小时候犯就的毛病就越会来找你。”可是他没说该怎么对付，只告诉我：如果对付不过去，若非失之于油滑，就会失之于蠢笨。我在《地藏菩萨本愿经》的后半截上根本来不及想“书法”该如何了，只有一笔一画扭折勉行，想想柳，再想想褚，明知两头靠不了岸，起码“菩萨”二字算是写得“熟到不认识”的境界了。
直到第七天，告别式前几个小时的深夜两点钟，我的手肘在刹那间轻了，毫尖也灵动起来，这是最后一张。当我写完“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忽然明白过来，回头跟空气里的父亲说了句：“是你压的，是罢？”
父亲是第一个在意我是否把字写好的人，其在意的程度甚至到不能容忍我天生是个左撇子。他认为：左手执笔的人不可能把汉字写“对”。这里面还有一个相当极端的假设：汉字从笔画构造起，就不是为左撇子而设计的。我仍然记得还在幼儿园里初学写字的阶段，就常挨他的训斥，总要我用右手执笔，我也总是趁着他不在身边的时候偷偷换成左手执笔。这样的角力持续到我上小学，他再一次发现我暗中换手之后，忽然叹了一口气，说：“我看你往后连副春联也写不上了！”他的话不免有些嘲谑的意思，因为他总说那个年年在菜市口当场挥毫写“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广茂达三江”的老头儿字写得糟糕透了。
据说我祖家大门的一副对子是请雕工给刻的，长年挂着，一到腊月底，卸下来朱漆雕版墨漆字，重髹一过，焕然如新。联语从来就是那么两句：“忠厚传家远，诗书继世长”。
父亲来台之后，配舍在眷村之中安身立命，不好立异鸣高、作风弄雅，便改了字号，倩人写来的是：“一元复始，万象更新”；有时下联也写作“大地回春”。我最早认识的大约就是这十二个字。
在还没有上学认字之前，父亲总是拿这些个字当材料，一个字配一个故事。多年下来，我只记得“象”的故事，大意是说有个善射的猎户，受一群大象的请托，射杀一头以象为食的巨兽。那猎户一共射了三箭，前两箭分别射中巨兽的两只眼睛，第三箭等巨兽一张嘴，正射入它的喉咙。此害一除，群象大乐，指点这猎户来至一片丛林，群象一卷鼻子拔去一棵树，拔了一整天，林子铲平了，地里露出几万支象牙来。那巨兽有多么大呢？据父亲说：一根骨头得几十个人才抬得动，骨头上有洞，人还可以往来穿行。
说这些故事的时候，多半是走在路上。大年下，父亲牵着我，在纵横如棋盘的巷弄之间散步，经过某家门口便稍一停步，看看人家的春联写了些什么。偶尔故事会被那些春联打断─走不了几步，父亲便分神指点着某联某字说：“这副联，字写得真是不错。”或者：“这副联，境界是好的。”
等我念了小学，不知道几年级上，自家大门口的联语换了，成了“依仁成里，与德为邻”。父亲解释：这是让邻居们看着高兴。就我所知：没有哪家邻居会注意到我家大门边写了些什么。我家与邻人素来相处不恶，应该是往来串访不多、难得龃龉之故，跟门上的春联显然不应有关。
但是我注意到一个细微的变化：日征月迈，岁时奄冉，父亲同我再闲步于里巷之间的时候，竟不大理会人家门上新贴的对联如何了。有时我会问：“这副字写得怎样？”或者：“这副联的意思好吗？”父亲才偶一掠眼，要不就是说：“这几个字不好写！”要不就是说：“好联语难得一见了。”
上高中之后，我开始比较愿意花时间读帖练字，父亲从不就个别字的结体构造论长短，偶有评骘，多半是：“《张猛龙》临过没有？”或者：“米南宫不容易写扎实，飘不好飘到俗不可救。”那是一九七一年，我们全村已经搬入公寓式的楼房，八家一栋，大门共有。彼时我们父子俩几乎再也不一道散步了。有一年热心的邻居抢先在大门两边贴上“万事如意，恭喜发财”。我猜他看着别扭，等过了元宵才忽然跟我说：“赶明年咱们早一天把春联贴上罢。”
这年岁末，父亲递给我一张纸条，上写两行：“水流任急境常静，花落虽频意自闲”，中间横书四字：“车马无喧”。接着他说：“这是曾国藩的句子，你给写了贴上罢。”一直到他从公务岗位上退休，我们那栋楼年年是这副联。
父亲退休那年我腊月里出游，到开年了才回家，根本忘了写春联这回事。这一年大门口的联语是我舅舅给写的，一笔刚健遒劲的隶书：“依仁成里，与德为邻”，横批是：“和气致祥”。
我问起父亲怎么又邻啊里啊起来，他笑着说：“老邻居比儿子牢靠。”我说这一副的意思没什么个性，配不上舅舅的字，父亲说：“曾国藩那一联，做隐士之态的意思大些。还不如这一副，”说着又掏出一张纸片，上头密密麻麻写着：“放千枝爆竹，把穷鬼烘开，几年来被这小奴才，扰累俺一双空手；烧三炷高香，将财神接进，从今后愿你老夫子，保佑我十万缠腰”，横批是：“岂有余膏润岁寒”。
我笑说：“你敢贴吗？”
父亲说：“这才是寒酸本色，你看看满街春联写的，不都是这个意思？还犯得着我来贴吗？”
回首前尘，想起多年来父亲对于写春联、贴春联、读春联的用意变化，才发现他的孤愤嘲诮一年比一年深。我现在每年作一副春联，发现自己家门口老有父亲走过的影子。
一九八七年，两岸音信经由香港方面而开通了许多，父亲和失散近四十年的兄长、妹妹都联系上了。在接到姑父的第一封信、以及随信附寄的一张横额大字之后，他喜滋滋地冲口而出说：“你的字有救了！”横额写的是“懋德长馨”——“懋德”是我山东济南祖家的堂号，而擘窠大字则是姑父的亲笔。
从一九八八年，到二○一四年，我每有赴京之行，总要上姑姑家讨教。就我的体验，姑父教习书法不多语言，总归是“一个、两个、三个字”。一个字是“看”，此字一出，就是一遍一遍地看他写，从来没有不耐烦的时候。有一次写行书“寿（壽）”字，一连写了四十几遍，为的就是让我看明白，当第六笔（掠）角度偏斜有些微改变之际，第七笔（勒）如何相应调整；这两笔，都是长枪大戟，成颉颃之势，四十几遍下来，斗阵各具姿态，无不宛转精严。
两个字则是“临帖”。每当我问起某字之某画如何转笔这一类接近钻牛角尖的问题之时，他就会指着书架（其实所指的书架上或许并没有法帖）说：“临帖。”而他所谓的临帖也与常法大异其趣，往往一本帖，只令临某几页之某几字而已。也就是这么临，也才渐渐体会：那几个字相连写来虽然极为枯燥，却由于密集反复的锤炼，而更有效率地体会了布局的手段。
至于三个字，就是“有来历”。在他看来，书法不只是讲究形体、结构、笔势、行款之美，更不该是为了创造出一种新颖或罕见的美学标准而独运生造。书学所承载的匠艺价值更深刻地牵动着流动于字里行间的意趣，必须唤起和呼应更长远的文化脉络，在老辈儿那里，“有来历”也好、“看得出来历”也好，就是一个学行传承的轨迹。我和姑父说起早年父亲忧心我“往后连副春联也写不上了”的话，他大笑着说：“他是担心你不学，不是担心你不写。”那么，写，显然是学的一个征候了。
回首五十多年过去，我依旧分不清当初父亲说的“往后连副春联也写不上了”是不是玩笑话。不过，我始终认为，我还维持着能够在菜市口卖春联的小小自信，一直读着帖，写着字，也一直惦念着我的来历。
张大春视觉中国图
【作者简介】张大春，台湾作家，1957年出生，祖籍山东济南。曾获多项华语文学奖项。近作《聆听父亲》、《认得几个字》、《大唐李白》系列、《文章自在》、“春夏秋冬”系列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