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虽不快乐,而仍能乐观 | 钱锺书逝世20周年

人生虽不快乐,而仍能乐观 | 钱锺书逝世20周年

钱锺书(1910年10月20日—1998年12月19日)

“围在城里的人想逃出来,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对婚姻也罢,职业也罢,人生的愿望大都如此。”

钱锺书逝世20年后的今天,他的小说《围城》依然大受欢迎,吸引了众多读者。而钱锺书与杨绛相濡以沫的婚姻故事也成为一段佳话。大概也正因为此,现代读者谈起钱锺书,少了几分大师名家的疏离感,多了几分亲切熟悉。

据说钱锺书当年考清华大学,数学只得了15分,多亏中英文成绩优异,才能顺利被清华外文系录取。在学霸如云的校园里,钱锺书依旧才识过人,表现突出。正应了“锺书”这个名字,他自幼钟情读书,更立志“横扫清华图书馆”。据他同学回忆,钱锺书一周读中文书,再一周读英文书,总是抱着厚重的书本往返于图书馆。用功之勤,再加上有着“照相机式记忆”,他的积学丰富,屡屡令人叹为观止。出身书香世家,钱锺书国学根柢深厚,而后又求学于英法,学贯中西,被誉为“文化昆仑”。

1998年12月19日,钱锺书因病在北京去世。著名学者余英时慨叹说:“他的逝世象征了中国古典文化和20世纪同时终结。”

到了20世纪80年代,钱锺书的成就逐渐受到中外学人的肯定,《围城》的知名度和影响日增,“钱锺书热”愈烧愈旺,掀起了“钱学”研究浪潮。一时间,钱锺书可以说被捧上“神坛”。盛名之下,毁誉皆有。虽然他是公认的博学,但不少人认为他仅止于此,难成大家,批评《围城》这部小说只一味刻薄讽刺,他本人在学术上也缺乏建树。

例如,李泽厚曾说:

我问过推崇他的人,钱锺书到底提出了什么东西?解决了什么问题?有长久价值的。大家大都讲不出来。我认为这就是问题所在。 好像这个“杯子”,他可以讲出许多英文的、德文的、西班牙文的、意大利文的、拉丁文的典故。“杯子”在宋代、明代、中国、外国怎么讲,那是很多。不过这个工作,到电脑出来,就可以代替,电脑记得更全。所以博闻强记就不能成为一种标准。他读了那么多书,却只得了些零碎成果,所以我说他买椟还珠,没有擦出一些灿烂的明珠来永照千古,太可惜了。

钱锺书与杨绛夫妇

种种争议毁誉,若钱老在世,可能也只是置之一笑,继续埋首书堆吧。

一个人,在生前因钟情读书又颇有些天分,获得了些许成绩,在身后突然被抬出来“金装”加身,徒得虚名与非议,这倒像是发生在他的小说里故事情节。

譬喻精巧、形容毒辣向来是钱锺书文字的一大特色,他的小说最不缺笑料,却万万称不上是喜剧。幽默俏皮背后,隐隐有一双冷眼,作壁上观,洞若观火。他的散文文风与小说异曲同工。钱锺书的独生爱女钱媛曾点评:“爸爸的散文像咖啡加洋酒,浓烈、刺激。”

今选《论快乐》一篇,供读者们一尝其中滋味。

论快乐                        

钱锺书

在旧书铺里买回来维尼(Vigny)的《诗人日记》,信手翻开,就看见有趣的一条。他说,在法语里,喜乐(bonheur)一个名词是“好”和“钟点”两字拼成,可见好事多磨,只是个把钟头的玩意儿。

我们联想到我们本国话的说法,也同样的意味深永,譬如快活或快乐的快字,就把人生一切乐事的飘瞥难留,极清楚地指示出来。所以我们又慨叹说:“欢娱嫌夜短!”因为人在高兴的时候,活得太快,一到困苦无聊,愈觉得日脚像跛了似的,走得特别慢。德语的沉闷(langweile)一词,据字面上直译,就是“长时间”的意思。

《西游记》里小猴子对孙行者说:“天上一日,下界一年。”这种神话,确反映着人类的心理。天上比人间舒服欢乐,所以神仙活得快,人间一年在天上只当一日过。从此类推,地狱里比人间更痛苦,日子一定愈加难度;段成式《西阳杂俎》就说:“鬼言三年,人间三日。”嫌人生短促的人,真是最快活的人;反过来说,真快活的人,不管活到多少岁死,只能算是短命夭折。所以,做神仙也并不值得,在凡间已经三十年做了一世的人,在天上还是个未满月的小孩。但是这种“天算”,也有占便宜的地方:譬如戴君孚《广异记》载崔参军捉狐妖,“以桃枝决五下”,长孙无忌说罚得太轻,崔答:“五下是人间五百下,殊非小刑。”可见卖老祝寿等等,在地上最为相宜,而刑罚呢,应该到天上去受。

“永远快乐”这句话,不但渺茫得不能实现,并且荒谬得不能成立。快过的决不会永久;我们说永远快乐,正好像说四方的圆形,静止的动作同样地自相矛盾。在高兴的时候,我们空对瞬息即逝的时间喊着说:“逗留一会儿罢!你太美了!”那有什么用?

你要永久,你该向痛苦里去找。不讲别的,只要一个失眠的晚上,或者有约不来的下午,或者一课沉闷的听讲——这许多,比一切宗教信仰更有效力,能使你尝到什么叫做“永生”的滋味。人生的刺,就在这里,留恋着不肯快走的,偏是你所不留恋的东西。

快乐在人生里,好比引诱小孩子吃药的方糖,更像跑狗场里引诱狗赛跑的电兔子。几分钟或者几天的快乐赚我们活了一世,忍受着许多痛苦。我们希望它来,希望它留,希望它再来——这三句话概括了整个人类努力的历史。在我们追求和等候的时候,生命又不知不觉地偷度过去。也许我们只是时间消费的筹码,活了一世不过是为那一世的岁月充当殉葬品,根本不会想到快乐。但是我们到死也不明白是上了当,我们还理想死后有个天堂,在那里——谢上帝,也有这一天!我们终于享受到永远的快乐。

你看,快乐的引诱,不仅像电兔子和方糖,使我们忍受了人生,而且彷佛钓钩上的鱼饵,竟使我们甘心去死。这样说来,人生虽痛苦,却不悲观,因为它终抱着快乐的希望;现在的账,我们预支了将来去付。为了快活,我们甚至于愿意慢死。

穆勒曾把“痛苦的苏格拉底”和“快乐的猪”比较。假使猪真知道快活,那么猪和苏格拉底也相去无几了。猪是否能快乐得像人,我们不知道;但是人会容易满足得像猪,我们是常看见的。把快乐分肉体的和精神的两种,这是最糊涂的分析。一切快乐的享受都属于精神的,尽管快乐的原因是肉体上的物质刺激。小孩子初生了下来,吃饱了奶就乖乖地睡,并不知道什么是快活,虽然它身体感觉舒服。缘故是小孩子时的精神和肉体还没有分化,只是混沌的星云状态。洗一个澡,看一朵花,吃一顿饭,假使你觉得快活,并非全因为澡洗得干净,花开得好,或者菜合你口味,主要因为你心上没有挂碍,轻松的灵魂可以专注肉体的感觉,来欣赏,来审定。要是你精神不痛快,像将离别时的宴席,随它怎样烹调得好,吃来只是土气息,泥滋味。那时刻的灵魂,彷佛害病的眼怕见阳光,撕去皮的伤口怕接触空气,虽然空气和阳光都是好东西。快乐时的你一定心无愧怍。假如你犯罪而真觉快乐,你那时候一定和有道德、有修养的人同样心安理得。有最洁白的良心,跟全没有良心或有最漆黑的良心,效果是相等的。

发现了快乐由精神来决定,人类文化又进一步。发现这个道理,和发现是非善恶取决于公理而不取决于暴力,一样重要。公理发现以后,从此世界上没有可被武力完全屈服的人。发现了精神是一切快乐的根据,从此痛苦失掉它们的可怕,肉体减少了专制。精神的炼金术能使肉体痛苦都变成快乐的资料。

于是,烧了房子,有庆贺的人;一箪食,一瓢饮,有不改其乐的人;千灾百毒,有谈笑自若的人。所以我们前面说,人生虽不快乐,而仍能乐观。譬如从写《先知书》的所罗门直到做《海风》诗的马拉梅(Mallarmé),都觉得文明人的痛苦,是身体困倦。但是偏有人能苦中作乐,从病痛里滤出快活来,使健康的消失有种赔偿。

苏东坡诗就说:“因病得闲殊不恶,安心是药更无方。”王丹麓《今世说》也记毛稚黄善病,人以为忧,毛曰:“病味亦佳,第不堪为躁热人道耳!”在着重体育的西洋,我们也可以找着同样达观的人。工愁善病的诺凡利斯(Novalis)在《碎金集》里建立一种病的哲学,说病是“教人学会休息的女教师”。罗登巴煦(Rodenbach)的诗集《禁锢的生活》(LesViesEncloses)里有专咏病味的一卷,说病是“灵魂的洗涤(puration)”。身体结实、喜欢活动的人采用了这个观点,就对病痛也感到另有风味。顽健粗壮的十八世纪德国诗人白洛柯斯(B.H.Brockes)第一次害病,觉得是一个“可惊异的大发现(Einebewunderung swrdige Erfindung)”。

对于这种人,人生还有什么威胁?这种快乐,把忍受变为享受,是精神对于物质的最大胜利。灵魂可以自主——同时也许是自欺。能一贯抱这种态度的人,当然是大哲学家,但是谁知道他不也是个大傻子?

是的,这有点矛盾。矛盾是智慧的代价。这是人生对于人生观开的玩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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