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学家孙玉明：二月河曾捐助《红楼梦学刊》几十万|独家

凤凰网文化消息 12月15日，著名历史作家二月河突发心衰去世，享年73岁。二月河本名凌解放，40岁开始文学创作，以五百万字的“帝王系列”：《康熙大帝》《雍正皇帝》《乾隆皇帝》三部作品，被海内外读者熟知。

但其实除了小说创作，二月河还是一位资深的“红学迷”。他的红学研究早于文学创作，1980年就写作了文章《史湘云是禄蠹吗》，著名红学家冯其庸非常欣赏这篇论文，称赞他的论文“想象丰富，用笔细腻，是小说的笔法。”也正是冯其庸鼓励他从事的小说创作，冯老认定二月河的才华放在创作上比放在红学研究上能有更大成就。1982年，二月河以“红学”学会最年轻的代表身份出席了在上海召开的“红学”年会。多年来，他一直担任红楼梦学会的常务理事。

凤凰网文化连线了著名红学家孙玉明，他回忆前年春天和二月河小聚时，二月河的身体就不太好，却没想到那是最后一次见面。孙玉明说，在《红楼梦学刊》最艰难的时候，二月河用自己的收入捐助了几十万，这让他非常感动。

以下为对话实录（徐鹏远连线）：

凤凰网文化：作为红学家，您怎么看待二月河先生的红学研究？

孙玉明：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在《红楼梦学刊》发表了，叫《二月河的红楼情》，把他与《红楼梦》——他如何爱好《红楼梦》、搞《红楼梦》研究、利用他对《红楼梦》曹雪芹家事这些了解开始了三部曲的创作——写得很详细，网上应该能查到，我就不详细说了。

凤凰网文化：在您和二月河先生的交往过程当中，有没有哪些故事是您印象比较深刻的？

孙玉明：我认识他也是我分到《红楼梦学刊》编辑部来，他是每次来北京的时候，他一定要拜访冯其庸先生，然后跟我们红学会这几个朋友聚一聚。他非常让我感动的就是，当时《红楼梦学刊》生存困难，他个人的稿费就给我们捐献了几十万。

凤凰网文化：这个是在哪个年代？

孙玉明：就是他的电视剧热播之后，当时杭州拍的一个叫《红顶商人》那个戏请他当顾问，他那个钱拿到以后，一分没取，捐助了一部分给我们《红楼梦学刊》，还捐助了一个少年儿童教育，还有一个绿色环保，我大致记得是这样。当时给我们学刊是分三次捐献的。

还有一个就是当年他的《康熙大帝》《雍正王朝》热播之后，在咱们世界范围的华人圈里引起轰动。当时咱们中国驻马来西亚大使和马来西亚几位侯爵聊起来，他们都特别想请二月河过去。 但是二月河不敢坐飞机，我就出面请他，后来他、冯其庸先生和我，我们三个人一起去的马来西亚。在那边基本上《星洲日报》每天追踪报道，我记得好像是2003年左右。平安夜那天晚上，我们在金马大酒店的大会堂做了讲座，《星洲日报》都是整版报道的。

再一个就是他这个人非常的随和，虽然是一个成名的大作家，但是他从来没有架子，说话幽默风趣，脑子反应极快。比如说那一年在马来西亚讲座的时候，他前面本来有半个小时的签名，不是签名售书，是华人的爱好者拿了他的书签名，半个小时签不完，他还要签，他妹妹负责在旁边给他盖章，盖得手都疼的，但是他说人家既然来了，咱这个讲座往后推一推，我给人把名签完。就是这么为别人考虑。

曾经我的朋友托我请他去高校讲座，只要身体好他就去，去了以后学生爆满的时候，他就提出来说，我这个讲台上不还有地方嘛，孩子们既然来了，就跟那站着我讲就行了。

凤凰网文化：这几年，您跟他最近的一次联系是什么时候？因为此前关于他身体方面，也没有看到什么消息，这一次感觉好像很突然。而且73岁嘛，按照现在的医疗水平，其实也不算年龄太大。

孙玉明：对，73岁，但是他可能创作太劳累，我认识他的时候，他身体就不是很好。

凤凰网文化：您认识他的时候他大概是多大年岁？

孙玉明：我是1989年，大概是《康熙大典》那个小说刚刚问世吧。那个时候正是武侠小说比较风靡的时候，他那个也有点武侠味，能看出来。这个时候认识的，那会儿身体就不是特别好。因为我认识他之前不是说他写作太艰难太劳累，曾经因为突发脑溢血住过院嘛，所以他身体就一直不是很好。

我记得前年春天，他到北京来，我们小范围的聚了一下，那大概是我最后一次见他。

凤凰网文化：那时候他状态还好吗？

孙玉明：不行，那天晚上我们坐了很短的时间他就累了，就提出来要走，明显的身体状况不太好。

今年的8月十几号，我记不清具体哪一天了，朋友通知我，他在301医院住进了重症监护室，我给他太太和孩子打电话都没打通，我估计是不是在重症监护室屏蔽了还是怎么着。那一次后来说没事了，所以我今天上午看到以后我也是非常吃惊的。

凤凰网文化：您作为读者也好，作为文学的专业研究者也好，您会怎么评价他的创作？

孙玉明：他是这样的，因为他是喜欢红楼梦而利用他红学研究的底子开始了小说的创作。研究型的学者是可以培养出来的，作家天赋是培养不出来的。他自己也曾经说过，他之所以写这个是在山东济南参加红楼梦的学术研讨会，聊起天来说康熙大帝在中国历史上这么一个英明的皇帝，只有唐太宗李世民可以跟他比美，但是没有一部像样的小说，没有一部像样的传记，他当时就是说我来写，他那时候也没成名。

再一个就是他自己说过，他当时老是写《红楼梦》研究的文章，他就寄给《红楼梦学刊》，有些发不出来，他就寄给冯其庸，冯其庸看了很兴奋很感动，给他回信就是鼓励他说，你这个文笔，不是研究的论文的那个风格，而是写小说，你试试走这个路子看看。这几种外在因素促成他把他作家的天赋就发挥出来。

他在开始写《康熙大帝》的时候，他自己对自己都没有信心。那个时候交通也不方便，他听说冯先生带着研究生考察，他特意把冯先生接到南阳去，让冯先生看他的小说，这是他自己讲的，冯先生看他的小说，说很好，你就这样写下去，你找不到出版社我帮你找。后来河南文艺出版社联系他。

我后来还跟他说过，我说我最喜欢你的《雍正王朝》，《康熙大帝》武侠味太浓了。他说一是那个时候就这个风气，武侠小说好卖，那么他的第一部长篇听出版社编辑的意见，特意写得传奇色彩很浓。他那个小说里的人物，是以历史人物作为模板，注入着另外一种东西。

他之所以能够成功，有这么庞大的读者群，甚至是在华人圈里引起轰动，这本身就已经说明问题了。而且你看一般根据小说改编的电视剧，大家极少关注原作者是谁，他这个书例外。

而且，你看着他风格上不像《红楼梦》，实际上他里面受《红楼梦》影响的东西太多了。我在《二月河的红楼情》里边，我就点到了，当年我跟他聊起天来， 我说你里边魏东亭这个人物，原型就是曹雪芹的爷爷曹寅。他说你凭什么这样说？我就跟他讲。他说你看书挺细，他承认是。

孙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