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光中辞世一周年纪念 | 读书如果不得其法，一味多读也并无意义
2017年12月14日，诗人余光中在高雄医院过世，终年90岁。
余光中祖籍福建省永春县桃城镇洋上村，1928年重九日生于南京。青年时于四川就学，毕业后进入金陵大学修读外文。1948年发表第一首诗作，1949年随父母迁香港，次年赴台。
尽管也有颇多争议，但余光中在华语文学界的巨大影响是不可忽视的。难能可贵的是，他的诗风充分汲取西方现代诗经验，又融合了中国古典文学的意蕴，为中国当代诗歌开辟了一条崭新的道路。
除诗歌外，余光中的散文也深受读者喜爱。正如梁实秋言：“余光中右手写涛，左手写散文，成就之高一时无两。”余光中对于读书颇有心得，这篇文章即是他对于读书的经验之谈。
“人生识字忧患始，姓名粗记可以休。”项羽这种英雄人物，当然不喜欢读书。刘邦也不喜欢读书，甚至也不喜欢读书人。不过刘邦会用读书人，项羽有范增而不会用，汉胜楚败，这也是一个原因。苏轼这两句诗倒也不尽是戏言，因为一个人把书读认真了，就忍不住要说真话，而说真话常有严重的后果。这一点，坐牢贬官的苏轼当然深有体会。而在“文革”时期的中国大陆，一个人甚至不必舞文弄墨说什么真话，就凭他读过几本书的“成分”，已经忧患无穷了。
这种“读书有罪”的意识加于读书人的身份压力，在资本主义的社会里，也感觉得到，海外的知识分子里，也有一些人只因自己读过几本书而忸怩不安，甚至感到罪孽深重。为了减轻心头的压力，他们尽量低抑自己知识分子的形象，或者搬弄几个十九世纪的老名词来贬低其他的知识分子，以示彼此有别。
其实在目前的社会，知识分子与非知识分子之间，早已愈来愈难“划清界限”。义务教育愈来愈普及，大众媒介也多少在推行社会教育，而各行各业的在职训练也不失为一种专才教育，所以在年轻人里要找绝对的非知识分子，已经很难了。且举一例，每年我回台北，都觉得计程车司机的知识水准在逐渐提高。从骆驼祥子到三轮车夫，从三轮车夫到今日的计程车司机，这一行在这一方面显然颇有变化。其他行业，或多或少，也莫不如此。中国大陆，从以前的批斗学者、白卷主义，到目前的宣传尊重知识分子，要干部学文化，要人民学礼貌，要学者出国深造等等，也都显示了反知主义的重大错误。到今天，我们都应该承认，无论在什么社会，要是把读过书的人划为一个特殊的阶级，使它和其他的人对立起来，甚至加以羞辱、压抑，绝非健康之举。
读书其实只是交友的延长。我们交友，只能以时人为对象，而且朋友的数量毕竟有限。但是靠了书籍，我们可以广交异时和异地的朋友；要说择友，那就更自由了。一个人的经验当然以亲身得来的最为真切可靠，可是直接的经验毕竟有限。读书，正是吸收间接的经验。生活至上论者说读书是逃避现实，其实读书是扩大现实，扩大我们的精神世界。就算是我们的亲身经验，也不妨多听听别人对相似的经验有什么看法，以资印证。相反地，我认为不读书的人才逃避现实，因为他只生活在一种空间。英国文豪约翰生说：“写作的惟一目的，是帮助读者更能享受或忍受人生。”倒过来说，读书的目的也在加强对人生的享受，如果你得意；或是对人生的忍受，如果你失意。
在知识爆炸的现代，书，是绝对读不完的，如果读书不得其法，则一味多读也并无意义。古人矜博，常说什么“于学无所不窥”，什么“一物不知，君子之耻”。西方在文艺复兴的时代，也多通人，即所谓Renaissance Man。十六世纪末年，培根在给伯利勋爵的信中竟说：“天下学问皆吾本分。”现代的学者，谁敢讲这种话呢?学问的专业化与日俱进，书愈出愈多，知识愈积愈厚，所以愈到后代，愈不容易做学问世界的亚历山大了。
不过，知识爆炸不一定就是智慧增高。我相信，今人的知识一定胜过古人，但智慧则未必。新知识往往比旧知识丰富、正确，但是真正的智慧却难分新旧。知识，只要收到就行了。智慧却需要再三玩味，反复咀嚼，不断印证。如果一本书愈读愈有味，而所获也愈丰，大概就是智慧之书了。据说《天路历程》的作者班扬，生平只熟读一部书：圣经。弥尔顿是基督教的大诗人，当然也熟读圣经，不过他更博览群书。其结果，班扬的成就也不比弥尔顿逊色多少。真能善读一本智慧之书的读者，离真理总不会太远，无论知识怎么爆炸，也会得鱼忘筌的吧。
叔本华说：“只要是重要的书，就应该立刻再读一遍。”他所谓的重要的书，正是我所谓的智慧之书。要考验一本书是否不朽，最可靠的试金石当然是时间。古人的经典之作已经有时间为我们鉴定过了；今人的呢，可以看看是否经得起一读再读。一切创作之中，最耐读的恐怕是诗了。就我而言，“峨眉山月半轮秋”和“岐王宅里寻常见”，我读了几十年，几百遍了，却并未读厌；所以赵翼的话“至今已觉不新鲜”，是说错了。其次，散文、小说、戏剧甚至各种知性文章等等，只要是杰作，自然也都耐读。奇怪的是，诗最短，应该一览无遗，却时常一览不尽。相反地，卷帙浩繁、令人读来废寝忘食的许多侦探故事和武侠小说，往往不能引人看第二遍。凡以情节取胜的作品，真相大白之后也就完了。真正好的小说，很少依赖情节。诗最少情节，就连叙事诗的情节，也比小说稀薄，所以诗最耐读。
朱光潜说他拿到一本新书，往往选翻一两页，如果发现文字不好，就不读下去了。我要买书时，也是如此。这种态度，不能斥为形式主义，因为一个人必须想得清楚，才能写得清楚；反之，文字夹杂不清的人，思想一定也混乱。所以文字不好的书，不读也罢。有人立刻会说，文字清楚的书，也有一些浅薄得不值一读。当然不错，可是文字既然清楚，浅薄的内容也就一目了然，无可久遁。倒是偶尔有一些书，文字虽然不够清楚，内容却有其分量，未可一概抹杀。某些哲学家之言便是如此。不过这样的哲学家，我也只能称为有分量的哲学家，无法称为清晰动人的作家。如果有一位哲学家的哲学与唐君毅的相当或相近，而文字却比较清畅，我宁可读他的书，不读唐书。一位作家如果在文字表达上不为读者着想，那就有一点“目无读者”，也就不能怪读者可能“目无作家”了。朱光潜的试金法，颇有道理。
凡是值得读的智慧之书，都值得精读，而且再三诵读。古人所谓的“一目十行”，只是修辞上的夸张。“一目十行”只有两种情形：一是那本书不值得读，二是那个人不会读书。精读一本书或一篇作品，也有两种情形。一是主动精读，那当然自由得很；二是被迫精读，那就是以该书或该文为评论、翻译或教课的对象。要把一本书论好、译好、教好，怎能不加精读?所以评论家(包括编者、选家、注家)、翻译家、教师等等都是很特殊的读者，被迫的精读者。这种读者一方面为势所迫，只许读通，不许读错，一方面较有专业训练，当然读得更精。经得起这批特殊读者再三精读的书，想必是佳作。经得起他们读上几十年几百年的书，一定成为经典了。普通的读者呢，当然也有他们的影响力，但是往往接受特殊读者的“意见领导”。
世界上的书太多了，就算是智慧之书也读不完，何况愈到后代，书的累积也愈大。一个人没有读过的书永远多于读过的书，浅尝之作也一定多于精读之作。不要说陌生人写的书了，就连自己朋友写的书，也没有办法看完，不是不想看完，而是根本没有时间，何况历代还有那么多的好书，早就该看而一直没有看的，正带着责备的眼色等你去看！对许多人说来，永远只有很少的书曾经精读，颇多的书曾经略读，更多的书只是道听途说，而绝大多数的书根本没听说过。
略读的书单独看来似乎没有多大益处，但一加起来就不同了。限于时间和机缘，许许多多的好书只能略加翻阅，不能深交。不过这种点头之交(Nodding Acquaintance)十分重要，因为一旦需要深交，你知道该去哪里找他。很多深交都是这么从初交变成的。略读之网撒得愈广愈好。真正会读书的人，一定深谙略读之道，即使面对千百好书，也知道远近缓急之分。要点在于：妄人把略读当成深交，智者才知道那不过是点头浅笑。有些书不但不宜精读，且亦不必略读，只能备读，例如字典。据说有人读过《大英百科全书》，这简直是以网汲水，除了迂阔之外，不知道还能证明什么。
有些人略读，作为精读的妥协，许多大学者也不免如此。有些人只会略读，因为他们没有精读的训练或毅力。更有些人略读，甚至掠读，只为了附庸风雅。这种态度当然会产生弊端，常被识者所笑。我倒觉得附庸风雅也不全是坏事，因为有人争附风雅，正显得风雅当道，风雅有“善势力”，逼得一般人都来攀附，未必心服，却至少口服。
附庸风雅的人多半是后知后觉，半知半觉，甚或是不知不觉，但是他们不去学野蛮，却来学风雅，也总算见贤思齐，有心向善，未可厚非。有人附庸风雅，才有人来买书，有人买书，风雅才能风雅下去。据我看来，附庸风雅的人不去图书馆借书，只去书店买书。新书买来了，握在手里，提在口头，陈于架上，才有文化气息。书香，也不能不靠铜臭。
当然，买书的人并非都在附庸风雅。文化要发达，书业要旺盛，实质上要靠前述的那一小撮核心分子的特殊读者来推波助澜。一般读者正是那波澜，至于附庸风雅的人，就是波澜激起的浪花，更显得波澜之壮阔多姿。大致说来，有钱人不想买书，就算“买点文化”来做客厅风景，也是适可而止。反过来呢，爱书的人往往买不起文化，至少不能放手畅买到精神的奢侈得以餍足的程度。
亚历山大恨世界太小，更无余地可以征服，牛顿却叹学海太大，只能在岸边拾贝。书海，也就是学海了。逛大书店，对华美豪贵的精装巨书手抚目迷，“意淫”一番，充其量只像加州的少年在滩边踏板冲浪罢了。至于海，是带不回家的。我在香港，每个月大概只买三百元左右的书刊，所收台港两地的赠书恐怕也值三百元。这样子的买文化，只能给我“过屠门而磨牙”的感觉，连小康也沾不上，遑论豪奢?要我放手畅买的话，十万元也不嫌多。
看书要舒服，当然要买硬封面的精装本，但价格也就高出许多。软封面的平装本，尤其是胶背的一种，反弹力强得恼人，摊看的时候总要用手去镇压。遇到翻译或写评时需要众书并陈，那就不知要动员多少东西来镇压这一批不驯之徒。台灯、墨水瓶、放大镜、各种各样的字典和参考书，一时纷然杂陈，争据桌面，真是牵一发而动全身。这时，真恨不得我的书桌大得像一张乒乓球桌，或是其形如扇，而我坐在扇柄的焦点。我曾在伦敦的卡莱尔故居，见到文豪生前常用的一张扶手椅，左边的扶手上装着一具阅读架，可以把翻开的书本斜倚在架上，架子本身也可作九十度的推移，椅前还有一只厚垫可以搁脚。不过，这只能让人安坐久读，却不便写作时并览众书。
有时新买了一部漂亮的贵书回来，得意摩挲之余，不免也有一点犯罪感，好像是又娶了一个妾，不但对不起原有的满架藏书，也有点对不起太太。书房里一架架的藏书，有许多本我非但不曾精读，甚至略读也说不上，辜负了众美，却又带了一位回来，岂不成了阿拉伯的油王？至于太太呢，她也有自己的嗜好呀，例如玉器，却舍不得多买。要是她也不时这么放纵一下，又怎么办呢?而我，前几天不是才买过一批书吗，怎么又要买了?我的理由，例如文化投资，研究必备等等，当然都光明正大。幸好太太也不是未开发的头脑，每次见我牵了新欢进门，最多从容地轻叹一声，也就姑息下去了。其实对我自己说来，不断买书，虽然可以不断满足占有欲而乐在其中，但是烦恼也在其中。为学问着想，我看过的书太少；为眼睛着想，我看过的书又太多了。这矛盾始终难解，太太又不断恫吓我说，再这么鹭鸶一般弯颈垂头在书页的田埂之上，要防颈骨恶化，脊骨退化，并举几个朋友做反面教材。
除了这些威胁的阴影之外，最大的问题是书的收藏。每个读书人的藏书，都是用时不够，藏时嫌多。我在台北的藏书原有两千多册，去港九年搜集的书也有一千多册了，不但把办公室和书房堆得满坑满谷，与人争地，而且采行扩充主义，一路侵入客厅、饭厅、卧室、洗衣间，只见东一堆，西一叠，各占山头，有进无退，生存的空间饱受威胁。另一现象，是不要的书永远在肘边，要找的呢，就忽然神秘失踪，到你不要时又自动出现。我对太太说，总有一天我们车尾的行李箱也要用来充书库了。问题是，这几千本书目前虽可用“双城记”分藏在台北和香港，将来我迂回台北，这“两地书”却该怎么合并?
然而书这东西，宁愿它多得成灾，也不愿它少得寂寞。从封面到封底，从序到跋，从扉页的憧憬到版权的现实。书的天地之在，绝不止于什么黄金屋和颜如玉。那美丽的扉页一开，真有“芝麻开门”的神秘诱惑，招无数心灵进去探宝。古人为了一本借来的书限期到了，要在雪地里长途跋涉去还给原主。在书荒的抗战时代，我也曾为了喜欢一本借来的天文学入门，在摇曳如梦的桐油灯下逐夜抄录。就在那时，陆蠡为了追讨日本兵没收去的书籍，而受刑致死。在“文革”时期，一切封资修的毒草害书，不是抄走，便是锁起。无数的读书人都诀别了心爱的藏书，可惊的是，连俄国的作家都难逃大劫。请看四川诗人流沙河的《焚书》吧：
留你留不得，
藏你藏不住。
今宵送你进火炉，
永别了，
契诃夫!
夹鼻眼镜山羊胡，
你在笑，我在哭。
灰飞烟灭光明尽，
永别了，
契诃夫!
责编 | 李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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