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是老师告诉学生不要太天真，现在是学生跟老师说别太天真

1985年，钱理群、黄子平、陈平原以一篇《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一举改变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版图，在浪漫的八十年代为文学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2018年的今天，再提此事，陈平原却这样感慨：“四十年前的改革开放，文学是最早起步的，因为春江水暖鸭先知，而四十年以后文学是垫后的。”

从1985到2018，钱理群、黄子平和陈平原从青年学者变成了德高望重的老教授；三十年间，余华从先锋文学走向通俗文学，莫言拿了诺贝尔，默默无闻的金宇澄写出了惊艳四座的《繁花》，许多人从舞台退场，又有许多新人占领焦点，文学和这个时代一样，每一秒都发生着不可思议的变化。不过，有这样一套丛书，历经三十载，却依然保有着文学最初的魅力。

三十年前，三位学者用“漫说文化”四个字命名了这样一套囊括鲁迅、周作人到王安忆、贾平凹的佳作合集。三十年后的今天，这套丛书再次出版，值此机会，凤凰网文化与钱理群、黄子平、陈平原相约燕园，在落花的时节共读华章。

在这场故交重聚的风沙龙上，三个人仿佛回到了意气风发的八十年代，回到了那些神聊的岁月，滔滔不绝，畅所欲言。钱理群坦诚真挚，回忆起上课时带着学生一起朗读的场景，两眼放光，像小孩子一样；黄子平睿智儒雅，三言两语间带我们回到曾经的文艺与浪漫；陈平原则严谨认真，满怀对文学与时代的忧思。从鲁迅到史铁生，从《新青年》到《读书》，在这个不读书的时代里，所幸我们还能一起聊聊“文学”。

凤凰网文化将对话内容整理成了文字，以飨读者，因篇幅较大，故分为三篇发布，以下是实录的最后一部分：          

左起：徐鹏远（主持人）、黄子平、钱理群、陈平原

卖的最好是《男男女女》，卖的最不好的是《读书读书》

徐鹏远：三位老师建议给大家多一些提问机会，大家有问题可以举手。

提问：我想问一下钱老跟陈平原两位老师，钱老以前写文章说过去上学叫读书，但是现在孩子上学主要是应试，钱老师教过中学，陈老师也提到教中文系的时候发现学生知道很多书目作家名字，但是不读作品，所以我想代表家长，包括老师，想知道中小学生怎么引导他们比较好的读书，特别是学校在教语文的时候，就像您刚才说的阅读，有没有比较好的方式？

钱理群：现在不读书可能不是孩子的问题，老师自己就不读书。中小学老师除了参考书之外不读别的，大学老师可能也不读书。不读书可能是现在最严重的问题。但这个问题你问我怎么解决我不知道，但是我跟很多老师提过一个看法，我说整个教育没指望了，但是你可以在你可能的范围内做一点引导学生读书的事情，你引导一个算一个，你别想经过你的引导大家都读书，别做这个梦。但是你去引导，引导了，就会有人读书。最近我非常高兴，今年教师节，我收到一批来自现在还在农村教书的老师的信，因为当年他们在做学生的时候听过我的讲话，他们一直记得我说的话。其中一个老师就这么告诉我，他说你当年说的对，我们原来寄希望太大，到后来完全不是这样，但是我还在坚持。他告诉我自己现在也还在读书，同时坚持每个星期让一个学生去读一本书。我在回信时就对他说，在当下能够这样做就很不错了，如果能够长期坚持下去，就更好了。中国的问题，你想大范围根本去解决，根本不可能；但是每个人可以在你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去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当然，我还是寄希望于老师，现在也确实还有一批爱读书的老师，而且我发现在一些大城市和中等城市，有各种各样的读书会，包括老师也组织读书会，这是好的事情。现在也可以利用网络，我一直在推荐福建的老师组织1+1读书俱乐部的经验，在网上大家约定阅读某本书，读完以后大家互相交流，那个读书会进一步发展到同一个小城市里面找一天大家来读书。那年我到福建去，他们在网上发通知说钱教授来福建，许多老师从各县跑到福州跟我对话。所以我觉得在总体绝望的情况下还是有希望的。，我一直主张“从改变你的存在开始”，在你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做一件好事，比如引导孩子读书，哪怕读一本书，长期坚持下去就会有一定的效果。

陈平原：我做一个补充，我没有像老钱那么绝望，因为我这几年在北京、南京、广州跟一些中学老师见面，挺佩服他们的，他们真的是自己读书，而且带学生读书。反而是我在反省一个问题，是否拒绝一概而论。刚才老钱强调从自己身边做起，表面上是比较低调的论述，但我更愿意强调它的合理性。今天很多人特别想找到特殊的途径，建立一个权威，下一个读书的指令，让全国学生来读什么书，这不是好事情。再伟大的人，再正确的论述，你都必须意识到中国的城乡之间巨大的差异，不同学校、不同老师之间巨大的差异，我反而更愿意强调每个老师自主的选择，以及他对学生独特的辅导。其实，第一线的老师们真的比我们更知道学生的需要，而且他们的指导更有效果，也跟有意义。出外讲学，经常有人问我开书单，我说没用，因书单只适应自己的学生。在更广大的范围谈问题，应该节制，过于强调某种自己的理念，忽略中国千差万别的家庭和千差万别的学校以及学生，这不好。在这个意义上，给现有的中小学老师提供比较好的条件，让他们因地制宜，影响他们的学生，这样才能培养出千差万别、而不是千人一面的学生。如果我们想用一个自以为正确的思路来强行推广，效果并不好，不仅因为没有这个能力，即使有这个能力，这思路也是错误的。所以我更愿意说，给每个第一线的老师更好的生活条件以及更大的自主权，让他们自己认真读书，也带着学生们来选择和阅读，这样效果更好一点。

黄子平：我比老钱更悲观，我听平原说这套书现在卖的最好是《男男女女》和《世故人情》，卖的最不好的是《读书读书》。我前段时间跟一个出版社的编辑讨论口袋书，他说很奇怪，华人世界没有一本口袋书是成功的，如果出口袋书是自取灭亡的，本来我们这套书的设想是要出成口袋书的。日本的地铁上全部都在读书，法国、德国、俄国地铁上所有人都在读书，读书是一个社会风气，它就是一个读书的社会。而中国本来读书人地位非常崇高的，我们下乡的时候，老乡心目中读书人的地位非常崇高。现在流行的电影台词叫做，“我读书少你别欺负我”，很自豪的说。我认识一位上海的教授，他去日本交换，离开日本的时候，在东京机场行李超重，买太多书，要罚他钱，这个老师把钱都花光了，就跟机场的人说，我在东京大学交换。那人说东大啊！不用罚钱了。日本尊重读书人，把读书人地位弄的很高，所以他们年年拿诺贝尔奖也不奇怪。咱们这里以读书少为自豪，没得救了。

现在北大的学生也开始不怎么书生气了，这不是好事情

提问：三位老师提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这个概念是在1985年，现在将近三十年之后，我的问题是从二十世纪末到二十一世纪初，从革命的世纪到告别革命的年代，从身处二十世纪来看概念到离开这个世纪看这个概念，有没有不同？就是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概念的解读。

黄子平：二十世纪过去了，这个概念其实是非常粗的讨论现代文学史的框架。当年我们也是反复讨论，由于《读书》杂志的影响太大，所以暴得大名，非常惭愧。后来我们没有机会再来反思这个概念，但是发明了一个自我安慰的说法，就说这些概念还能不能成立不重要，重要是那个“时刻”，那个概念冒出来的时刻多么令人怀念。然后还沾沾自喜，我们当年非常有勇气，比较大胆，现在打死我们都写不出来。如果当时我们再继续琢磨，讨论来讨论去，要搞得它很完美，可能就出不来了。重要的不是这个框架是否仍然有效，它应该早就过时了，但是为什么还没有人来代替它呢？我很失望。

《读书》杂志

陈平原：其实，这个概念没有过时，这个概念现在已经体制化了。北大还在讲现代文学、当代文学，好多大学已经在讲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作为早年提倡者，我们会反省当初提出概念的时候思虑不周，以及留下的一些遗憾。当初的直觉不错，有些判断也可以，但总体来说，就像子平说的，我们思想不成熟。大概十年前，老钱专门写过文章做自我反省。因为这个概念已经进入体制，希望各个教学的老师，第一讲讲述这个概念的产生以及必要的批判，接下来再进入正题，讲二十世纪中国文学。

钱理群：你们可以注意一个现象，我们三个人提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概念以后，没有一个人再写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实际上这个概念提出是有针对性的，现代、当代文学学科发展到1980年代初，就要求从学科原有的作为革命史一部分的框架与限制中解脱出来。我们最初的本意，就是要使现当代文学成为一个有自己的独立的研究范围，对象，方法，结构的学科，也可以说是对既定的、占据主流地位的现、当代文学史研究的革命模式及其相应的观念、结构、方法的一个挑战，它之所以引起轰动性的反响，原因就在这里。但一种新的口号、新的思想提出来以后，它在得到认同，特别是在自身成为主流之后，马上就会面临发生曲解的危险，而且是倡导者根本无从把握的。后来我们三个人就沉默了。今天回过头来反思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这个口号，我仍然认为，它作为一个学术观点、主张还是可以存在的，至少是一家之言，不见得完全过时。但是它没有想的那么大的意义和价值，而且自身是有缺陷，甚至是相当严重的问题的。它的最大价值可能还是历史价值：它确实对1980年代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的突破起了很大作用，打开了全新的思路；而它内含着的对既定、主流研究模式的质疑精神，大胆创新的精神，不但跟八十年代的时代精神气质相一致，而且具有更普遍的意义。

黄子平：我是既得利益者，提职称，当年上头一查，这篇论文的引用率是所有现代文学论文里面排第一，这就不得了，引用率排第一。他们迷信“引用率”这玩意儿。赞成的也好，尤其批判的也好，也算引用，越多人批判引用的越高。这个概念里面最大的问题，当然也是八十年代的一个根本问题，就是对现代化和现代性一厢情愿的缺乏反思，所有思考的焦点，你的问题提出来的方式，都是笼罩在对现代化和现代性毫无反思和毫无批判的思路上。因为整个框架建立在那个上面，你要做任何修补和修改都是不可能的，这是最值得去反省的层面。

提问：我想问钱老师一个问题，我自己读鲁迅先生作品，我最喜欢他的作品是《影的告别》，因为我觉得写出他一生的心路历程，我想请问钱老师读鲁迅先生作品的时候有没有最喜欢的一篇，能不能讲一下您和最喜欢的作品之间的故事和经历。

钱理群：我刚才已经讲了，我最喜欢的一篇是《颓败线的颤动》，正好我写了文章，谈我和《颓败线的颤动抖》的结缘的历史。但这篇文章是应一位朋友特约而写的，在文章发表之前，我还不能公开透露文章的内容，这是要请这位朋友原谅的。

提问：首先对钱老表达敬意，因为我之前不喜欢鲁迅，不喜欢的原因是我读不懂，后来通读《鲁迅全集》，又看了您的《周作人传》，对我而言打开了了解周氏兄弟的两把钥匙，我自己对知识分子心灵的探寻，可能是您一直关注的点，包括您讲座开始说的话非常有情怀，我听了非常感动。在现代这个时代下并不是所有中文系的学生毕业以后都可以留在高校，因为相对于社会而言，高校还是相对安静一点，可以读书。很多中文系的学生在滚滚红尘之下，我们应该在思想以及态度上保持怎样的状态才能坚守这份初心？

钱理群：我昨天刚完成一封长信，今年教师节，一些农村的老师，一些当年读师范的老师给我写信，我在信里这样谈的：我说按正常的人生是分三个阶段，一个是读书期间，包括大学，也包括研究生期间，这是一个做梦的时代，有许多理想，对未来有种种想法。第二个阶段就是步入社会以后，就会面临理想和现实巨大冲突，即使你原先在学校里已经看透了许多事情，但现实依然比你预计的要严峻得多。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办？根据我的观察和经验，大体上可能有四种反应。第一种不管现实，继续做梦。这样的反应现在可能已经不再有。第二种反应是，开始也对现实不满，但后来就逐渐适应，最后被现实同化。特别是在现实中得到好处，自己也成为既得利益者，就自觉地放弃、背离自己原初的理想，发生了异化。第三种反应，是既不甘心完全妥协，又没有勇气坚持理想，或者没有机会挤入既得利益集团，就陷入颓废、虚无、混日子。第四种反应是我比较赞同的：首先要面对现实，不断加深对现实的理解，在此基础上，对自己的理想做适当的调整，有一些反思，甚至要做一些妥协，但这个妥协又是有底线的，然后再寻找现实的空隙和机会，在有限的空间里逐渐的实现自己的部分理想。刚才提到的跟我通信的农村老师，就告诉我，尽管他在现实生活感觉到社会整体的黑暗，自身整体的无力，但也还是尽可能的在自己教学的范围内教好学生，使他们能够正常的、健康的活着。我觉得这个老师的选择可能对即将离开学校面对现实的同学们有参考、借鉴的价值。可以说我自己的一生基本就是这样过来的。到了老年反而在天天做梦。人生就是三个阶段：入世前，不同程度上做梦；入世后就面临现实和理想巨大的反差，在挣扎和坚守中收获丰富的痛苦；到了老年出世后又在更高层面上继续做梦。

陈平原：我很高兴北大中文系有好几位像老钱这样退休以后状态很好，比在工作的时候发挥得还好，不是逐渐走入低潮，而是越来越激昂。老钱告诉我，他每天不写作就困了，我说我相反，写作时就困了。所以他继续在做，而且发挥的非常出色。刚才老钱说的学生四个阶段，他还是理想化了，他忘记了今天最大的问题是，很多学生在校的时候已经过早的不做梦，很早就进入社会，而且会觉得老师你们怎么还那么天真！以前我们对学生说，你不要太天真，但是现在反过来，学生告诉我们不要太天真。

钱理群：即使这样的学生再世故，真正面对现实的时候反差太大，所以对你们来说，毕业以后才是真正的考验。

陈平原：北大学生比起全国各大学的学生来，最大的特点是他们在校期间书生气比较足。而现在北大的学生也开始不怎么书生气了，这不是好事情。

钱理群：就是不做梦了，书生气就是做梦。

陈平原：老钱出第一本散文随笔集，写完以后不知道题目叫什么好，我跟他说就叫《人之患》吧，因为，老钱就是“人之患，好为人师”。

黄子平：老钱最大的悲哀是跟着平原混，所以都叫作青年学者，根本跟平原不是一代人。突然从老钱变成钱老，一夜之间，他都没有反应过来。从“青年学者”变成“北大老教授”，所以他丧失了人生很重要的阶段，叫做中年（笑）。一下子从青年跳到老年，非常悲惨，因为中年是非常丰富的人生阶段（笑）。我的疑问是为什么读中文系的人特别爱提这种问题？情怀啦，滚滚红尘啦，跟你们的专业选择，高考的时候填志愿脑子进了水有没有关系？我完全不懂，别的系学生好像不那么容易提出这样令老师也非常困惑的问题。

钱理群：我是一个不可救药的理想主义者和浪漫主义者

提问：三位老师好，刚才陈平原老师提到在点点滴滴中，在日常生活中就能够看出中国文化的变化，当年有日本学者研究鲁迅，研究鲁迅在北京居住周边居住的时候邻居是谁，每天的环境是怎么样，我想问三位老师，尤其是钱理群老师，您退休之后，我看到新闻报导说您住进养老院，我不知道现在是什么样，您的日常生活，包括您的作息时间，这不是为了窥探您的私生活，而是一种研究路径（笑），您什么时候写作、您是否锻炼身体等等这些问题想请您谈一下日常生活。

钱理群：我最害怕回答这样的问题，因为搞不好网上就传开了，我现在最害怕的就是大家注意我。我之所以躲到养老院去，最大的目的是想退出公众视线，让别人都不注意我，可以自由的生活。你问到了，我好像不回答也不礼貌，简单说，这也是我昨天写的一封信里讲到的。

陈平原：你昨天到底写了几封信（笑）。

钱理群：一封长信，就是给农村的老师们写信。一位老师来信说，我爷爷87岁，每天在地里转来转去；我就回信说，我跟你爷爷一样，他在地头转来转去，我在书斋里耙来耙去，耕耘我的“一亩三分地”，写我自己想写的、愿意写的东西。我现在写作没有什么功利目的，也不求发表，别人怎么评论我都不管，完全是想怎么写就怎么写，进入自由写作的阶段，我日常生活主体就是这个。我也每天散步一个小时，而且我的散步有一个特点，我自己称为用婴儿的眼睛重新打量大自然。我的养老院条件比较好，院子像公园一样，每天就是那些草木，天空、云彩，但是我每次看的时候特别注意今天和明天有什么变化。，我经常去锻炼的地方有一棵树，开始的时候它完全是绿的，后来这边开始变黄，那边还是绿的，我每天去都看到黄颜色怎么逐渐侵蚀绿色一边，最后变的完全黄色。发现这些看熟的一草一木每天发生微妙的变化，真的非常开心。所以我现在精神状态非常好，而且对我的身体健康几乎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每天就做这两件事：在书房耙来耙去，在园子里看来看去，每天都有新的发现和新的创造，这样就可以使自己的生命保持某种程度的新生状态，我是一个不可救药的理想主义者和浪漫主义者，我现在也还在竭力地将自己的晚年生活浪漫化，只是不知道这样的浪漫状态还能维持多久。

黄子平：我揭发老钱，我到他家去，那时候他还没有搬走，看到他客厅里面摆了一部很高级的跑步机，不说牌子，--他的跑步机上堆满全国各地寄来的各种杂志。

钱理群：我原来不锻炼，我到了养老院以后最大的变化就是每天散步一小时。

文学批评的问题是整个社会风气的问题

提问：三位老师好，我听老师讲这些心理很有启发，想到前些日子我们上课的时候老师跟我们讨论的一个话题，我们当时讨论的问题是现在包括作家、散文家出了一本书就会有好多评论界的朋友进行批评，老师给我们提出讨论的问题是，现在可能有这样的倾向，一个作家出新书的时候，抛售评论家批评的时候，往往由文学批评变成大部分是文学表扬，甚至演变为文学广告，三位老师都是德高望重的老师，肯定有切身的体会，我想问三位老师对这种文学批评出现的批评无力的状态怎么看？

黄子平：我有一年回来碰到苏州大学一位老师，从来没有人这么跟我说，他说你离开的好，我说为什么？他说你要不离开，你会成为全国知名的“红包批评家”。什么叫做红包批评家？那些新书发布会通常都是在北京，如果资金比较充足挑人民大会堂开发布会，当然先找北京大学做当代文学批评的老师，一进门签名，签完名红包递上来，你当然就变成红包表扬家。我出了一身冷汗，逃过一劫。非常有趣，我有一次听河南作家李洱描述这些红包批评家非常的匆忙，任务繁重，要赶好几个会，到了一个会坐下来拿完红包以后，“很高兴来参加这次……”，然后扭头看横幅，才看清楚横幅上是讨论谁的哪本书，然后说这本书“很有深度、很有广度、很有高度，很有各种度”，讲完以后又要赴下场批评。我觉得不是文学批评的问题，而是整个社会风气的问题，没法解决。

陈平原：子平说的是当代文学，而且更多体现在具体的作家作品出版座谈会。我的研究对象章太炎死了，鲁迅死了，胡适也早死了，不会开自己的作品出版座谈会，所以我们很少碰到这个挑战和诱惑。这么说吧，大套书，比如《章太炎全集》出版、《王国维全集》出版，这样的话我们会参加，那种氛围，相对来说大家比较认真，而且比较客观一点。不排除在那个场合里会多说一些表扬的话，但是和红包批评家不是一回事情。所以，我相信在整个书评界偏于软的状态下，可能当代文学的这个问题最严重。当年我的导师王瑶先生说做现代文学，他那个时候现代作家还在，他就说做现代文学最大的警醒是不要跟作家走的太近。王先生基本不跟作家打交道，据说某作家挑一担书到他家，说你的文学史就写我这么几行，合适吗？撩下来就走了。所以，作家的压力对于当下的研究者来说很严重，假如要保持史家立场与眼光，双方关系密切那是比较困难的。记得王瑶先生的话，即使偶尔谈当代文学，我也基本上不跟作家有密切往来。因此，也就没有那么多诱惑在等待着我。

钱理群：接着平原的话说，我的原则不跟作家联系，也不跟作家的家属联系。比如我研究鲁迅、周作人，我基本上不跟鲁迅、周作人家属的交道。当然会有一些损失，比如材料得不到，但是我觉得宁愿不要，也要保持我的独立。因为跟家属关系搞好，有了感情以后，就很难保持学术研究必须有的距离感与客观性。我顺便说一下，大家可以注意，我这些年任何会不参加，我只参加一种会，就是我的作品要出版了，要召开发布会，我就必须参加。因为出版社出你的书很难，尤其是我的书更不容易出版，出来了，就要求有一定的销售量，需要宣传，开发布会，自然有一定的商业目的，我们不必回避这一点，而且这样的商业目的是合理的，我也有义务参加。参加的时候我也尽可能使其变成思想与学术的交流，今天这个会这方面就做的比较好，实际上是学术的交流。

黄子平：你们两个说的很有深度，但是缺乏广度。

徐鹏远：因为时间关系，这个问题没法展得太开，我可以做一个有价值的广告。刚才那位同学如果对这个问题感兴趣，可以去凤凰网看一下我们上一期的风沙龙，李陀和许子东两位老师就当下文学批评的问题聊了很多，应该可以给你提供更多解答。

提问：我想问一下三位老师，关于少数民族文学的问题。我们一般说少数民族作家，比如像老舍、阿来，我们认为可以纳入文学讨论，但现在网上还有很多网络小说，可能以比较猎奇的心态放大作为卖点，里面出现类似于东方主义现象，我自己是贵州苗族，我想问一下三位老师，在少数民族现代化速度越来越加快的情况下，怎么写出自己民族声音的作品？甚至说在二十一世纪或者再往后的网络时代，写出自己民族的声音还有无必要？

钱理群：我把话题拉开一点，今天的话题是漫说文化，对文化的理解，我们通常一讲就是古代文化，古代文化又集中在儒家文化上。实际上不仅有古代文化，同时还有现代文化，我想提醒还有少数民族文化，地方文化，民间文化，我们应该有这个大视野的文化概念。这位同学谈到贵州苗族，这是我非常感兴趣的话题。记得我在退休以后和贵州的朋友编了一本《贵州读本》，并且到贵州各大学演讲，还专门到民族学院和少数民族学生交流，我讲话的中心就是强调现在少数民族的文化有消失的可能，因此你们一定要坚持少数民族的文化，首先是坚持学习与运用你们自己民族的语言文字。没有想到学生的反应却是，钱老师，我现在考虑更多的是就业，要就业就必须懂得汉语，而且最好懂得英语，对我来说，最现实与迫切的，不是坚守民族语言文字的问题，我最关心的是请你告诉我如何学好英语。这件事引起了我的反思：我们这些学院里的教授，只是从理论、理想的层面，关心与思考少数民族文化的命运，这本身并无问题，而且自有价值；我们的问题在，完全不知道少数民族的学生、乡亲，在现实生活中遇到的更加实在、迫切的问题，我们的理论、理想就有陷入空谈的危险。少数民族文化的坚守当然很重要，问题是在少数民族的基本生存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的形势下，如何坚守？除了少数民族自身的坚守以外，我们这些关心少数民族文化的汉族知识分子，又能够实实在在地为少数民族文化的保存与发展做一些具体的事情。这也是我在遭到少数民族学生的前述质疑以后，一直在思考的。这里可以向大家报告，也可以说做一个广告，我最近和贵州安顺（我在那里生活了18年）的朋友共同完成一个大的学术工程：安顺地方史《安顺城记》。安顺地区是一个多民族的聚集地，也有很多苗族。我编这套150万字的《安顺城记》，就是尝试把少数民族文化作为全书的一个重点，在传承少数民族文化和地方文化上做一点工作，也算是聊尽一点责任吧。

陈平原：我想补充的是，前几年我写好几篇文章谈少数民族文学问题，有兴趣的话，你看一下两年前《读书》杂志上我的《编一本少数民族文学读本，如何？》。其实，把你的问题再往前推，谈少数民族问题，不仅是就业，也不仅是文化，不仅是文学史，也包含整个意识形态，它会碰到很多有形无形的障碍，比如，西南的问题好说，西北的问题难说，西北的问题中，内蒙好说，新疆难说。有好多具体的问题，很棘手，你必须谈到，无法回避，但怎么说，分寸感很重要。只是在书斋里，你不知道最敏感的地方在哪里，政策红线在哪里，哪些地方是不能逾越的。学院里面很容易想当然，可你想介入，到底该采取什么立场，我做了不少尝试，但效果不理想。

钱理群：我推荐我编的书《贵州读本》，那里对苗族文化有很有趣的表述，贵州教育出版社出的。

徐鹏远：还有很多朋友举手，时间所限不能一一满足大家，我相信以三位老师今天下午两个半小时的很大体量的演讲，他们未来还会有很多次机会跟大家交流。今天我有两个特别大的收获，一个收获是无论人的年岁到了多大时候，只要老哥们儿相聚都会变成老小孩，还有一个特别大的收获来自于陈老师的解答，他说大散文是端着的，我终于明白大散文为什么要叫苦旅了。

希望大家继续关注凤凰网文化风沙龙和领读文化，当然所有活动最终目的不是让大家只是乐于参与活动，而是落实到读书。谢谢各位。